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時期是深受胡適思想影響的人，這使得我寫作常喜歡使用徹底的白話文，只是後來我經過反思，反對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帶來學術自我異化的問題，並轉向關注民國新儒學，但今天閱讀中研院院士楊儒賓教授的《中國現代性的黎明》，發現我發現自己對於胡適同樣有著因受民國新儒家的影響而產生的偏見，胡適對於宋明儒學的價值其實有著深刻認識。
胡適說：「我們試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錮的，方孝孺是滅族的，王陽明是廷杖後貶逐的，高攀龍是自殺的，——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自由的奮鬥史上占的重要地位了。」楊儒賓院士因此表示：「明鄭抗爭的意義是接著方孝孺、王陽明、高攀龍的系列而來的，更貼近的脈絡，是接著十七世紀的東林黨、復社的運動而來的。」
因此，鄭成功擘畫經營台灣，其背後有著理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不只鄭成功本人是明末東林黨與復社文壇領袖錢謙益的弟子，其軍師陳永華在臺灣興辦文教，設立全台首學的台南孔廟，還設立太學來培養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都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說：「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雖然或許有點誇大，但可看見理學對臺灣的影響。
胡適並且表示：「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 理附著於比較多人性之中，雖然貧富貴賤不同，而同為理性的人，即是平等。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抬高，使個人覺得只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碌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他指出八百年裡宋明儒學的知識階級無一不是抬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作戰。
可見面對宋明儒學的存在價值，戰後在臺灣的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學者並不是沒有共識，只是這點過去被彼此都嚴重忽略了。宋明理學是型塑古典閩南文化的重要源頭，通過明鄭在臺統治的影響，對閩南族群的生命價值系統影響甚大。我曾來到彰化道東書院與宜蘭仰山書院，一南一北都看見院中擺著朱子神位，復興古典閩南文化對於臺灣社會的精神重振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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