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風美雨

歐風美雨

我那消失在朝鮮的親人 (上) ☆來源:小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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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9

2014年,舅舅和舅媽去朝鮮旅遊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來極度營養不良的朝鮮人,也親自經歷了酒店的限水限電。“那時候我回來就和你舅媽說,姑姑要再來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給她湊上,”他說。“沒有親身去看過,沒法切身體會到朝鮮老百姓到底有多窮。” 

本文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9月8日。作者VANESSA PIAO,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一年級學生。


十二歲那年,我記事以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姥爺家見到了這個皮膚蠟黃、雙眼奇大、矮小佝僂、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與姥爺、姥姥說著我聽不懂的朝鮮話,偶爾瞪著大眼睛看著我笑笑,而我則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紀,怎麼還頭髮烏黑。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撞見她把頭上的假髮拿下來梳理,嚇了一跳。我與她因為語言隔閡,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後每次想起她,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面——她的頭頂,只剩下幾縷白髮緊貼在頭皮上,襯得她乾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見我看見她,立刻把假髮戴了回去。 

她是權南順(Kwon Nam-soon),姥爺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後一次見到她,是2003年年底,於北京。她走時在假髮裡藏了近1000美元,還帶著100支青黴素,兩個裝滿了二鍋頭的塑膠桶,兩條煙,上百條絲巾,成捆的絲襪,整盒整盒的口紅、粉底及不計其數的衣物、皮包、皮鞋,穿著姥爺家送給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她的家,在朝鮮。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無,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順和姥爺這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朝鮮族兄妹,本在青春歲月時被捲入了同一個歷史漩渦,卻因為不同的選擇,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後半生的數十載中,他們分居朝中,她從一介平民“榮升”特權階層,他從軍中新星到被打倒為“反革命”,隨後,他們又被各自的命運帶向了另一段滄海桑田。兄妹分別至姥爺去世的半世紀裡,他們六次團聚,卻從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漸行漸遠。姥爺和南順,儼然成了中朝各自發展和關係走向的一個縮影。 

而我則在長大後才逐漸從家人處得知,在我眼裡形容枯槁、平凡無奇的南順,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經歷,且待遇優渥。家人一直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是朝鮮的一對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傳奇的真相,連同她與她的家人失蹤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斷疊加的歲月和越發封閉的朝鮮遮蓋得愈加撲朔迷離,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夠拼湊出來的回憶,以及我們通過反復思忖這些記憶所得出的猜測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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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姥爺、南順與曾外祖母1956年于哈爾濱合影留念。曾外祖母不久即去世了。 

命運流轉

姥爺的家族祖上是“兩班”,即古朝鮮時代的貴族階層。二十世紀初,姥爺的祖父和幾個兄弟被中國東北富饒廣闊的土地吸引,一起離開了朝鮮半島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來到黑龍江省中部綏化的綏棱縣定居,以種地為生。 

姥爺名叫權伍載,1929年生人,上面有兩個姐姐,後來都早在1940年代時便嫁回了現今的韓國。姥爺4歲時,他的父親被土匪綁架勒索錢財,熬了數月才被釋放,出來後很快便去世了。當時還未出生的妹妹南順,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遺腹子,于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獨自養育了四個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後,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爾濱市郊,在那裡經營一家家庭旅館維持生計。姥爺到了上學的年紀,因家裡困難,便被送回了綏化投奔親戚,在那裡上學。南順則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邊,在那裡讀書。 

姥姥回憶,姥爺曾說他和妹妹從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爺內向沉默,南順則外向潑辣。 

姥爺中學畢業,於1948年參加了解放軍,隨後主要負責基層宣傳工作。 

南順中學肄業,從學校出來後,她與一位中學時曾教過她的老師重建了聯繫,並互生好感。這位家裡是從北朝鮮移民到中國的老師,最後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萬(Kim Dae-man)。他的具體年紀,家人記不清了,只大概記得比姥爺年長幾歲。 

1950年6月,朝鮮戰爭正式爆發。同年10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姥爺作為第一批入朝志願軍中的一員,當月便開赴朝鮮。姥爺在朝期間是朝鮮族上將趙南起的老部下,先後任計畫運輸科助理員、參謀,負責火車調度等後勤事宜,也因會說朝語,負責一些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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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大萬1955年於朝鮮。照片中,他身著朝鮮人民軍軍裝;右:本文作者的姥爺權伍載(右三)和志願軍戰友在朝鮮。具體時間、地點不詳。姥爺手中,是他從朝鮮老鄉家購買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時,姥爺在一次回東北探親期間,經戰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元遼寧撫順的朝鮮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並確定了戀愛關係。 

姥姥說,姥爺曾提到過南順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戰爭正式開始前就已身在朝鮮,且雖是以解放軍身份入朝,但最終變成了朝鮮人民軍編制。對於金大萬的教書、參軍經歷,家人瞭解不多。但據史料,我們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戰爭一觸即發、人手緊缺之際,向毛澤東索要的三個東北“朝鮮師”中的一員。這三個師全部由朝鮮族士兵組成,分別於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隨後收入人民軍編制。 

家人回憶,姥爺曾提到金大萬打仗時是偵察兵,專門負責“抓舌頭”,即到三八線以南抓韓國士兵來套取情報。戰後他在人民軍中的職位不詳。 

南順則成為了一名小學老師,在哈爾濱市郊教書,並照顧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順未和姥爺商量,便變賣了家裡的房產和全部家當,只留了一套銅碗隨身帶著,隻身乘火車前往朝鮮,去找金大萬。 

甫入朝鮮,南順身上的錢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銅碗。她就這樣帶著一套銅碗找到了金大萬,與他結為夫婦。隨後,她也聯繫上了姥爺。 

家人回憶,姥爺曾說過,最後一批志願軍即將撤軍之際,曾有人民軍領導多次動員他留在朝鮮援建,並許諾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斷然拒絕。家人說,姥爺對人民軍,很是“看不上”。姥爺覺得人民軍組織紀律極差,人的素質更差——姥爺曾對家人講過,那時候志願軍和人民軍聚會,按朝鮮人的習慣在進屋前把鞋脫在門口,而人民軍每次都編個理由先走,為的就是把志願軍的好鞋穿走,把他們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爺也考慮到當時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約,已經去照相館照過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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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作者家人據曾外祖母1956年6月去世推算,這應該是南順初到朝鮮時,與作者姥爺的合照。右: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8年回國後,與撫順姑娘朴明淑結婚,即作者的姥姥。 

姥爺曾告訴家人,他在離開朝鮮之前,曾去找過一次南順和妹夫。他們夫婦一直居住在金大萬戰後定居的沙裡院(Sariwon)市。沙裡院是朝鮮黃海北道首府,位於平壤以南65公里處,也被稱為平壤的衛星城,是黃海北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至於金大萬起初定居於此的原因,家人並不清楚。 

姥爺曾說,他當時力勸他們不要留在朝鮮,跟著志願軍部隊回中國。但南順和妹夫拒絕了,因為金大萬認為留在朝鮮,仕途更有發展。姥姥還記得,當時姥爺極其不贊同妹夫與妹妹的決定,認為他們留在朝鮮,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條鴨綠江,隔開了這對兄妹之後的榮譽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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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姥爺權伍載1957年於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後,他隨最後一批歸國志願軍返回中國 

1958年10月,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後,姥爺所在的部隊被派往大連待業,姥爺則先到姥姥的老家撫順,和她結婚。時恰值北京軍事博物館籌建,姥爺隨後被派往那裡就職。當年冬天,便攜妻抵京。當時身為全志願軍最年輕上尉的姥爺,成為了軍事博物館抗美援朝館的一名助理員,前途大好。 

此時至60年代初,姥爺未能聯繫上南順。據家人回憶,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爺曾去朝鮮大使館打聽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鮮在中蘇關係惡化後,由起先傾向中國轉向了傾向蘇聯,導致中朝關係緊張。文革初期,朝鮮報刊一系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隨後,憤怒的紅W兵以一張稱金日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大字報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爺從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車就突然被抓了起來,被指責是“保皇派”、“反革命”,隨後被關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爺被批鬥的“錯誤”之一,就是他曾試圖聯繫朝鮮親戚,勾結“朝修”。 

姥爺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復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組織上拖了幾年未給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暫回到軍事博物館複職後又讓他轉業,姥爺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數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隨後辦了離休。 

姥爺的三個子女,均出生於60年代的媽媽、小姨和舅舅,在culture revolution的陰影下磕磕絆絆地長大,也從未學過朝語。他們在童年時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爺在朝鮮還有個妹妹,但對她和金大萬一無所知。而南順和金大萬60至70年代上半葉的經歷,我們至今所知甚少。他們大多只和姥爺用朝鮮語交談,他們點到即止,姥爺在culture revolution後,則對幾乎一切政治話題三緘其口。 

北京現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當時在讀小學的舅舅中午放學回家吃飯,照常去大院的傳達室拿報紙。剛到門口,他就看到那裡站著一個打扮非常時髦的女人。她的頭髮是燙過的,穿一件化纖掐腰的湖藍色上衣,圍著紗巾,下身著一條藏藍底黑條紋喇叭褲,腳蹬一雙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細一看,還有一顆大金牙。 

“一看就讓人覺得是歸國華僑似的。當時國內根本沒有那麼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憶說。 

那個女人,正在和傳達室問權伍載的住址。 

舅舅一聽是找爸爸,就拉她,說他帶她去找。舅舅介紹了自己,隨後才知道,這個中文已經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鮮姑姑”。 

南順的突然來訪,震驚了全家。小姨趕緊去把當時正在外辦事的姥爺找回了家。 

分別廿載,兄妹團聚。姥爺和南順一見到彼此,便喜極而泣,緊緊相擁。 

“姥爺激動得嘴唇都發抖,”媽媽說。 

南順還帶來了一個讓家人吃驚的消息:她竟是從澳門來,短暫路過北京,順便來看一看姥爺,一會兒還要回到朝鮮大使館去。她說,她是通過官方關係打聽到了姥爺被分配到了軍事博物館,然後找來的。南順只說她與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門,至於他們在朝鮮和澳門的具體工作,她並未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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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姥爺權伍載的妹妹權南順70年代在澳門。生於中國、朝鮮戰爭後隨夫定居朝鮮的她,曾有一段在澳門工作的神秘經歷。  

比起姑姑為何從朝鮮跑到了澳門,更讓媽媽、小姨和舅舅三個孩子好奇、激動的,是姑姑帶來的高級禮物。 

“姑姑一進門,就先把兜裡帶的五塊表掏出來了。她也沒帶包,全是從衣服兜裡掏出來的。一塊一塊都是用眼鏡布包的,用皮筋綁著,”小姨回憶說。 

三個孩子打開一看,全是瑞士高級手錶。 

姥爺的是一塊梅花(Titoni)全自動機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塊梅花全自動機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塊精工(Seiko)全鋼全自動手錶,媽媽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塊瑞士的漆皮錶帶手錶。“我們都不認識那是什麼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說(後來媽媽和小姨的兩塊表因為那時家裡缺錢,次年被姥姥賣了,媽媽和小姨到現在都很傷心)。媽媽說,那時候大部分人都沒怎麼見過瑞士手錶,所以能戴上一塊是一件很讓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時時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來。 

南順還帶了一塊那個年代在北京根本沒見過的力士(Lux)香皂。“那個香啊,特好聞,”小姨說。接著,南順又把脖子上的紗巾解了下來,也留下了。 

戰後,朝鮮工業化進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時,朝鮮經濟明顯好於中國,朝鮮的生活,讓當時的中國人十分豔羨。 

南順那次只匆匆呆了一個下午,簡單告訴了姥爺她家裡的基本情況。她說,她與金大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這段時間裡生了三女兩子,她和丈夫在澳門期間,她的孩子們都被允許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凡需出門,也有專車接送。這所軍事化管理的學院,只有對國家有傑出貢獻、擁有特殊榮譽人士的子女才有資格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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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順夫婦與大女兒、二女兒60年代于朝鮮。60年代時,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爺權伍載未能聯繫上他們,照片為此後隨信收到。之後南順和金大萬對那一時期的工作也從未談及。 

南順離開時說要去北海,朝鮮使館的車一會兒會在那裡接她。媽媽和小姨放學後,正好送南順到附近的21路車站。媽媽說,她們至今都記得,“路上姑姑跟我們說,她去澳門之前在朝鮮培訓,什麼坦克、飛機,給她什麼她都能開。她還學過格鬥。她說她一個人打四個小夥子沒問題。然而南順依舊未向兩個侄女提及,她接受這些訓練,是準備做何工作。 

軍事博物館站是21路的終點站,等車的人很多。輪到南順要上車時,車門突然關了。“結果她啪地一抓車門,刺溜一下一轉身兒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們都驚了,”媽媽說。 

過了幾個月,姥爺陸續收到了南順的兩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廣州白雲賓館。信裡說,她的丈夫金大萬患病,在白雲賓館養病。隨信還寄來了一些他們夫婦在澳門的照片,和他們及子女在朝鮮的照片。 

媽媽、小姨和舅舅說,南順那時寄來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著制服,看起來英姿颯爽。有些照片還是他們在遊樂場玩的場景。“當時羡慕得不得了,覺得他們生活得特高級,”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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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順70年代末寄來的照片裡,她和小女兒在平壤的遊樂場裡遊玩。在南順和金大萬駐澳門的鼎盛時期裡,他們和在平壤讀書的子女都過著優渥的生活。作者的媽媽、小姨和舅舅看到這張照片後,羡慕不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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