何步正

戴天,中華民國僑生☆何步正 | 詩人戴天病逝多倫多 追尋文化自由與無限創意☆丁果

戴天,中華民國僑生

何步正

2021/5/24

一九六三年某一天早上,香港九龍彌敦道666號五樓,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有一個例行的講座,這次開講的題目是詩詞欣賞。我那時候是中學生,是該學術組的組員 。

這次開講的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平頭、瘦削、紮實。這年輕人講詩詞欣賞。

開講了,他自我介紹,剛自台灣軍訓完畢,講了一些在台灣軍訓和讀書的趣事。他講詩詞欣賞的內容我都忘記了,但他推介去台灣上大學的事,費用不高,讀書風氣好,社會穩定平和,我是牢記在心。

這年輕人說,他叫戴天,在毛里求斯長大,去台灣唸書,今天應中國學生週報社長胡菊人之邀,來這裡和大家認識。會後,很多同學向他打聽台灣升學的細節,我聼過了上心,決定去台灣升學。

香港的英文書院是五年制,中文學校是六年制。我唸的蘇浙公學是英文書院五年制,畢業後轉輔人書院,讀六年級,專心去考台灣的大學。

一九六五,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是戴天的後期校友。

胡菊人和戴天年紀相若,都是我的前輩。我還是中學生,是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組員的時侯,胡菊人是社長。星期天,我通常早到,全社無人,胡菊人教我下圍棋。圍棋初階我是胡菊人的學生。日後六十多年,和胡菊人和戴天都保持著經常的來往。

在台大唸書的時期,我主編早期的大學雜誌。鄭樹森主編文學部份,經鄭的引荐,偶有和白先勇、戴天、尉天聰見面招呼,和戴天談起他來香港開講的往事,才知道,這世界,有時候,很細。

及後,我主編萬年青叢書和常春滕文庫,和白先敬的晨鐘出版社,是當時一九七〇年代,自由中國、文星先後關門之後,夠膽出書的兩個毛頭小子。和白先敬聯合登出書廣告,開書城,很多人都為我倆抹一把汗,真夠膽。也正因此,和戴天等文人見面多了一些。

一九七二,我返回香港,入明報,主編經濟版。胡菊人是明報月刊總編,在同一層樓辦公,戴天是明報和明月的經常作者,因此,和胡和戴天見面的機會稍多了些。後來加入高信彊,有台灣來的朋友,都大致上會敍在一起。熟了,就沒有所謂前輩後輩了。

及後,戴天去了加拿大,住多倫多。我香港美國兩邊跑的時候,都特意在多倫多停留一二天,比較不那麼勞累,又可以見一些老朋友。政大梁換釗是多倫多新聞界老手,每次都是梁開車,我倆一起去接戴天出來吃飯,戴天喜歡喝白酒,我不喝酒,用茶作陪,他和梁倒是喝得愈喝愈大聲公。戴天談興一向話題多多,上天下地,是西遊老手,是一個容易相處,可以無所不談,典故樂趣

念舊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步正呀,你要趕快找林悅恆,請他寫幾個字,他現在是名家,他的字值錢。」林悅恆也是台大,和戴同輩,是香港友聯出版社老總,殷海光的海外書信轉接,都經由林中轉,我作為香港僑生的身份,做了殷海光和林悅恆的信差,親身帶信。戴又給我胡菊人在溫哥華的電話,可惜不通,可能是錯記電話了。戴説:「步正,你要時不時和這些老友通話。」戴天就是熱心腸,念舊。

戴天是僑生,在六十、七十年代,台灣用美援資金放入僑生政策。台大靠新生南路現時大堂的地段,就是僑生十一到十五宿舍的所在地,有港澳僑生之外,還有很多來自韓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南亞地區的僑生。宿舍橫門出口,有晚上開業的大排擋。晚上,這裡是廣東話僑生的地盤。李永平和戴天的僑生歲月,就在這裡。

那段時間,同輩畢業的僑生,一直都在文教界工作的,我認識的,就有很多,如卓伯棠、孫隆基、朱國能、馮耀明、鄭樹森都在大學授課。搖筆桿寫作當編輯的如邱立本、謝悅漢、李默、甄燊港,依然默默耕作開講。獨是,李永平、戴天,都高齡告別老友。

作者為本站總編輯。 


詩人戴天病逝多倫多 追尋文化自由與無限創意 ☆來源:亞洲週刊

丁果

2021/5/17

本來以為,熬過二零二零庚子年的人,會在二零二一年苦盡甘來。但是,曾經在毛里求斯生活長大的「殿堂級文學大家」戴天(原名戴成義)沒有等來他熟悉的盛夏陽光,於五月八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八十四歲。儘管戴天一直不願意以詩人自居,自稱只是「一個寫詩的人」,但他的詩集《岣嶁山論辯》及《石頭的研究》等,一如他的戴天之名,立於天地之間,讓人欣賞,讓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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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以文學心超越意識形態對立

更令人感嘆的是,如今的世界,在人際關係上早就「分崩離析」、「黑白分明」,但戴天以他貫穿於人生的「文學之心」,成為一道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分歧的絕佳風景,在六十年代的台灣、七十、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天際線閃耀。從香港移居加拿大後,雖然沒有在亞洲那樣活躍,但他的文學氣場,照樣讓我們這些加拿大華人感受強烈。

戴天廣闊的世界

從地理上說,再也沒有人比戴天更有「世界」的背景了。在非洲東部毛里求斯長大,法文流利,到台灣大學外文系讀書,與白先勇、李歐梵等人同學,畢業後又去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並先後定居台灣、香港、溫哥華,法文、英文、中文皆造詣很深。

從文學編輯身份來講,戴天也是履歷赫赫。在台灣時,與白先勇等人組織文學團體,創辦《現代文學》,其雜誌和所刊的作品對台灣文學及世界華文文學都影響甚遠。定居香港後,戴天先後為《盤古》雜誌編輯和創辦人、《八方》文藝季刊編輯顧問、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總編輯、《讀者文摘》高級顧問、《信報月刊》總編輯等,為香港文學、財經、新聞諸領域貢獻良多。

從詩人、作家身份而言,戴天更是豐富多彩。散文集《無名集》、《渡渡這種鳥》等均膾炙人口,而為《信報》撰寫的專欄《乘遊錄》、《鑿空談》等,長達二十多年,為香港的人文精神注入了難以言喻的文化養料。

戴天不是聖人,卻是有情有義之人。因此,他在昔日受訪談到自己取「戴天」筆名的意思時,否定是「不共戴天」之意,而是取自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之意。

故人談戴天

香港文化人董橋在憶及戴天時稱,「戴先生有法國闊少派頭,十足進出希爾頓鷹巢雞尾酒會的翩翩人物」,「他的筆是健筆,酒後依然清醒」。詩人辛迪如此評論戴天:「爽朗中有婉約,豪放中有沉思,談笑中有微言大義。」顯然,戴天不是那種「憤怒出詩人」類型的詩人,而他幫助張愛玲出版散文《張看》後,他與張愛玲的通信信件流入拍賣市場,還引發了色彩繽紛的八卦流言。

我採訪與戴天同為文學報刊雜誌大師級編輯、在溫哥華定居的瘂弦,他在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香港客座期間與戴天交集互動,關係很好。他對戴天過世感到悲哀,覺得疫情下的時代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些重要的人一走,也帶走了昔日的輝煌。瘂弦直稱「戴天是香港的一個文化奇蹟」,「是從文學到文化的通人」。瘂弦認為,戴天學問掛帥、文字精湛、人緣極佳,是香港最重要的文學風景之一。

瘂弦在香港當客座的時候,就是頂著戴天的大名,在文學界、編輯界、新聞界路路皆通。戴天移居多倫多後雖然走動大減,但戴天凡到溫哥華或者回香港、大陸途經溫哥華,都要約瘂弦小酌深談,回憶過往。

瘂弦最後說,蓋棺論定,戴天一生精采多姿,對得起他所處的這個時代,也對得起與他交往的朋友故舊。

我自己覺得,戴天去世,最感悲痛的應該是他的摯友、香港資深媒體文化人胡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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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天(後左一)與白先勇(前右二)陳若曦(前左一)李歐梵(後中)等

被瘂弦戲稱為在溫哥華「韜光養晦」的胡菊人,一直深居簡出。幾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嚴家炎夫婦回京之際,邀宴胡菊人夫婦、瘂弦為他們餞行,之後就沒有再碰面。我去信胡菊人夫人劉美美女士,請胡菊人就戴天去世講一些話。美美女士稍後就傳來:菊人說,老友過世,十分惋惜和思念。短短十幾個字,我可以讀出胡菊人的心頭之痛。回看六十年代末,戴天叼著煙斗,與胡菊人、胡金銓、高信疆等一幫朋友吃飯、喝酒、聊天的老照片,個個風華正茂、意氣風發,激揚文字,指點江山,令人感慨。台灣和香港最好的文學時代,正在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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