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28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18年8月24日爆發「東廠事件」，促轉會前副主任委員張天欽，於2018年9月14日為行政院長賴清德予以免職。其餘8月24日與會六位人員中，四人隨後相繼辭職，曾建元研究員在會議中持不同意見，職務雖然未受影響，終因理念關係，於2018年12月31日離開。筆者有幸與曾建元教授於2016年「以文會友」結緣，承蒙曾建元教授熱心協助，受惠良多，特此公開相關結緣經過情節，以表達感謝之意。

兩岸關係起源於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收復遼寧、吉林、黑龍江東三省、臺灣、澎湖失地，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列強在華特權，日本投降了，無條件放棄臺灣的統治權，但是歸還給誰呢？戰勝國的領導人，此時正爭得你死我活，於是乎出現了臺灣地位未定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宣布成立，10月25日一場古寧頭戰爭，中華民國國軍打了勝仗，從此造成兩岸分治。《舊金山和約》簽訂前，日本政府左右逢迎，戰敗者反而主導中日和約的簽署對象，佔盡便宜。戰勝國的領導人們沒有辦法搞清楚，「誰」有臺灣的統治權。

中華民國政府得到韓戰爆發的好處，1952年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日本政府遵守《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的統治權利等，中華民國政府也放棄戰勝國應該得到的賠償權利。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片面廢止《中日和平條約》，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上作出指示：「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此時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聯合國席位，但聯合國還是沒有辦法搞清楚「誰」有臺灣的統治權。1976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後，「誰」有臺灣的統治權就變得更加複雜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它存在的合法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用國家繼承的邏輯概念，煞有其事地編了一部《中華民國史》，宣稱中華民國已經在1949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後來被陳水扁稱為老番顛的李登輝，在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時，就說過幾句名言：「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現今仍然健在，老子沒有死，說什麼繼承？真是笑話！」 可是，李登輝在當完12年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離職時公開宣稱以後要當傳教士，結果是當了宣傳臺灣獨立的教士。而且還不僅止於此，前幾年李登輝投書日本Voice月刊，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臺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並說「七十年前，臺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何來『抗日』之說？」並視中華民國為外來政府。這是歷史的錯亂。

民主進步黨執政把1945年到1992年定義為「威權時期」，制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行政院設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最近公告了兩波計2700多人的政治受難者「除罪」名單，據有關媒體稱：其中有400多人是中國共產黨列冊並立碑紀念的「烈士」。簡言之，中共承認這400多人是當年派來臺灣進行滲透的「共諜」，但促轉會在平復白色恐怖受害者時，竟將這些經過軍法審判的「共諜」一起「除罪」。這是法律的錯亂。

1949年9月胡璉第十二兵團部隊途經廣東省興寧縣筆者老家時，軍紀敗壞，丟擲手榴彈入筆者老家魚塘炸魚，先父劉展文手無寸鐵，僅口頭表示不滿，竟當場慘遭槍殺，再強迫我當兵。筆者於2014年初向總統府陳情，馬英九的總統府函覆：要筆者相信政府會作適當的處理。內政部函覆可依照《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補償條例》辦理，國防部表示「本案事發地點為廣東省，不在條例範圍內」，並推卸責任稱「所陳乃刑事案件，國防部為行政機關，無法審認」。

有點像繞口令，中華民國國軍缺糧缺兵，掠奪糧食殘殺了中華民國人民，強迫被害人的兒子當兵，一個月後，在金門島打了勝仗，保住了中華民國。這個中華民國制定了《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損害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國軍軍事勤務補償適用範圍，為「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後至民國七十年六月三十日止」發生的傷亡事件。於是，國防部對筆者陳情案表示「本案事發地點為廣東省，不在條例範圍內」。這是歷史和法律的雙重錯亂。

筆者在求助無門之下，訴諸文字在媒體發表，因而於2016年與曾建元教授「以文會友」結緣，承蒙曾建元教授和《哲學星期五》沈清楷教授合作，2017年4月5日舉辦《胡璉兵團與歷史正義》座談，讓這個議題經由各種類型媒體，在文化界和知識界逐漸擴散發酵。胡璉孫子胡敏越牧師人在大陸江西訪問，特地親筆寫公開信請曾建元教授代向筆者在座談會上宣讀致歉：

「劉伯伯平安：

　　為民國38年九月份先祖父部隊，對您父親之對待深感遺憾與虧欠。那一代中國的歷史造成了許多的苦難。願神的愛親自讓我們能走出傷痛，也求神的恩典祝福劉家後代子子孫孫。敬祝

身體康健

晚胡敏越敬上  民106年4月5日」 

2017年4月中旬，曾建元教授引介筆者至立法院請求立法委員林昶佐協助，由林委員的國會助理林穎孟等二人接見，研討先父劉展文受難情況，才理解到馬英九政府內政部函覆可依照《國軍軍事勤務致人民傷亡補償條例》辦理，早已失去法律效力，根本就是忽悠的欺騙手法。國防部表示「所陳乃刑事案件，國防部為行政機關，無法審認」。刑事案件的追訴權時效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証明文件認証，都是障礙。結論：法律上無法救濟，除非政治介入。

2018年8月1日曾建元教授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擔任研究員，筆者向促轉會提出陳情，期待能夠獲得曾建元教授的協助，給政府一個補救遺憾的機會。促轉會收到筆者陳情案後，並未由曾建元教授承辦本案，移文國防部的結果，得到國防部先前相同的答覆。筆者另在《蘋果日報》及《風傳媒》刊出多篇有關文章，發出不平之鳴。對這個國家的所謂「轉型正義」，發出「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感嘆！徒呼奈何！

職司軍紀風憲的國防部對筆者指控國軍殘殺平民的陳情案件，竟諉稱「所陳乃刑事案件，國防部為行政機關，無法審認」；依據軍法審判確定的「匪諜」案件，促轉會竟「一夜之間」就宣告「除罪」了；這不是很弔詭嗎？轉型正義的公平正義何在？

新的2019年對筆者而言，是非常特別的一年，距離1949年已經70年，從那個荒謬的年代，到這個弔詭的年代，從大陸到臺灣，再從臺灣到美國。2013年出版回憶錄是偶然，為父伸冤是必然，2018年將療癒文字彙集出版也許是機緣，非常獨特的人生旅程。發表文章，深知自己人微言輕，只求留下腳印而已。有幸與曾建元教授結緣，承蒙曾教授熱心協助，得以放下揹負的「殺父之仇」枷鎖，是蒼天的恩典。特此公開相關經過情節，以表達對曾建元教授十二萬分之感謝。

曾建元教授2017年12月28日刊登於《新臺灣國策智庫通訊》第61期的大作〈追求向人性回歸的轉型正義──劉錫輝《錫輝文集──滄海一粟的餘波盪漾》序〉文中說到：「……《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的轉型正義事項，包括：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國軍濫殺和抓兵，情形不同於白色恐怖時期常見的形式司法不法下的政治迫害，而更類似於二二八事件中常見的直接國家暴力，其處理不屬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例舉的類型，而屬於其他轉型正義事項。因而政府面對牽涉兩岸人民的問題，要有更高的歷史視角、法律的智慧和悲天憫人的胸懷。而我認為，回歸人性和良心，超越兩岸政治和主權問題的糾葛，讓臺灣土地上的人民在回歸中華民國統治後因為國家暴力濫權所曾經受到的委屈和迫害，得以因真相的澄清而獲得道歉而寬恕，讓我們的國家在民主化後有一個新的開始，所有的臺灣人民都能在此安居樂業，共同締造自由、公義與幸福的未來，才是我們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劉展文是臺灣老兵的父親，他無辜犧牲生命，獻出兒子，他的兒子為臺灣的付出已經足夠，該是我們為他們爭取公道的時候，我祈願在這路上盡一個知識分子該有的責任，讓所有的劉展文都能得到中華民國的道歉，讓所有的劉錫輝都不會因為生命與臺灣的牽繫而有所遺憾。」

後記：向彭蔭剛先生進言

日前立法院審查陸軍軍官學校預算案時，因立法委員劉世芳提議修改陸軍官校校歌未果而凍結部分預算，彭蔭剛先生慨捐300萬元，支持陸軍官校校歌維持不改。為了國立中正紀念堂轉型問題，彭蔭剛先生刊登廣告呼籲蔡英文總統不要「去蔣」，在在都顯示彭蔭剛先生的愛國情操，令人敬佩。

1945至1949年代的中華民國，混亂情況不必多作解釋，彭孟緝將軍和胡璉將軍都是那個年代，對保衛大臺灣有重要貢獻的將領，國事亂如麻，難免功過交雜相織。如何讓受難者家屬走出悲傷，是一件浩大工程，所謂轉型正義，相信全國人民都會支持。

筆者的人生旅途，兩度在胡璉將軍麾下服役共約五年，前面文字已經提到先父被胡璉將軍所屬部隊殘殺，胡璉將軍孫子胡敏越牧師親筆寫公開信請曾建元教授代向筆者致歉一事，雖然他不代表政府立場，我老家的弟弟認為「一文不值」，但筆者則是以正面看待，得以放下揹負的「殺父之仇」枷鎖。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至今仍然未能走出悲痛，筆者感同身受。

筆者的陸軍官校畢業証書，彭孟緝將軍以副參謀總長兼代參謀總長職銜副署，彭蔭剛先生在陸軍官校受預備軍官訓練時，筆者已經畢業；筆者的砲兵學校初級班畢業証書，彭孟緝將軍以參謀總長職銜頒發；是時適逢彭蔭剛先生在砲兵學校受訓，初級班編定課程受影響調整，因而筆者記憶猶新，有幸成為同學。今以校友兼同學身分，冒昧向彭蔭剛先生進言：可否代彭孟緝將軍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表示慰勉，化解仇恨呢？誠如胡敏越牧師所言：「那一代中國的歷史造成了許多的苦難；願神的愛親自讓我們能走出傷痛」。您我皆已年老，就放下身段，為兩岸關係稍盡棉薄，共同祝福兩岸中華兒女，共享和平快樂的生活。

劉錫輝| 國軍退伍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