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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 ☆來源: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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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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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大校長、經濟學家孫震。(本報資料照片)

潘文淵:我一生受國家教育 但沒有一天為國家服務

蔣院長宣布十項重要建設後,又指示行政院祕書長費驊研究下一階段台灣應發展的產業。費驊和他上海交通大學同學、交通部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商量後,邀請另外一位上海交大同學、美國RCA研究部主任潘文淵來台獻策。潘先生來到台灣後,由方先生陪同考察台灣工業發展的情形。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費驊邀請了經濟部長孫運璿、交通部長高玉樹、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王兆振,以及方賢齊和潘文淵,賓主共七人,在台北巿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舉行早餐會。潘先生在會中報告,他發現台灣的電子錶工廠和電子計算機工廠如雨後春筍發展。這些工廠都是進口「積體電路」(IC)在台灣裝配,而IC是所有電子產品的核心零件。他建議以電子錶為載具,從美國引進技術,在國內研製積體電路,以積體電路為基礎發展電子工業,將勞力密集的電子工業發展為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美國有很多華人專家,可以組成顧問委員會予以協助。與會的人都同意潘文淵的意見,而經濟部長孫運璿更為積極,希望潘先生返美後徵求旅美專家意見,再來台灣提出建議。

一九七四年七月,潘文淵再度來台,在圓山飯店從七月十二日到二十一日「閉關」十日,撰寫他的「積體電路計畫草案」,於二十二日送交經濟部孫部長。孫部長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召開專案會議,邀集經濟、交通兩部有關官員、學者與業界代表,經過三小時討論,於下午五時結束,孫部長做出五點結論:

(1)全力推動積體電路工業發展;

(2)請潘文淵儘快在美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協助國內發展電子工業;

(3)國內事宜由方賢齊負責聯繫接洽;

(4)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負責計畫執行;

(5)所需經費一千萬美元由孫部長負責籌措。

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發展中心,由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擔任主任,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胡定華出任副主任,負責計畫執行。胡定華畢業於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美國密蘇里大學電機工程博士。他在交大同時兼任半導體中心主任。由於當時無論康寶煌、王兆振或方賢齊都不是積體電路專家,所以胡定華以副主任成為這個計畫的實際負責人。他生於一九四三年,這年只有三十一歲。

十月二十六日孫部長在美國潘文淵府邀宴海外學人夫婦,組成「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由潘文淵擔任召集人。潘先生為協助台灣發展積體電路,避免利益衝突,自他服務的RCA提前退休,夫人亦配合辭去在紐澤西的永任教職。TAC的委員利用公餘私人時間,協助工研院技術發展工作;他們和潘先生都義務為中華民國服務,沒有一個人接受台灣的報酬。

潘文淵決定從RCA提前退休,說了一句話讓我十分感動。潘先生說:「我一生受國家教育,但沒有一天為國家服務,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工研院與RCA簽訂《積體電路技術授權合約》。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分兩批選送年輕工程師到美國RCA各地工廠接受實務訓練,第一批十九人,第二批十七人,合計三十六人,包括自美返國的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在內,都由胡定華面試選定,他們當時大致都不到三十歲。後來大都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將帥,為台灣的科技產業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我記得胡定華在工研院舉辦積體電路技術引進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會中致詞時說:「這些人現在都有了一些財富,可能到第三代也用不完,可是他們當年沒有一個人心中想到錢。」

一九七六年七月,工研院興建積體電路示範工廠,一九七七年十月落成。孫部長在落成典禮上說:「此示範工廠之完成,象徵台灣電子工業擺脫以往裝配型態,邁向技術密集型態。」示範工廠由史欽泰擔任廠長。

一九七九年四月,電子工業發展中心升格為電子工業研究所,由胡定華擔任所長。下設積體電路發展中心和電腦技術發展中心,分別由史欽泰和楊丁元擔任主任。一九七九年九月,電子所籌設聯華電子公司,移轉技術。一九八○年五月,聯華電子公司成立。這年行政院在新竹成立科學工業園區,聯電成為入駐園區的第一批公司。

一九八三年七月,電子所提出「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計畫」,提升設計與製造能力。這個計畫雖然一波三折,遲至第二年才由政府批准,但研究工作一直在進行。一九八五年八月張忠謀出任工研院院長,不久開始籌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如今台灣半導體相關公司林立,積體電路技術領先世界,逼近奈米極限,已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鎮。

台灣為什麼重要? 世界經濟沒它無法運作

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亞洲版《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封面報導主題:「台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副標題是「世界經濟沒它無法運作,這就是與中國維持和平所以重要的原因」。這篇報導開頭並說:「想要找到全球經濟的隱藏中心嗎?開車走一趟台灣的中山高速公路。由此可以到達那些連接美國的廣大市場和數位化研發中心,與中國的巨大製造中心的(台灣)公司。」這裡所指的就是台灣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這篇報導並列舉了台灣七項科技產品巿占率排名世界第一,三項產品排名世界第二。

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成功有三個重要的條件。第一,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一九七三年,經濟部孫運璿部長經過立法,將經濟部所屬的三個研究機構:聯合工業研究所、礦業研究所和金屬工業研究所,從經濟部分出,組成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解除政府機關用人和薪酬的限制,使其得有較大的自由,晉用人才,從事應用科技的研發,協助提升台灣產業的技術水準。聯合工業研究所後改為化學工業研究所,礦業研究所改為能源與資源研究所,金屬工業研究所改為機械工業研究所。

一九七四年,為配合積體電路開發,成立電子工業發展中心。第一階段積體電路研製成功,從事量產後,電子中心升格電子工業研究所。後來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成立材料工業研究所;電子所也擴大為三所,另增電腦與通信研究所與光電研究所。

第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園區是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徐賢修提出的概念,徐賢修鑑於當時美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蔚成新興產業的主流,而這些新興的產業多集中於科技教學研發有成的大學附近,如加州矽谷、麻州波士頓和北卡羅來納的三角地區,又感於台灣經濟發展終需走上科技產業的道路,所以向政府建議設立科學園區,以便利科技產業的發展。

科學工業園區於一九八○年在新竹成立,為廠商提供租金低廉的土地、完善的公共設施與各項服務、研發計畫的獎勵與補助,以及單一「政府窗口」,以排除複雜而效率低的官僚系統對投資與經營可能構成的障礙。新竹科學園區鄰近工研院與以理工著稱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可以提供研發和人才方面的支持。眾多科技廠商在園區中形成群聚效果,得享「外部經濟」的利益,使競爭力提升。園區並有雙語學校便利國外歸來員工子弟就學。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在政府的用心經營之下,堪稱世界上最具績效的科學園區。

第三,科技顧問與全國科技會議。一九七八年六月李國鼎請辭財政部長獲准,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十二月行政院成立「應用科技研發小組」,由李國鼎擔任召集人,負責協調有關部會科技發展,支援國防、民生與經濟建設;後並籌辦全國科技會議。

一國的科技研發與科技產業發展需要人才。我在這裡特別想說一下,第二次全國科技會議研訂之「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人才方案」,對台灣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的重大貢獻。台灣的教育發展配合經濟發展,循序漸進。早期重視國民教育的普及,以培養明理守紀的公民與勤勉好學的人力。一九六八年將國民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以提高人力素質,並減輕小學升中學的壓力。一九七一年重視職業教育,將一般高中和高級職業中學學生人數的比例從六比四轉變為三比七,以增加基層技術人力的供應,並減低中學升大學的壓力。至於高等教育的數量與科系,則參考經濟發展對不同教育水準與不同專業的需要決定。一九八三年「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人才方案」頒布後,開始加速大學科技領域特別是研究所階段的發展,以供應科技產業發展所需的人才。

自從一九五○年代以來,台灣有所謂「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問題。大學畢業出國深造的人數,隨著國內高等教育擴充,不斷增加。一九五○年代每年約兩、三百人,一九六○年代增加到兩、三千人,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增加到五、六千人,甚至七千餘人,很多滯留國外不歸。

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人民有選擇工作與居住環境的自由,當我們把自己的學生培育到世界水準,他們就會在國際舞台上做選擇。政府應做的是在國內創造環境,讓他們願意早日歸來,發揮自己的理想,貢獻於自己的國家。科技產業發展為台灣創造了這樣的環境,使「人才外流」轉為「人力資本回流」(human capital inflow),大幅增加台灣的「人力資本存量」(human capital stock)。

我們曾經輝煌 海外華人的祖國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中國很多愛好自由、不相信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花果飄零,寄身異域,心懷故國。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不論在經濟學方面或科技方面,都得到海外華人的幫助。

一九五○年代初期,劉大中和蔣碩傑在國際貨幣基金(IMF)服務的時候,曾以IMF專家的身分來台諮詢台灣的經濟發展,後經常來台,提供建言,成為政府最重要的海外經濟顧問;和他們一起尚有密西根州立大學的顧應昌、耶魯大學的費景漢,後並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和史丹佛大學的劉遵義,合稱六院士。劉大中和蔣碩傑一向主張自由經濟,他們是影響台灣漸進經濟自由化最重要的海外經濟學家。劉大中並於一九六八年返國擔任「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碩傑於一九八一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首任院長,一九九○年轉任董事長。他們也是台灣與國際經濟學界建立良好關係的主要橋梁。

在科技與工程方面,一九六五年,交通部次長費驊接任台灣「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工會)總幹事,他聯合擔任「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的好友潘文淵,於一九六六年由「中國工程師學會」與「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在台北舉辦第一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會期兩星期,美方參加的專家有十六人,召集人為趙曾珏、潘文淵、朱汝瑾,台灣方面的召集人為經濟部長、時任「中工會」會長的李國鼎和閻振興。

胡定華在一次訪問中說: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每兩年一屆,邀請在各個專業領域學有專精的海外學人,他們都是在美國大公司工作,像IBM、AT&T、Bell Labs,在取得機構的同意下,把他們懂得的技術和新知(較先進),儘量做到知無不言,來傳授或者是介紹給在台灣的工程師跟學生、教授們。演講之外,他們也會討論,然後做一些建議給政府,科技發展的政策建議,也是從當中出來。在電子方面來說,比較熱心的有好幾位,像交大校友趙曾珏、朱蘭成、王兆振、潘文淵、凌宏璋、羅元念等人。他們和一九七四年以來為協助台灣積體電路研製與後來半導體產業發展成立的海外技術顧問團一樣,都是以報效祖國的心情,無私無償的幫助台灣的科技發展。

一九五○年代以來,台灣推廣僑生教育,香港和東南亞的僑生大量來台接受大學和中學教育,他們返回僑居地都有很好的發展,對當地的經濟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一九八四至一九九三年我擔任台大校長時期,每年都會訪問這些地區的僑生,這時候很多已經有很好的事業和社會地位,他們對中華民國和中華文化的認同與忠心令人感動。政府如能認識到這一點,對他們在台灣接受教育期間和返回各自僑居地以後有更多關懷和聯繫,相信對台灣和東南亞各國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會有很大的幫助。

從一九七二年起,政府每年舉辦「國家建設研究會」,邀請海外學人返國與國內學術界和產業界菁英一起參加,人數大約兩百位左右。會議的形式是聽取政府機關報告、參觀國內建設,然後向行政院長提出建議。國建會的目的除了聽取應興應革的意見,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也在於凝聚海外學人對政府的向心力,與促進參與者之間關係。參加國建會的海外學人累積增加以後,在美國各重要地區組成國建會聯誼會,每年舉辦自己的研討會,並邀請政府官員參加。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台灣的處境風雨飄搖,民心動盪不安。在此危疑震撼的時代,蔣經國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就任行政院長,他組織了一個廉能的政府,努力建設台灣,發揚中華文化,使台灣成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成功的典範,以及海外華人心中的祖國;我相信也啟發了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思想。台灣可以對大陸發展和世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然而「人亡政息」,如今只能說:「我們曾經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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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震新書《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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