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諸公不能忍一時之忿，既踩到蔣政權紅線，又要涉入現實政治。 

1958年，《雷震日記》記載：「自治研究會立案，政府未准，且對他們很注意。就是反對黨之先聲。惟此組織地方色彩太重，將來可能流血。我過去勸胡先生出來領導者，就這一方面說，可以消滅台灣和內地人之隔閡，且可減少流血。」

經驗反省時不我予

當局成立雨田（雷）專案。羅織傅正、雷震叛亂及知匪不報罪判刑入獄。《自由中國》結束營業。台灣自由主義、民主、法治的火種並未熄滅。1961年李敖投稿《文星》雜誌〈老人與捧子〉一文批評老人政治，批評中國文化，引起東西文化論戰。

《文星》一度變成筆戰擂台，銷路扶搖直上。《文星》風格漸漸蛻變成《自由中國》雜誌的接捧者。除了引進西方學說，同時嚴厲批評時政，1986年終因一篇〈論國法黨限〉文章遭當局勒令結束營業。《文星》雜誌負責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中央社創辦人。曾是蔣的重要幹部，所以蕭孟能能免遭牢獄之災。但是台灣自由主義的幼苗自此被連根拔起。長達十餘年之久，台灣特務橫行，學界淪為官方宣傳工具，台灣一度變成文化沙漠。

《自由中國》雜誌，在台灣的近代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無論政治、經濟、法律。無論民主、法治、人權。無論觀念、理論到制度。其影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

《自由中國》雜誌被整肅，雷震、傅正等人為莫須有的罪名坐牢。在台灣的民主發展史上是個悲劇。台灣無論民主、法治、甚至學術都不進反退。對蔣介石而言，落得個殘害忠良的罵名。

但是經過多年的沉澱，所有當事人都已物化。遺憾、悲痛、憎恨都還諸天地。筆者平靜地省思這段歷史，漸漸有不同以往的理解。

一、蔣介石失去大陸原因很多，但是連費正清都批評：「蔣介石有婦人之仁，把品德能力都不夠的軍頭拉入革命陣營而不及早消滅他們，是蔣失敗的主因。」再加上內戰失利很多親信叛變，使蔣十分痛心，所以來台後決心用集權、獨裁治國。

但是蔣在這種情況下能容忍《自由中國》跟自己作對10年之久。顯見蔣的性格有寬厚能忍的一面，蔣在1949年之前還有民主風度，如無國共內戰，沒有眾叛親離的經驗，蔣可能還是個豁達大度的領袖，不會在台灣搞白色恐怖，蔣的歷史評價肯定更高些：但蔣的霹靂手段保住了台灣，讓中國人有實行另外一個制度的機會，也可謂功過相抵也！

二、《自由中國》集結了當時台灣一流的學者，其文章範圍之廣、內容之精，至今沒有一個雜誌可比。民主、法治、人權、現代財經都非古中國文化所有。把中國打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是一種文化轉型工程。以憲法而論，《自由中國》持續地討論台灣的憲政問題，介紹英、美、德、法等國的憲法。其文章對百姓對政府官員都是一種教育。

《自由中國》的成員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學問各有專精，都有真知灼見。他們應該一秉書生報國的職志。深化國人，包括政府現代化知識。現代化知識尤其涉及民主、法治、財經。其困難的程度不是我們當年所能理解。我們一直到今天還在學步階段。結果《自由中國》諸公不能忍一時之忿，既踩到蔣政權的紅線，又要涉入現實政治。這是棄己之長，暴己之短。結果以悲劇收場。

我們假設當年《自由中國》在言論上如果稍能自我約束。不組黨，不介入實際政治，扮演一個政府監督者、現代化的推動者的角色繼續經營下去。則台灣無論百姓、政府對現代化的認識會更深刻些。如果再假以10年，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文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現實政治。當初經營《自由中國》的菁英見不及此，沒有充分發揮自己所長，誠千古憾事也！

早准組黨民主改觀

三、蔣到台灣未及數年，政權已經十分穩固。黨、政、軍、特皆能完全掌控。假如當時當局准許雷組黨，有台籍菁英參加，由胡適做黨魁。這將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又沒有地域色彩的反對黨。又比民進黨早了那麼多年，這個黨的水準肯定比今天民進黨高得多，以胡適溫和之個性，不容易與蔣決裂。《自由中國》雜誌的壽命也會更長些，果真如此，台灣民主法治將是另一個面貌。

兩蔣延宕民主進程的結果，最後迫使民進黨煽動民眾，製造族群仇恨，進行去中國化、主張台灣獨立，造成今日台灣民主發展的窘境，也造成兩岸關係、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對一生奮鬥追求國家統一的兩蔣而言，如果地下有知，當深悔昔日之非計也！

《自由中國》以悲劇收場，蔣介石背負了殘害知識分子的罪名，但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國內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自由中國》的許多主張如放棄反攻大陸、專心建設台灣、實踐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尊重憲法、採行自由經濟等，由國民黨主導的政府一一實現。從以後的發展我們也不得不說國民黨的反省能力值得肯定。

從《自由中國》的案例我們更應該醒悟到知識分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努力，其影響往往比現實政治大得多。

兩岸史話—自由中國雜誌起落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