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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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70年代:王曉波、我的青年時期 ☆來源: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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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26

這篇文章,劉先生從認識王曉波談起七十年代他遇見的文人與思想家,以及王曉波先生年輕時的事蹟,更讓我們從劉先生與王先生交往的青春記事,看到七十年代的時局變化,以及當時對社會不滿、有志於社會的青年們如何在當時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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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今年五月依法解散,是政府推動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主要單位。然而,台灣主流的轉型正義歷史認識,始終難以面對與承認的一個歷史是,曾經有一群政治犯是受到中國革命所感召,懷抱著認同紅色祖國的情感,依此展開具有工人階級意識的組織實踐。這群老前輩的精神與實踐,也影響了一代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如何在出獄及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承繼這樣的精神,在工人運動及兩岸分斷問題上持續努力?

作者劉國基,台中人。祖父白手起家、勤勞經營,蓋起「彭城堂」。父親於日據時代出生,小學公學校畢業後,曾做過書局學徒、郵差、修車廠學徒、卡車司機,最後考進日本警察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台中刑務所當教化部長。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負責押送台灣囚犯至海南島勞役報國,直至光復翌年末才得返鄉,與泉州系移民後代的母親相識並結合 。

劉國基出生於1953年,高中時代因主編「台中一中校刊社」結識了大量文友,透過「美國新聞處」及舊書攤瀏覽了大量「禁書」、新聞雜誌,因此結識書友王曉波等人,後因涉案「戴華光案」遭逮捕關押,入獄九年八個月,出獄後即任夏潮聯誼會主任秘書,籌組中國統一聯盟,來年任中國統一聯盟首任祕書長。1992年考進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後在《遠見》雜誌任高級編輯,1995年獲金鼎獎最佳雜誌報道獎,199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班 ,獲博士學位後,長居大陸工作,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等職務,近期因健康原因返台。

劉國基首次親述歷史,回憶光復之際的父親母親、七〇年代的風雨飄搖以及他眼見火燒島上的白色恐怖。新國際將陸續刊登作者文章,邀您共同經歷屬於這片土地的台灣記憶。


王曉波是我1972年9月上大學到台北來居住後就認識的。介紹我們認識的人,江湖外號「丁二爺」,本名丁載臣,一個安徽籍的退伍軍人作家,筆名丁穎。他的散文寫的不錯,有很多少女粉絲痴迷,王曉波譏笑他是「男瓊瑤」。他是安徽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據說讀大學時不好好念書,一天到晚泡在茶館裡讀紅樓夢。是個性情中人。

丁穎出版有詩集《第五季的水仙》,散文集有《南窗小扎》、《西窗獨白》、《北窗雁語》等。王曉波的老婆宋元,台大中文系才女,畢業後任北一女國文老師,經常挖苦丁二爺說:「你的散文集就差一本《東窗事發》可湊齊東西南北了。」

王曉波在台灣大學念哲學系的時候,暑假回台中探親。他家住在北屯圓環附近,經常騎著一輛破腳踏車進城四處亂逛。有一天傍晚在台中公園路看有人擺書攤,就停車下去瀏覽瀏覽。

丁二爺在國軍中幹到上尉軍銜,升不上去了,剛申請退伍自謀生路。他就拿了退休金頂讓了這個舊書攤。賣舊書賺不了什麼錢,偶爾也偷賣「小本的」(黃色小說)利潤比較高。

看見王曉波這年輕人過來逛書攤,肯定是在找小本的。丁二爺走過去兜售,問要不要精彩的小本的,有彩色的。那個年代小本的還是黑白印刷居多。

王曉波不屑地回答,買什麼小本的,我自己都能寫。於是他們開始攀談,開始交上朋友,互相往來。王曉波的台大同學,像李敖、王尚義、劉福增跟陳鼓應等,丁二爺也都認識交往。後來李敖被國民黨抓去坐牢了,丁二爺在台中還經常接濟他母親和女兒小文她們。丁二爺這個人還是不錯的,有人情味、講江湖義氣。

高中我在台中一中念書,寄宿在一位老師出租的房子。下課後也喜歡外出走路到處亂看。有個週末傍晚在台中公園正門對面,看到有個新出現的書攤,就過去淘淘看有沒有好書。這個書攤的老闆也是退伍軍人,本名張恍,湖南長沙人,結識之後才知道他也是軍中作家詩人,筆名「彩羽」,是《創世紀詩刊社》的成員,出版過詩集《上升的風景》。他可不是向我兜售黃色小說結識的,而是看我淘購的書籍很有水平,繼續向我推薦同類好書,我也立刻感覺「這個老頭不一般」, 於是經常過去陪他坐著小板凳、一起擺書攤。

當時我是台中一中校刊的總編輯,參加過許多文藝活動,認識許多台灣中部文學界的作家與畫家。彩羽的出現,更是如魚得水,無話不說。他在長沙已經讀過高中,練過武術,古文造詣很高,對30年代以降的左翼文學作家很熟悉。當年愛國熱情,參加青年軍。跟隨國軍來台後,駐守馬祖北竿島,是炮兵上尉。

彩羽馬上變成跟我是一起喝酒的忘年之交。像老大哥一樣照顧我。我經常帶著高粱酒去他租賃的陋巷小屋,他就簡單炒兩個小菜,我們就開喝,聽他講大江南北軍旅生涯,以及他讀過的蘇聯小說。有一次我跟父親吵架離家出走,他養了我快一個月。其實他經濟也不寬裕,有時候,他蒸好飯,沒菜,就抓起一把青辣椒剁碎,用鹽巴搓搓去水,加上醬油香油。這樣我也能吃上三碗飯。

我更喜歡他有機會就帶著我到台北結識他創世紀詩社的詩人朋友,像洛夫、瘂弦、張默、管管、辛郁等等。也帶我去過小說家司馬中原跟朱西寧等處。有時候我們還會去武昌街,明星咖啡館前面小書攤,跟詩人周夢蝶聊天。

一般,他出去搜購舊書時,偶爾會遇到好書,大陸出版的左翼作家的書,像魯迅、茅盾、巴金、丁玲等,詩人艾青、戴望舒、郭沫若等,還有許多國民黨在台灣禁止的左翼理論書籍,圖書館已經滅絕了,但收破爛時能夠碰上。他內行,會留下了給我。同時,台灣各種詩刊跟詩集,只要他有的,我就拿來隨便看。像《創世紀》、《藍星》、《大地》、《水星》以及《笠》等詩刊,他們的詩人詩作我都不陌生。

高中階段我跟校刊另位總編輯陳信元以及方湧、陳朝樂同學等人,曾經串聯台中二中校刊主編陳進興(筆名「凱洛」)和美編陳永豐等人、以及台中女中校刊主編沈妙娟、宜寧中學校刊主編劉曉華和台中商專校刊主編高秀逸等等一起創辦《青靈》月刊,靠拉廣告收入維持。方湧不知什麼原因,從台北建國中學轉學過來,他見過大世面,是個謀略家,能夠無中生有,創造條件。我們沒有學校資助,就能跨校合作,創辦這份報紙。必須說明,台中一中的招牌還是很好用的,我們的刊物,台中的眼鏡行、文具行、補習班這類學生服務業還是很願意登廣告的。凱洛介紹我認識笠詩社的詩人傅敏(李敏勇,後來獨派台灣筆會秘書長),他膾炙人口的名詩《手絹》我還能朗朗上口背誦。隱隱約約間我感覺笠詩社某些詩人政治立場上除了「本土派」,可能還有些親日情節。傅敏的妹妹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傅敏還專門打電話拜託我關照關照。此外,凱洛還跟我說,中原大學有個詩社叫「盤古詩社」,好像發生政治問題,學生被警備總部抓走了。我似乎已經意識到台灣校園內某種不安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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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丁二爺認識也是彩羽介紹的。我們一起喝過幾次酒。後來丁二爺套了一些錢,去搞「藍燈出版社」,我暑假就去他書店打工。當時有個文化混混小蔡,拜託丁二爺借給他的出版社名義印行了一本《靈鬼神話》,把盧勝彥的幾本暢銷書狠狠批鬥一番。

盧勝彥是國軍聯勤測量學校大地系畢業的,瘦瘦黑黑的 ,我也見過。散文寫的很柔軟,有靈氣,出版過《風中葉飛》一書,再版了兩三次。他剛結婚不久,當兵待遇不高,小夫妻倆生活不太容易。據說有一次他百無聊賴,跑到花蓮去玩,走進一間廟宇,是供奉道教「瑤池金母」的。突然裡面跑出一位老婦人,熱情地拉住他的雙手,顫顫抖抖地說:「蓮生,蓮生,你終於來了,我已經等了你二十年了。」

據說盧勝彥就在瑤池金母廟跟隨那女住持修道閉關,過了半年,開了天眼,有了神通。已經能夠算命、看風水、驅鬼召神跟傳法佈道等等。他的散文本來就有靈性,加上開悟後的神鬼靈異昇華,陸續出版了七八本談玄論命說鬼論風水的暢銷書,每本都能再版二、三十次。名氣大了,找他算命看風水的人排隊要等兩三個月,而且一個紅包至少需要兩三萬元。

現在他找上門來算賬。丁二爺本來跟他也認識,都是散文作家嗎。於是陪著笑臉,說:「小蔡窮的混不下去了,蹭著你的熱度,偷借我出版社名義,印了一本書賺幾塊錢討生活,我都不計較了,你也就別計較了。」沒想到,盧勝彥不依不饒,非要討個說法不可。

丁二爺只好打電話把小蔡找來。沒料到,兩人一見面又吵成一團,那真是「滿天神佛級別」的吵架。盧勝彥說,我一發功一作法,你就會被天打雷劈。小蔡說,我一念咒一催符,你就會立馬橫屍街頭……聽說,小蔡也上過山學過道,平常也神神幽幽的。兩個神仙打架,究竟勝負如何,我們凡人看不懂。只知道,吵也吵過了,罵也罵完了,他們各自回家。此事不了了之。

不過,當時盧勝彥的社會影響力的確非常厲害(連我高中時代的女友、台中女中校刊主編沈妙娟,大才女,都對他崇拜的五體投地!這點讓我特別生氣。),台灣本土政客們都想獲得盧大師的加持,紛紛跑來拜師執弟子禮。(就像謝長廷拜宋七力、陳水扁拜混元禪師一樣!其實台灣從最小的地方宮廟,到最大的佛教那三座大山頭,佛光山、中台山、法鼓山都是不同級別政治人物的靠山支柱,選舉一到,香火鼎盛。連信奉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李登輝都要過去燒香拜拜。)「盧勝彥崇拜現象」最後驚動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高階國安幹部「友情勸說」,擔心盧勝彥搞什麼政治活動,影響黨國安定。在連串施壓逼迫之下他終於移居美國。

沒想到經過幾年之後,美國中西部華僑界風靡狂信「蓮生活佛」,盧勝彥蓋廟、開壇、說法、灌頂,赫然已經是藏傳佛教的「活佛」了,他老婆就是「佛母」。夫婦倆披金戴銀、珠光寶氣,信徒好幾十萬。「佛母」出現時,十個手指頭都帶上戒指,有鑽石的、翡翠的、祖母綠和紅寶石的,晶瑩璀璨,豐盛爆滿。(這點比起李登輝的老婆曾文惠的出場亮相,一點也不遜色。)他們的兒子則開著百萬級名牌豪華跑車,招搖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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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毛鑄倫,他舅舅也是憲兵高官。這位舅舅說,1940年代,為了避免中共隱蔽戰線工作者的滲透,蔣介石的憲兵司令谷正倫特別回到他們故鄉貴州的苗寨去挑選16到18歲的苗族青年,完全沒有被紅色思想污染過的苗子,在山谷中的秘密基地培訓,成為保護蔣介石安全的憲兵「鐵衛營」。王曉波的父親王建文就是鐵衛營的營長。據說治軍極嚴,也會拳打腳踢,打罵犯了錯誤的小兵。

就是這樣一位憲兵鐵衛營的鐵血營長,最後居然因為老婆是「匪諜」的關係,被憲兵家法判決七年有期徒刑。(算是還認「自己人」,手下留情,沒有槍斃。)據說蔣介石有過訓令,丈夫若是共產黨,老婆不知道,沒事。因為中國男人很少跟老婆講外面的事。老婆若是共產黨,丈夫不知道,槍斃:「天天抱在一起睡覺,你不知道她是共產黨?」

王建文營長保護「主子」蔣介石在1949年秋天先到澎湖再到左營,當時台灣已經被陳誠全面控制,老蔣生性狐疑,怕有不測,要來台灣也不敢直飛台北,先到澎湖跟高雄看看風向。

當時王曉波的母親還帶著未滿四歲的王曉波留在上海等候丈夫的赴台召喚。不過上海已經解放,要上船出海必須有特殊批文。根據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賈亦斌私底下告訴我,當時中共對台部正在尋找合適的人赴台工作,有一天,王曉波的母親抱著兒子來見他,說她可以勝任,願意前往。

至於章麗曼同志,王曉波的母親,究竟是否原先就是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員,奉命去嫁給蔣介石的鐵衛營營長,或者是,她為了帶兒子赴台依親,想獲得「赴台特批許可證」而決定答應總參二部的任務呢?我們並不清楚。記得1988年王曉波到北京訪問,賈亦斌跟這個「故人之子」抱頭痛哭,特別疼惜老部下的孩子。但是,當王曉波詢問有關他母親的赴台細節、任務細節、組織細節,賈老牙關緊閉,只字不提——不說就是不說。

到今天,中共在北京西山建立了為在台灣犧牲的隱蔽戰線同志的紀念碑,章麗曼名字赫然在列,但是具體情況還是無從知悉。不過,1990年中共中央黨台辦跟國台辦主任楊斯德將軍曾在北京飯店某辦公室給王曉波頒發他母親章麗曼的「烈士證書」,還有迅速落實王曉波的姥姥,章麗曼的母親返回老家南昌定居的事宜。看來,章麗曼不是臨時徵用的派遣人員,而是久經考驗的隱蔽戰線工作同志。這個從她被逮捕,被刑求逼供,拒不招供,偷偷吞金自殺,寧死不屈的慘烈表現,一般沒有堅定信仰的「臨時工」是無法辦到的。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王曉波的母親在台灣被國民黨槍斃了,是個烈士。但是她留在大陸的大哥他們全家卻因為「台灣關係」,在文革期間被數次整個半死不活,被視為「准國特」的命運。歷史的諷刺,大抵如此。1988年王曉波在北京會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兼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時,說到自己家族的這段悲慘遭遇。閻明復說,文革期間他跟他父親閻寶航兩個人被關在同一座監獄、同一棟大樓、同一層押房的不同房間,連續關了七年,父子竟不相知。閻寶航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隱蔽戰線鬥士,跟張學良、宋美齡交情都很深……據說1941年初他就從德國駐重慶大使館秘密得知希特勒即將進攻蘇聯,將此絕密情報經過延安通知史達林,可惜後者並不相信。

閻明復跟王曉波惺惺相惜,互相交心,頗有默契。1989年夏天六四事件過後,閻明復奉命「住院修養」,我跟王曉波拜會統戰部時提出會見閻明復的請求。三局局長耿文卿說不方便。王曉波發飆說到:「閻明復要是生病了,我們就去探病。閻明復要是坐牢了,我們就去探監。」搞得場面非常尷尬。後來統戰部部長萬紹芬特別批准我們可以去閻明復家裡探視。我們的車子到達閻家巷口時才瞥見閻明復剛從前面一輛車子下來走進家門。我們見面談了不到20分鐘,就有一位老工友過來督促,說老閻身體不好,需要快點休息。閻明復口氣堅定地回答說,我的身體很好,沒有問題。結果這次見面持續了快兩個小時,到了晚飯時間了,才告結束。離開時,那老工友要我們保密,不可洩漏閻明復會見台灣友人任何消息。第二天,香港報紙刊出閻明復會見台灣客人新聞,王曉波非常生氣,一口咬定是「你大嘴巴,說出去的!」我發誓沒有,他開始過濾自己的問題,赫然發覺,竟然是他洩密。因為王曉波回賓館後曾經打電話給台灣籍的人大常委黃順興,告知跟閻明復見面過程。黃順興也是閻明復的好朋友,就把消息故意放給香港的記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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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波經常說,他陪父親回去貴州銅仁探親時,父親眼見故鄉的進步,大嘆「脫胎換骨!脫胎換骨!」馬上又痛哭流涕說:「中國的確是站起來了。可是為什麼只有我們家族要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

王曉波的母親是自殺被急救回來再判決執行槍決。父親「知情不報、隱匿匪諜」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真的是家破人亡。母親留下還在讀初中的王曉波跟一個讀小學的妹妹,另個最小的小妹則被章麗曼抱進監牢,在母親被槍斃後才托人抱回家交給姥姥照顧。王建文有個勤務兵,也是貴州苗寨老鄉,非常忠心。在老長官坐牢後,經常拿可憐的薪水接濟王曉波家人,也常過來看看王家有事就幫幫忙。

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社會,一個「匪諜」的家屬是被歧視的,被劃清界限的。王曉波的姥姥,一個南昌老太婆,普通話都不會講,帶著過世女兒的三個孤兒,舉步維艱。每天到菜市場撿拾破爛的菜葉子,農田收割後也在土地上撿拾遺漏的稻穗。就這樣含辛茹苦把王曉波他們兄妹拉拔長大。

而正處在青春叛逆期的王曉波,血氣方剛,經常跟嘲笑歧視他的同學打架。這種環境之下越走越遠,無法好好念書,變成黑社會幫派份子也是不歸路。王曉波曾經跟「小寶」,韓復渠的孫子,組織過「荷竹幫」(王曉波解釋幫派命名根據:荷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竹是「中空有節,高風亮節」。他媽的,沒見過這麼有「氣質」的「不良少年幫派」!)他自任幫主,小寶是老幺(後來當了台灣空軍F-104戰鬥機的飛行員。他開車經常飆到250公里,我們嚇得面無血色,他悠哉游哉,說,在天上,我都跑三、四百以上呢。)他們到處打架鬧事,洗劫賭場。據說荷竹幫幫主王曉波一個人提著一把日本武士刀就敢去搶劫本地角頭開設的賭場,得心應手,屢屢得手。

這種混法,高中只能考進中部很爛很爛的高中。王曉波在校內又連續打架被退學,轉學到彰化中學後又被勒令退學轉到嘉義高中,在嘉義又打架被退學,再轉學到台灣最南部的屏東高中。幾次轉學都是他爸爸的勤務兵,現在是老士官了,他每次都找到憲兵單位的老長官,求爺爺告奶奶幫忙才辦下來的。台灣高中有軍訓教官制度,一般都會賣憲兵軍官面子。

轉學到台灣最南端的屏東高中時,老士官流淚跟王曉波說,「再往南就是巴士海峽了,沒學校了,只能跳海了!求求你在這裡讀畢業吧!」

不久,王曉波的父親刑滿出獄,他老淚縱橫地跟王曉波說,我們已經家破人亡了,你老大不小了,要懂事。好好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於是王曉波痛定思痛,經過一番拼搏,王曉波通過轉學考試又轉回台中二中讀高三。雖然也是比較不好的高中(我們台中一中的學生普遍認為那是「太保學校」,不良少年讀書的地方。)但是浪子回頭金不換。王曉波衝刺大學聯考,終於考上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

空前絕後,據說台中二中校史只有王曉波一個人考上過台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王曉波在台大念書時非常拮據,也是到處借錢。(蘇慶黎就是他的債主之一!)但他非常用功,跟隨殷海光先生的思想,刻苦治學。大學畢業後考上台大哲學研究所。主攻中國思想史的法家哲學。畢業論文是《韓非與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是優秀碩士論文。畢業後擔任台大哲學系講師。卻因為「民族主義座談會」,被台灣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升將軍派到台大哲學系臥底的特務學生馮滬祥舉報,王曉波跟陳鼓應兩位「民族主義者」被解聘。

王曉波失業後在逯耀東主編的時報副刊上寫文章,沒想到警備總部的特務找到逯耀東說,以後不准王曉波寫文章。逯耀東說,人家失業了,寫點文章賺點稿費吃飯,你們高抬貴手吧!那特務回答:「你跟王曉波說,想吃飯就來跟我們下跪磕頭,否則免談。」

人,居然可以把人壓迫到這種地步!真是可惡。

陳鼓應後來被安排到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當研究員,王曉波則在胡秋原先生協助下,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任開課,而且校長成舍我先生還特別約法三章,上課不准談論「課本以外」的事情。除了殷海光教授,胡秋原應該是影響王曉波的第二個最重要人物。胡老年輕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念書,因為日本發動淞滬戰爭,憤然退學回國參加抗戰。他學問淵博,30年代在上海賣文時曾經與左聯(左翼作家聯盟)的文藝理論家們激烈辯論普列漢諾夫的文藝理論,獲得毋庸置疑的勝利。後來蔣介石聘請他去重慶當中央日報的總主筆,沒想到他寫的第一篇社論就是批判蔣介石不抗日。朋友們怕老蔣要殺他,勸他「出國考察」。於是胡老就輾轉到了莫斯科,在那裡見了鄧文儀(老蔣的秘使、政治部主任)後來回到香港又跟中共高級特工潘漢年密談,終於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陸解放後,胡老寄寓台北新店,創辦《中華雜誌》高舉民族主義大旗,一人獨撐一本雜誌30年,功不可沒。後來《海峽評論》在1991年創刊了,胡老才把中華雜誌休刊。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秘書長陳菊也是我的「兄弟」,她是蘇新的女兒蘇慶黎的閨蜜,對我也很照顧。她經常充滿同情的語氣勸我「幹嘛跟胡秋原那種老右派搞在一起?」陳菊雖然有台獨傾向,但是她自詡左派,常以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自居,要為台灣的無產階級事業奮鬥。但是陳菊不知道的是,胡秋原其實只是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托派分子,也是共產國際運動的支持者。他一直認為中共是「以共產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者」,後來大陸改革開放了,胡秋原是第一個跑去北京的立法委員,還被國民黨主席李登輝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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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這個階段台灣風雨飄搖,1970保釣運動開始、1971台灣被退出聯合國,1972尼克松上海公報、1975蔣介石過世、1979中美建交。其間每個週末我基本上都泡在王曉波家裡的閣樓喝酒,暢談國事。王曉波篤信「放膽文章拼命酒」,已經被台大開除了,還敢繼續跟朋友們辦《夏潮雜誌》,有計劃整理孫中山思想並研究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期台灣抗日作家的作品。孫中山思想在台灣叫「國父思想」,是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是王曉波拿來保護自己言論的根據。打著紅旗反紅旗,用國父思想鬥爭國民黨,可惜台灣統左陣營有些朋友們不太理解,還有老地下黨的老同志質問王曉波:「你不要忘記你媽怎麼死的!」他們甚至跑到北京打小報告說王曉波已經變節,投降了。幸好章麗曼的一些老戰友,似乎默默地在暗中保護王曉波……

我們都窮。在王曉波家裡喝酒:一碟花生米、一瓶高粱酒、一人一缸濃茶。但談興傳超濃,經常侃大山到天亮散場。美國保釣運動許多「戰報」,我在他家總能看到。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當時是華人知識圈頂級讀物,我也按期拜讀。還有陳鼓應從國關中心夾帶回來的人民日報、大陸圖書、英文期刊,加上我在輔仁大學法文系教授帶來的法文書刊,我的情報與知識非常寬廣。

有時候台北有些大報的記者過來王曉波家聊天,我在一旁聆聽。什麼兩岸關係、中美外交、保釣串聯、黨外運動等等,應有盡有。我奇怪的是,明明是王曉波發表的意見,第二天上了報紙專欄,作者名字卻是別人的。我很是打抱不平。王曉波淡定地說:「讀書人以知識影響社會,成名不必在我。」

1989年大陸發生迄今令人說不清楚的「六四事件」。6月3日晚上我在王曉波家裡一起收聽廣播有關新聞。半夜時分,蔣碧玉大姐哭著打電話進來,質問說「解放軍怎麼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我們的黨怎麼會向人民開槍?」王曉波也開始擦拭眼淚。不一會兒又聽廣播說,解放軍打的是「橡皮子彈」,旋即破涕為笑。一個晚上大家心情就像坐「過山車」一樣,甩來甩去。次日台灣媒體一面倒報道六四「真相」,主要是抄襲《美國之音》的內容。不論真相如何,總之,台灣統派處境的確十分艱難。中國統一聯盟發生左右派大分裂,右派罵左派把「統聯」搞成「左聯」,左派罵右派把「統聯」搞成「反共愛國聯盟」。當時統聯主席陳映真也束手無策,我這個秘書長幹不下去了,連房租都交不出來了。於是我遞上辭呈,去馬尼拉工作。第二年夏天我回來,跟王曉波說,咱們從頭開始吧,回到辦雜誌教育群眾的原點。於是我跟王曉波開始和楊祖珺、方守仁、福蜀濤、黃溪南、吳天財等籌備《海峽評論》雜誌社,在1991年1月正式創刊。這本雜誌一直延續了超過30年,到今天還在出刊。

王曉波篤信春秋大義,所謂「大夫無私交、亦無私怨」,主要計較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很少顧慮私個人恩怨。上文提到那個特務學生馮滬祥,雖然把王曉波、陳鼓應等人排擠離開台大教職,但後來李登輝接任蔣經國當上台灣領導人,國民黨內爆發「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李登輝的台獨路線越來越清晰,非主流派那批外省籍政客,跟李登輝的鬥爭已經超越個人權力範疇,而提升到「統獨之爭」的意識形態領域。馮滬祥他們代表國民黨內反對台獨的立場,王曉波當然支持。這個時候,當年離開台灣去到美國,又從美國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陳鼓應教授,屢次申請回台不獲批准。可是,在馮滬祥鬥爭李登輝的事情白熱化後,台灣的「國安會」突然同意陳鼓應回台。

陳鼓應一回到台北就連忙搞記者會,開始翻老賬,給「台大哲學系」事件(即「民族主義座談會」事件)平反。一時馮滬祥在媒體上被逗得很臭。我跟王曉波說,李登輝這是明顯地「放狗咬人」,讓陳鼓應回來撕逼馮滬祥。千萬不要上當。第二天,馮滬祥搞個記者會,準備反擊陳鼓應跟王曉波(其時陳鼓應的記者會王曉波本人沒有參加,也不願意支持)。這時候,我拿著《海峽評論》雜誌社主編的名片,去出席馮滬祥的記者會,進場時我先過去跟馮滬祥握手打招呼,遞上名片,說「王曉波教授讓我向你致意。我們不要上李登輝的當。」

馮滬祥何等精明,馬上就明白收到信號。於是,往下的記者會,只集中攻擊陳鼓應一人,對王曉波只字未提。這就是「不以私怨費公知」的春秋大義。

前年王曉波因病過世。我人在北京沒有回台追悼。我寫了一幅輓聯,在空中焚化給他:

上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大丈夫」;

下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乃真英雄」。

橫批:「三足鼎立」(注:三足鼎立有兩個意思:第一,「三立」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說明王曉波三者兼備,既能立德,又能立功,更能立言。第二所謂台灣「統左派」路線其實就是「二陳一王」路線,二陳指的是陳明忠跟陳映真,一王指的是王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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