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聲玉鐸

同理心 ☆來源:文茜的世界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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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4

*如果你總覺得人生就很苦,而你又不是難民、不是乞丐、不是無家可歸者,甚至你仍擁有家人、擁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膽地說:你的痛苦,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

你的痛苦與憤怒,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同理心」。

你無法換位思考,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觀看他人與社會,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每個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誤解」與「隔閡」,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是「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

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

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

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有惡罪隱藏其中。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 · 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准描述。

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

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裡來,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沈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過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麵。

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麵。

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又走進麵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

老闆想了一下:「好。」

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

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

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

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你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你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

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來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時,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時,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

那「孝順」、那「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沈的嘆息。

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的,好似他是個石頭裡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攤子內睡覺的孤伶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麵攤老闆致謝。

一年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娶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標準菜色「陽春麵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

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

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

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

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

最後,經過警察局收屍者認証,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丟個滷蛋送行……

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

當然也自然形成我後來與島嶼上曾經熟識的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

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

他們開出租車,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為了橫貫公路的開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娜 · 阿倫特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

「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僅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

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

如是而已。

——摘錄自《給逆境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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