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Will Remember You ☆作者：何步正

世界哲學大會最近在北京舉行，本次與會參加者超過七千多人，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這次大會的主持人，是北大的杜維明先生。

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之間，杜先生年青英茂，剛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在普林斯敦大學講授中國哲學思想，經常來往美港台之間。

本文即發表於大學雜誌，一九六八年八月。斯時，杜先生三十多歲，我十九歲在台大經濟糸，主編大學雜誌。杜先生大作中提及的多位前輩，俱作古矣。其中，勞思光，牟宗三，徐復觀都在香港一段時間，因緣認識，謹補記之。

杜維明先生，那時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是大學雜誌的經常作家，時有往還。我畢業後回香港，杜先生到香港辦一些私事，要去香港政府辦事處辦些手續。他不懂廣東話，要我陪他一起去。其中一個文件，要他的個人照片。在辦事處有自動拍照的的自影室，杜先生進去自拍，迅即出來説不能自拍，原因是，自拍機只接受硬幣不接受紙鈔。那是一九七O年代。四顧無人，我告訴他，站着等我。我跑去樓下買一份報紙，順道請之換多幾個硬幣，跑回去把硬幣給杜先生完成自拍。杜先生拍照後，居然崩出一句話：I will remember it .香港中英話混雜講不稀奇，出自漢儒之口，我突然有些神奇的感覺。

勞思光和年宗三那時都在香港新亞，我在中學生時代，在香港參加了中國學生周報的學術組，我是組長，每個月的其中一個星期，例必有一個專題演講，勞思光，牟宗三，鍾期榮，都是我歡迎邀請的主講人。勞思光先生語速甚快，他不講廣東話，要有一個學生陪着也，一句一句轉講成廣東話，聼眾大部份是中學生，因為中國學生周報學術組的成員就是中學生。

牟宗三先生喜歡下圍棋，査良鏞（金庸）在一九七0年代，有一個圍棋組，每月一次到他香港半山的大宅下棋，他請吃晚飯。到局的除了主人金庸外，牟宗三，胡菊人，劉述先，何步正都是常客。牟宗三下的是快棋，幾乎你一下子，他就立即下子。很多人受不了快棋這個壓力，避戰，我年青，才二十歲出頭，不在乎。大部分時間因此都是牟老和小何我對下。我拿黑子，敬老。牟先生愛纏鬥，不怎麼在乎大局。因為要下快棋，我就會經常出臭棋，輸得不亦楽乎。但只要不下臭棋，牟先生就要大敗。不論大局如何，牟先生都要下到滿盤最後一手，多次看來贏定，倒是打忌來打忌去，一不留神，牟先生就會翻盤大勝，牟先生會微微笑，笑在心底下，開心透了。年軽人，你又輸啦。

徐復觀先生離開東海住台北，和白先敬（白先勇弟弟）的住處很近，。很多時，我去先敬家談出書事，就順道拜候徐先生。我那時侯十九歲，在台大念書，初生之犢不畏虎，主編大學雜誌，經常向殷海光，徐復觀先生請益，不知風險。徐師母的炸醤麵超好吃。徐先生健談，掌故特多，而且結合現實，讓你舉一反三，得益良多。

白先敬早逝，十分可惜。白是性請中人，直爽能幹。白先勇溫厚親切，兩兄弟性情，大不相同。我和先敬那時侯少年輕狂，在客廰亂哄哄的，這位哥哥依然微微微笑，讓你們自己吵個夠。

徐先生後來去香港，住美孚新村，我和朱國能，馮耀明經常去看望徐先生。徐老的國語別有味道。徐先生說,要命還沒有來。我們曉得，他是說馮耀明還沒有來。徐先生每個月，有若干天固定吃素，而且，規定他請客，這規矩是他定的。徐先生在香港終老，去世。

(作者為本站主編)

從「自我建立」到「國際學壇」一些雜感似的答覆 (下)

作者剛在哈佛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明天起將在普林斯頓大學講授中國哲學思想

（本文發表於大學雜誌一九六八年八月）

五

談到歐洲的情形，凡是對中國學問稍微注意的人不會不知道法國白沙畹(EduardChavannes，一八六五~一九一八)，馬伯樂(HenriMaspero，一八八三~一九四五)以及伯希和Paul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等學者所建立的學統，因此法國的巴黎大學文學部授課之所(Sorbonne)便公認是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另外德國的福蘭克(OttoFranlee，一八六三~一九四六)，瑞典的高本溪以及英國的李雅各(JamesLegge)也分别在自己的國家裏開闢了重要的漢學國地。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荷蘭的來登(Leiden)大學在研究中國法學思想方面的造詣雖然是學術界的常識但却不為一般人士所注意。我在「國際學壇」一文中特別提示出來莫非想對這批在荷蘭的學者們表示敬感意。我訪遊來登大學是前年七月初旬的事，當時的想很多，留下了一些雜記，其中與本題有關的可以摘錄幾句：

「剛剛參觀完Leiden大學的SinoiogicalInstitute。在一座獨立自足的紅磚房裏，樓下是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中心。他們中文藏書約有八萬册，研究生四十多名，名教授像Ilulsewé和Zirchet，雖沒見着，但由兩位助教帶領我參觀了他們的書庫

在荷蘭看到那麼多中國書並接觸到極為認真的學人也確實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然而以中國的地大、物博、人眾，在歐洲研究中國文化的田園仍有極待開展的必要…歐洲的漢學家乃至學術界全體都是各自為政：我行我素，他們沒有什麼駭人聽聞的大計畫，也不重視什麼規模龐大的會議，然而他們寫出來的東西都極有水準：他們的思想也有足够的深度，一般說來，美國學者究竟心浮了些，粗枝大葉在所難免。Leiden本來以研究法律著名於世。在中國方面也以法學為主，然而現在力求兼顧(Catholic)，是包羅萬象，可是沒有人專攻中國哲學。他們的中文教本到是包括四書，荀子及韓非子。希望不久的將來荷蘭的中國研究也像美國一樣變成一大王國但並非由於軍事、政治或情報的要求所促成…。

荷蘭的漢學傳統由G.Schlegel開其端，早在一八七七年即擔任來登大學第一任的中國文化講座，並與他同時的法國名學者FL.Cordier創辦在漢學界聲望極高的「通報」(一八九0年出版第一期)。承繼G.Schlegel的是J.I.M.deGroot(一八五四~一九二一)，以研究中國宗教而名震歐洲漢學界。他的著作包括有關大乘佛教、道家、儒家以及民間宗教的書和論文。但是來登學統的中國法學思想方面的造詣雖然是學術界的常識但却不為一般人士所注意。我在「國際學壇」一文中特別提示出來莫非想對這批在荷蘭的學者們表示敬感意。我訪遊來登大學是前年七月初句的事，當時的想很多，留下了一些雜記，其中與本題有關的可以摘錄幾句：

「剛剛參觀完Leiden大學的SinoiogicalInstitute。在一座獨立自足的紅磚房裏，樓下是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中心。他們中文藏書約有八萬册，研究生四十多名，名教授像Ilulsewé和Zirchet，雖沒見着，但由兩位助教帶領我參觀了他們的書庫

在荷蘭看到那麼多中國普並接觸到極為認真的學人也確實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然而以中國的地大、物博、人架，在歐洲研究中國文化的田园仍有極待開展的必要......歐洲的漢學家乃至學術界全體都是各自為政：我行我素，他們沒有什麼駭人聽聞的大計畫，也不重視什麼規模龐大的會議，然而他們寫出來的東西都極有水準：他們的思想也有足够的深度，一般說來，美國學者究竟心浮了些粗枝大葉在所難免。Leiden本來以研究法律著名於世。在中國方面也以法學為主，然而現在力求兼顧(Catholic)，是包羅萬象，可是沒有人專攻中國哲學。他們的中文教本到是包括四書，荀子及韓非子。希望不久的將來荷蘭的中國研究也像美國一樣變成一大王國但並非由於軍事、政治或情報的要求所促成…。

荷蘭的漢學傳統由G.Schlegel開其端，早在一八七七年即擔任來登大學第一任的中國文化講麼，並與他同時的法國名學者FL.Cordier創辦在漢學界聲望極高的「通報」(一八九0年出版第一期)。承繼G.Schlegel的是J.I.M.deGroot(一八五四一九二三D.，以研究中國宗教而名震歐洲漢學界。他的著作包括有關大乘佛教、道家、儒家以及民間宗教的書和論文。但是來登學統的最大功臣還要推著作等身的J.J.L.Duyvendalk，他不但是來登大學漢學研究院的創始人，也是培育年青學者的一代大師，他翻譯過商君書和道德經，並且有不少水準極高的專題研究，尤其是他敢於認錯的精神更是常為學者們所稱道。現在主持來登中國研究的何四維(.F.P.mulsewe)即是他的·高足。

何四維以研穿漢代的法學思想而成名，有，RemnantsofHanLaw(Leiden，一九五五)一書：翻譯班固前漢書中的禮樂(廿二)及刑法(三)兩志並且有詳細的解說及注釋。另外M.H.Vandex.Vale教授也是以研究中國法律為終身事業的名學者。有ConservativeTendenciesin Modern Chinese Family Law的論著，姑譯為「現代中國家庭法的保守趨勢」，在一九五六年由來登大學出版。至於來登大學的Zircher教授在中國佛教方面的造就不必在此述說了。來登大學成為在歐洲研究中國法學思想的中心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如何評斷該中心的一般貢獻却不很容易，也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總結來說，歐洲學者研究我國法律的在Jean Escarra(一八八五~一九五五巴黎出身)以前有Staunton，Andreozzi，Kohler，Boilais Alabaster，Jamiesow；Deloustal，Pelliot和Schmitt等人根據何四維的報導，到今天仍是代有人才出，他們多个與來登有關。瞿同祖先生的Law and Societyin Traditional China.(一九六一年』雖在美國成書却出版於巴黎及海牙，並請何四維先生寫序，這也許不只是偶然的機緣而已。

事實上，美國樂中財力、物力、人力，對中國法律作全面性的研究也不過是近五年的事。在華盛頓大學執教的Bilancia博士三年前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會有一段時間常常駕臨我們在康橋木蘭街的|小閣樓。他開始搜集中共的法律詞彙有年，是學術界的青年企業家，說他在主持一最大的中國法律辭書纂修工作」也許不很恰當。哈佛大學的Jerome Coheil教授在五年之內創建了一個研究中國法律的中心並且「練訓了不少臺灣來的學生」，這也確是一件奈人尋味的事。根據這些現象我們至少可以引伸出一個結論：在國際學壇研究中國法律學的人才實在不多，但是在這少數的「專家」，我國旅外學人却没有佔幾席。徐道鄰先生的「中國法制史論略」(正中書局，一九五三)已出版十五年了，「唐律通論」(重慶，一九四五)，更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而且徐先生的學術領域極廣，他一般理會科學的興趣也許比法律學更濃，現在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講授的課程以及研究的題目都超出了法律學的範圍。再談瞿同祖先生，他的「中國法律與社會」成書於一九四七年，前面所提到的英文作品即是該書的增譯本。其實他最重要的著作還是「中國清代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一九六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他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身，曾在哈佛大學講授地方志(一九六一)，幾年前也曾執教於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但是現在即使打起燈籠也不會在歐美各地找到他的踪影了。

六

至於推崇香港在中國哲學思想研究方面的貢獻一點，我曾經在「人生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五期所載「從中國思想研究看臺灣」一文中提到過，不必在此贅述。當時錢賓四先生還寓居沙田，現在的情形自然有所改變，但是我認為香港，特別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在研究中國哲學思想方面仍是亞洲的重鎮。我的看法免不了包含一些主觀的陳見，也許和我去年在香港逗留六個星期從遊牟宗三及徐復觀兩位先生有關：(徐先生現已返回東海大學執教，牟先生則由港大移教新亞)。不過，我必須申明，研究哲學思想，尤其是中國的哲學思想，檔案根本無關緊要，高薪不過是助緣，適當的環境也不一定是要必的條件，知識分子自身的反省深思與奮勉精進才是最重大的因素，香港的唐君毅、牟宗三、謝幼偉、程兆熊幾位終身奉獻於研究中國哲學的先生們可以在那種「極不平衡的社會」寫出百餘萬的巨著，是何等毅力！何等精神！我們忍心以香港學人們都在「播弄人事」，「搞派系拉交情」之類不負責任的話而把他們的心血一筆鉤銷嗎？

一九六四年在夏威夷召開的第四屆東西哲學會議，中國文化區應邀的代表三位：方東美先生自臺灣，唐君毅、謝幼偉两先生都來自香港：在中文刊物裏，十多年來以中國哲學思想為主題的也只剩下香港的「人生雜誌」；在學術界用中文討論中國哲學思想最具權威性的年刊也還要推香港的「新亞學報」；近年來在美國「東西哲學學報」(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用英文發表有關中國哲學研究的亞洲學者也以唐君毅先生居首。香港的青年學人中像勞思光、李杜、舊端正、鄭力偉語先生，在研究中國哲學思想方面，都化下了十多年的工夫；遊學美國的像余英時(執教哈佛大學)；陳啟雲(執教加州)，陳學霖(参加哥倫比亞大學編萊明代名人傳記的大計畫)等先生也都是中國旅美學人中的佼佼者，我們能忽視他們的成就嗎？

七

現在國際交通愈來愈方便，學術交往也愈來愈需要，因此凡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學人，對世界各地的「漢學行情」都應該有所了解。我對荷蘭、京都和香港的些許常識局外人不免假以「吹嘘」的罪名，洞悉內情的人都知道還不過是要想在學術界生存的起碼條件。如果我們在一九六八年的今天還必須舉出「俞越、章炳麟、黃侃、王國維」等人物的責獻，我們的學術界也就够悲慘的了。至於洪煨蓮及何廉两位長者所開拓的工作，我們這些自命為「接棒子」的少壯派現在有資格，有毅力，有適當的環境去承繼嗎？因此，我在那兩篇短文中的呼籲不但不是責人而是自責自咎，因為我相信能够改變這種「尶尬」場面的力量不會來自「平日袖手旁觀不談學問，偶而心血來潮痛罵儒生」的「雅士」而是來自學術界知識分子們本身的自我建立。確實，知我者言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

一九六八年六月於普林斯敦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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