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74年，廣州街頭貼出署名為「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該大字報是由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生陳一陽、工廠工人王希哲三人合著，從此王希哲等人的名聲遠播。王希哲1977年入獄，1979年元旦釋放，擔任北京西單民主牆民間刊物《四五論壇》的廣州通訊員。1981年，因反對政府鎮壓民運而入獄。被判處14年徒刑判。假釋出獄後，1996年王希哲從廣州偸渡至香港，然後流亡美國。今年2018年2月，王希哲在曼谷主持座談會，主題是對於中共為習近平延長任期修憲的思考與討論。有大陸和海外學者前往參加者二十餘人。王希哲近日訪台，與楊雨亭見面，將他的發言稿一部分交由楊雨亭研究批評。楊雨亭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條理，符合中國與中共的政治脈絡。但是比較忽略了人民的角色。楊雨亭願意補充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出現，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主義，將是下一階段的憲政民主的動力，這裡面可以容納“左”的平等觀，也必須鼓勵“右”的創新力量，這是未來中國良制的必要條件。

－楊雨亭，2018年3月5日

—— 曼谷座談會上的發言

我們知道，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大變動一定要來的。這次曼谷會本來就是要討論這個變動，只不料，它這麼快就來了！昨晚上很重要的一個資訊，就是中共提出憲法修憲，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得超過兩任的制度規定。反對的相當多。而且基本上集中的攻擊是類似于袁世凱式的帝制復辟。什麼“倒行逆施”。但我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我一直是從歷史的角度，不光是從共產黨政治性的角度看問題。對這種混亂，我覺得必須馬上有個明白態度，我就寫了個聲明，說我支持這個修憲。當然，我不是都支持，但是這一條，被大家所最集中反對的這一條，我恰恰支持。我講講我的看法。

在第一次曼谷座談會的時候，我重點談了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必然性。不管毛澤東怎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抵抗所謂資本主義復辟，最後資本主義還是要復辟，而且越復辟越嚴重。所以我說到它的必然性。當然我又提出，中國一定要有左翼的力量來抵抗這種必然性，但必然性是最後抵抗不了的，左翼的反資本主義復辟的努力，最後只能形成一種合力，一種不是太壞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現在，是最壞的資本主義。當時我提出這個觀點，左翼的代表人物秋石客說，希哲呀，你比右派還要右派，你是有理論的右派。我說確實，我本來不是左派。這段時間我支持左派，我認為左派興起之後，才能和右派對抗，形成合力。一個社會一定要有左右合力的路線，這是我的基本觀點。共產黨過去總是說要消滅反動派，這就錯了。實際上革命就像汽車的引擎，反動就像地下的輪胎摩擦力和刹車系統，如果把反動力量全都消滅了，刹車全都去掉了，革命就沒有制約地往前狂奔，最後就一定災難。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革命，那也不行。最後總是要達到一個平衡。這是我在第一次曼谷會議上的觀點。

現在我講現在我的看法。中國資本主義雖然有一種所謂必然性，但是應該有一種力量牽制它，使它不要走向一種最壞的資本主義。問題在鄧小平上臺以後復辟資本主義，他那個時候也強調說，我們還是有制約的，如果改革開放，向資本主義開門，如果發展到一定程度，兩極極端分化，新的資產階級出現，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很明顯，現在根據鄧小平的標準，改革是失敗了。為什麼現在上層不承認失敗呢？而且還要繼續往前推進呢？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復辟開始以後形成一種新的力量，一種新的內在動力往前推動。八九六四實際上當時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運動。一方面它是文革的延續，相當多的工人農民民主學生對官倒，對資本主義出現的腐敗極為不滿，實際上是左翼的力量在推動運動，阻擋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暗面，另一方面，民間右翼的資本主義的支持力量、右翼精英，也發展起來了，並占主導地位。所以當時鄧小平把它血腥鎮壓下去了。此後整個中國的資本主義往右的發展沒有了制約，狂奔了。左翼力量完全被當作“三種人”，所謂文革餘孽被完全鎮壓下去，一點聲音不能發出。八九後，沒有了左翼的牽制，而鄧小平又去世，沒有了強人，江澤民到胡錦濤，上層的控制力越來越弱。胡錦濤幾乎沒有控制力。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大的混亂局面。表面上中國還是統一的，沒有軍閥混戰。但實際上，用馮勝平過去的說法就是，今天不是軍閥割據，是財閥割據。中央所謂九龍治水，各管一攤，完全無政府化，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各地各政客各行其是，很多政策比如房地產政策各行其是。金融大鱷也是興風作浪。越來越不受中央控制。軍隊更是腐敗驚人。整個軍委幾乎全爛掉。徐才厚郭伯雄等，差點連范長龍都要牽下去。軍委好像只有胡錦濤一個好人。軍委一起爛掉，可想而知，下面兵團軍師旅團基本都爛透了。買官賣官走門路的，怎麼能打仗。這種情況下中國已經完全處於一種普遍混亂，甚至很可能分裂的局面，在這混亂的局面下，必然要出一個強人，代表一種中央集權的力量，去控制它。這是歷史的必然。過去中外歷史都是有這個必然性。本來很可能薄熙來擔負這個角色，但薄熙來過於旗幟鮮明，很快被右翼代表人物，特別溫家寶發現了薄的危險性，待他還沒有上升到政治局常委就打下去了，當然，也得到了習近平的默認，因為符合他的利益。但是這樣的強人一定要出現，因為社會處於混亂之中，這時候習近平出現了。一出現就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各個的方面權力都抓在手裏，組織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員警權力。中央集權化好不好呢，我認為是對的，因為社會有這個需要。恩格斯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說，“在社會的普遍混亂中，王權是一個進步因素”，這個王權可以理解為中央集權。因為王權穩定社會秩序，穩定國家，使國家不處於內戰分裂。而且他說，在這時，“所有的社會的革命因素都會向王權靠近”，他說，這個時候的王權，表面上表現是一種封建主義的倒退，但那個時候代表進步力量。所有的革命因素都會向王權靠近。實際就是歷史辯證法。在進步中間，出現階段性進步的時候，往往會表現出似乎是一種倒退，被認為“倒行逆施”。當年，74年我們李一哲寫《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就說到這個問題。當時我們認為文革發展到極左了，我們支援周恩來，周恩來跟鄧小平整頓的政策，後來被中央文革攻擊為“復辟回潮”。所以反復辟，反回潮。當時我們李一哲大字報認為這周鄧的整頓，表面是“復辟回潮”，實際是進步，是對過左的東西的一種糾正。今天同樣。習近平的中央集權，在江胡三十幾年造成的社會混亂中，今天代表一種進步！

我們可以從近代史世界各國看到這種情況。各個國家都要向民主方向發展，最後的結果，國家的主權，要屬於人民。但是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一定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這個漫長的過程，每一個國家有它的特殊性，沒有一個“普世的模式”，但各國的民主發展博弈中，總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存在，就是恩格斯所謂“王權”，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中央集權，王權中央集權與自由憲政之間的衝突，不斷衝突反復，革命、復辟，最後達到平衡。達到那個社會條件下能夠允許的中央集權和憲政民主的平衡，這就是近代各國社會發展的必然。

我們首先看美國革命，美國本來沒有王權。美國都是從英國五月花號過來的受迫害的清教徒。但是社會還是有兩種力量，因為這是社會的必然性，一種要求維護國家的統一，就是中央集權，王權，由華盛頓、漢密爾頓等代表。獨立革命勝利之後，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強調王權，中央集權，要有統一的聯邦美國共和國。另一方面就是憲政民主的力量，麥迪森、傑弗遜，代表自由憲政。這兩種力量不斷鬥爭博弈。有人說華盛頓做了兩屆總統不做了，不是他不做，是當時的社會力量鬥爭不允許他做下去。最後達到一種王權和自由憲政的平衡。才逐漸產生了今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中間還有林肯血戰，林肯平叛，實質也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裂勢力所代表的自由憲政派的鬥爭。

英國經驗同樣道理，英國一開始是高度王權，認為君權神授，不受挑戰，然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它的議會代表憲政民主自由力量，要求限制王權。就反復鬥爭，最後克倫威爾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克倫威爾本來代表的是憲政民主派，上臺後馬上變成獨裁派 。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是社會需要這樣的人物，所以克倫威爾把查理一世砍頭以後，上臺後自封護國公，馬上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的王權派，很快又被推翻，他去世後，後人被推翻，又發生王權復辟，英國王權派和自由民主派反復鬥爭。最後英國“光榮革命”，威廉和瑪麗回來，議會擁戴他們做了國王，光榮革命後，英國王權派和憲政民主派的力量反反復複鬥爭，才做到了大致平衡，才有了後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最後穩定下來。

法國同樣，法國大革命是民主自由平等派推翻路易十六，又經過不斷鬥爭，因為推翻以後，王權的真空需要填補。不斷鬥爭，出現了最極端的雅各賓專政，最後又被推翻。出現拿破崙稱帝和專政。拿破崙實際代表了王權。但拿破崙已經向前進步了，他一方面稱帝，代表中央集權，一方面頒佈《民法》。拿破崙一人身上已經體現了王權力量和憲政力量的中和，但是資產階級憲政派仍然不滿意。拿破崙被歐洲聯合戰敗後又被推翻，波旁王朝復辟，最後七月金融王朝復辟，最後，又是拿破崙三世路易波拿巴政變，他做了皇帝。他身上又好像英國光榮革命後一樣，一個人身上同時體現了王權，另一方面，他又不斷尋求和自由憲政派的妥協，而且不斷進行民主自由的改革。所以拿破崙三世統治下法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當然最後普法戰爭之後他又失敗了，這是後話。

回過頭來看，一個大的國家一定要有中央集權的力量，否則一定分裂混亂內戰。但又一定要向自由民主方向發展。要尋求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而中國又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毛澤東強調高度中央集權，文革，鄧小平上來後略略想放鬆一下，鄧本來可以像克倫威爾一樣，既是一個專政者，又是一個放鬆者，但是他年紀大了，很快去世，下面兩個，江澤民胡錦濤不能是強人，也沒有強人的資本，只好完全放縱，大家就看到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大混亂。這樣就一定要出現一個新的克倫威爾式的人物或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我的結論就是今天的習近平角色就相當於路易波拿巴。他身上體現了共產黨對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加強和控制力，同時又可能向憲政民主方向去發展。

實際，中國近代同樣。中國近代孫中山同盟會革命，代表憲政自由派，推翻滿清。但是孫中山在推翻滿清的同時也認識到中國必須有中央集權。“百代都行秦政治”，超越不了。他的民國組織法確定總統制，強調總統權力，是中央集權的，但是一旦發現力量對比比不過袁世凱，只能把權力讓給袁世凱，立即通過宋教仁起草《民國約法》改為內閣制，總統虛位，又完全強調自由民主憲政了。辛亥以後中國也是中央集權和自由民主的長期反復鬥爭，最後國民黨在蘇聯支持下推翻北洋代表的中央集權。實際袁世凱代表的中央集權對中國的穩定統一非常重要。袁世凱不能完全負面化。過去國共兩黨都負面化袁世凱，被鐵板釘了釘。袁世凱當絕對負面人物出現，實際上不是。袁世凱代表中國王權的必然性。他上臺以後保住了中國的五族共和。孫中山所代表的自由勢力是要“驅逐韃虜”的。辛亥革命後出現了對滿族人群的大屠殺。袁世凱上臺後要求五族共和，制止了屠殺，保住蒙古。如果當時袁世凱總統一直下來，蒙古不會分裂出去，他的帝制復辟，實質上也不過是拿破崙式的君主立憲復辟。他失敗，死了。後來國民黨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把北洋王權推翻，自己又立即變成了一種代表中央集權的王權力量。蔣介石要統一全國，和共產黨鬥爭。共產黨當時代表民主自由派，講了很多自由民主好話，今天右翼精英說共產黨背叛了當年的自由民主諾言，是背信。但不是這個原因。我和馮勝平反復討論過這個問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共產黨推翻國民黨上臺以後必須加強社會需要的中央集權。發展下來，至今為止中國還是中央集權和自由憲政之間的鬥爭。中國經過辛亥以後一百幾十年，反反復複國民黨和袁世凱，國民黨和共產黨，反共派自由派和共產黨的鬥爭，經過這麼長的鬥爭，最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後，黨內本身又出現了資本主義派，因為他們一定要求憲政保護資本主義復辟後他們攫取的既得利益。現在習我看是代表了一種中央集權和憲政民主的中和力量。但正因為是一種中和的力量，他一上臺首先就要結束社會混亂局面，必須高度中央集權。進行反腐敗鬥爭。當然有人說他選擇性反腐，當時我辯護說，肯定要先選擇性反腐。與打仗是一樣的，要先打容易打之敵，後打難打之敵，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一把抓，同時四面樹敵，肯定失敗。我上臺也要先選擇性反腐，柿子先找軟的捏。積累起我的力量之後再捏硬柿子。而且不是所有硬柿子都要捏，還要看情況。

他上來以後做了這麼多事情，用十九大一些黨政軍頭頭的話說他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軍隊。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這樣。但正因為這樣，他樹敵太多。他還有四年多時間。按照原定憲法程式退下去，極其仇恨他和王岐山的腐敗勢力立即會發動反攻倒算，對中國馬上是個大動亂大災難。那麼，他怎麼選擇接班人。兩年之後他不可能像毛澤東一樣指定林彪劉少奇，不可能。因為任何這樣的指定最後一定悲劇。任何一個指定下的王儲在他的過渡階段一定會自覺不自覺積累自己周圍的新的力量，而各種力量也一定會向他集中。馬上就威脅到還沒下來的帝王。這是歷史的反復教訓。看《戚本禹回憶錄》就知道，江青反復跟戚本禹說過，劉和毛的矛盾是從華北政府開始的。解放戰爭後期，中央分成兩部分。毛和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周旋，讓劉少奇朱德去了華北。後來由於蘇聯催著要中共成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在華北政府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劉少奇彭真勢力的基礎上成立的。那個時候全黨基本知道今後代替毛的是劉少奇。全部力量，特別是華北政府權力向劉少奇集中。解放後毛都調動不了，才引起毛的不滿。毛後來為什麼非要整華北，廬山會議整華北小組，根據戚本禹的說法，歷史就是這麼來的。所以如果習還想四年之內指定某個人，而且我們抬眼看，幾乎找不到合適的人，即使找到也很難接班，即使找到一個強勢的，薄熙來式的人物，很快對他有威脅。如果找一個弱勢的，像華國鋒一樣，一點用都沒有，上來很快就推翻掉。如果選舉呢？四年之內能馬上樹立起選舉制度嗎？也幾乎不可能。他騎虎難下，如果四年後下來一定整個國家翻燒餅，沒有別的辦法，所以他只好冒天下大不韙，取消兩任制度。我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有必要性，必然性，所以我支持，為了國家穩定，不混亂，不分裂，和制止腐朽勢力必然的反攻倒算。

但是問題又來了，他代表王權，中央集權的勢力。他又必須要平衡自由民主的憲政勢力。那麼我們怎麼判斷他呢？他有沒有可能朝著絕對獨裁的方向完全走下去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他任期無限延續下去直到死亡，不太可能。但還是有這個可能性，那只是把中國的災難往後推移了。那麼我們要看他會不會在掌握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之後逐步改革，逐步向民主憲政方向發展。其實，習近平如果高度集權獨裁至死，實際是有利右派勢力的。因為繼承他的強勢人物掌握這台高度獨裁的專政機器之後，紅色變白色的復辟一夜之間就隨時可以發生，有如蘇聯。恰恰是實現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才可能制止這種結果，才能保證所謂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右派精英至今認識不到這一點。

當然，我另有一個觀點，一個國家有著你死我活的敵對勢力的情況下，是不能搞普世民主的。但是起碼你要搞黨內民主，人民民主。毛澤東的說法，叫廣泛的人民民主，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承認共產黨歷史價值觀。這樣一些人的民主。這個過去實際也一直沒有解決。那麼習近平要逐步解決這個問題。我判斷他是可能的。第一，因為歷史發展到一百幾十年後的今天，他可能會認識到，走了一步袁世凱式終身制，不能再走下去，再走下去危險。第二，看他用人的佈局。他用王滬甯、劉鶴，可以看出，他決心繼續憲政變革。這引起左派不滿，覺得他沒有回到毛澤東路線上去。所以我說我為什麼不是毛派，因為我也不主張完全回到毛的路線上去，我主張中和，合力。習近平強調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他肯定了毛前三十年的積極因素，他也在延續這個傳統因素，但他又用王滬寧等，本身已經明白告訴大家他下一步集權之後是要改革的。因為王滬寧說，希望中國出現一個蔣經國。但我倒很不希望。因為出現蔣經國的所謂憲政改革，最後國民黨就完蛋了。蔣經國是曹操說的：＂圖虛名得實禍＂。因為臺灣有兩個你死我活的敵對勢力，民進黨代表的是日本勢力，它不是代表中國的民主勢力。它不是臺灣是中國的哪一派在臺灣執政的問題，而是臺灣究竟是中國人的還是日本人的問題。但是蔣經國有點迷信他的力量，他臨死定了兩條，第一，不准宣傳共產主義，第二，不准搞台獨。但他死後李登輝上來馬上推翻掉。宣傳台獨合法，重點是不能宣傳共產主義，但現在宣傳共產主義也有所突破。幾十年之後臺灣有人抓住這個說，既然臺灣宣傳台獨可以，為什麼宣傳共產主義不可以？這點上還真開放了一點。台獨突破後，國民黨整個就一步一步完了，到今天幾乎無藥可救。所以如果在中國還有堅決的反共勢力，特別在西方整個強勢國家支持之下，如果開放蔣經國式的改革開放，共產黨很快玩完了。但是我希望還是要適度開放民主，民主不是一種行為圖騰，並不是絕對民主就好，而是民主一定要適應那個時代國家經濟文化和各社會力量對比發展平衡所能達到的某種程度，民主才能實行到某種程度。而不能一蹴而就去玩民主，這樣中國肯定是大亂的。從這一點，我看習近平他的用王滬甯用劉鶴，我認為他可能認識到高度中央集權後，要向民主憲政開放路線走的。他也許沒有意識到，我認為他可能會成為中國的＂路易波拿巴＂角色。第三，制約他就要靠人民自己了。現在不少攻擊他，說你這樣是復辟倒退，把辮子都畫出來了。我認為這攻擊是錯的。前面說了，他不能不這樣做，沒有別的選擇。但我認為習近平應該容忍這種攻擊。人民越是攻擊你，你就越不敢朝你不應該走的方向去走，最後用我的說法，就達到一種合力。就是說，人民的攻擊本身是制約和限制，不能讓他隨心所欲朝個人專制獨裁方向走。這三個力量，第一，習近平自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他不可能再走向個人完全專制獨裁。高度集權只是政治上改革的過渡，必須要先把這個集權力量拿在手裏，才能做一番事業。第二，看他用人佈局。第三，看人民的力量，人民能有多大的力量，無論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對他進行批評，甚至攻擊，使他不能為所欲為。歸根結底，在我看來，是人民的力量決定中國未來走向。

2018年2月26日
曼谷楓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