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馮達旋 ◆
2007 年至 2011 年間，我擔任臺灣頂尖學府之一——在台南市的成功大學的高級執行副校長。其間，我曾負責邀請一位頂尖數學家—— 哈佛大學的丘成桐教授，為該校理工科本科生舉辦一場講座。
講座開始前，我注意到身後有些學生正用粵語（而非普通話）交談。在臺灣，聽到這種語言實屬罕見。於是，我轉過身去，也用粵語向他們作了自我介紹。這一舉動顯然把他們嚇了一跳！當他們得知我在學校行政部門任職時—— 在典型的亞洲文化語境下——我的這一舉動更是讓他們感到驚愕不已, 尤其是因為我會說流利的粵語！
我發現這些學生來自澳門。在丘先生（Yau）的講座開始前，我們有過一段簡短的交談；其間，我隨口向其中一位學生（後來我得知他姓甘 ）提議，讓他帶幾位同學到我的辦公室來，以便大家能更深入地相互瞭解一番。
說句老實話，我當時壓根沒指望他們真的會接受我的邀請。
一周過去了，有一天，我的助手忽然告訴我：就在某個約定的時間，我在丘先生講座期間曾邀請的那五位學生，已經預約好要來拜訪我了！我當時既有些愕然，又感到無比欣慰—— 因為他們竟然如此認真地對待了我發出的會面邀請。
的確，他們來參加會議時做足了充分的準備。會議期間，我們進行了一場引人入勝的交談。我當時全然不知，他們在交談過程中竟然一直在做筆記；而在會後，他們中的一人竟然真的將我們討論的內容整理成文。
以下是該次對話的記錄！
會議結束後我們拍的一張照片！最右邊第二位就是甘同學。
（這次會面後來竟產生了深遠的後果。大約十二年後——或許是機緣巧合，抑或是命中註定——Kam 成為了 Springer 出版社那本《量子力學》專著的第一作者；而這本書，正是由他、張為民和我共同撰寫的！）
從留學到博學 － 與成功大學馮達旋副校長一席談
召集：物理系 100 級甘駿暉
時間：2010/05/27(四)10:40-11:20 地點：雲平東棟五樓 資深執行馮副校長室
與會同學：物理系 100 級甘駿暉, 物理系 100 級黃凱文 物理系 100 級黎瀚林, 物理系 99 級王露穎 資工系 100 級徐聖瑋 資工系 100 級曾華興
撰文：甘駿暉 潤飾：王露穎
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 － 出走與回家 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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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暉：我們在選擇學校時，大都依賴排名以及網頁上的資料，如何能選擇到合適的學校？區域是否造成影響，如座落在東岸、西岸或五大湖區的大學，其校風差別大嗎？另外，我學的是理論物理，美國的學術現況能否提供我相應的學術機會？
馮副校長：這裡有三個問題。首先，要衡量個人的實力，成功大學的學生跟大陸的學生是 on the equal basis，只是他們那邊的人數多。你要考慮自己是否具有競爭力，在校成績是一個指標，沒有這個指標，能不能申請上就是個疑問了。另一個問題，我不認為區域對學術水準有任何的影響，唯一的差別是州立大學跟私立大學，但那些差別也只是在行政上的，跟學術無關。最後一個問題，你現在還年輕，我不鼓勵你這麼快就下決定要走那個領域，不要硬性規定自己要做理論物理或是任何一個特定的領域。
露穎：那麼像美國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或是 University of Texas 跟其他獨立的大學相比，有什麼異同嗎？
馮副校長：這類大學系統在學術上是各司其職、個別發展的，像加州大學系統，也並非每間學校都有設立醫學院，如賴校長所念的柏克萊大學，就沒有醫學院。雖說這些大學系統之間是學術獨立，但管理階層是一同運作的，然而選學校時，各分校強項不同，與其他大學一樣，需要個別比較，因此在這個層面上來看，大學系統與其它獨立的大學並不會有太大差異。
華興：我是資訊工程的學生，但是我又同時對自然現象很感興趣，很想瞭解基礎科學，但我要如何入手呢？
馮副校長：主要是好奇心。像月球跟地球的距離為甚麼是幾十萬公里，而不是幾百萬？為什麼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是八公里多，而不是八十公里？氫原子為何不能用牛頓力學來描述？你要不停地發問，而且要問上游問題。比起美國的大學，亞州的大學教育比較「不能容忍學生犯錯」，每道題目都有標準答案，算對了才能進台大，才能進成大。遺憾的是，沒有人教學生如何去發問，學生不會發問，不會問重要的問題，甚至沒有勇氣發問，這是我們的錯。同樣地，這也是我們的中學教育為什麼這 useless 的原因，要算準不能算錯，這是最壞的。國外不是這樣的，一流的中學裡，都是盡量把學生送到大學裡去做實驗，不是模仿，而是學習如何思考問題，學習如何發問。
駿暉：你提到了科學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點：好奇心。但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從寫下了一個系統的Hamiltonian 開始，到完全把解找出來, 需要的是數十頁的計算，我們馬上就陷入細節裡，這又如何能保持好奇心呢？
馮副校長： 這大概是張老師告訴你的吧，真正的科學都在寫下 Hamitonian 之前。我給你講兩個例子，一個是去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 Ada Yonath，她是因為研究核醣體而得獎的。這個課題我不是很瞭解，但是主要的問題出於核醣體不能結晶，結果後續的研究便做不下去了。但是由於核醣體這個問題很重要，Ada Yonath 就去做這方面的研究了，她怎麼找都找不到任何證據，去證明它不能結晶，所以她就去做實驗。前後二十年做了三千多次，最後果真把結晶做出來。你很難想像這中間的過程是怎樣的，她每做一個失敗的實驗，就得知那個方向是不可行的。或許過程中，她有打算放棄，如此一來就沒有現在的成果。做科學研究，不同於做教科書上的習題，做研究沒有解答在前方等你，答案是你自己要去尋找出來，甚至你不知道答案能真的找得出來。另一個例子是在 50 年代的高等物理領域，楊振寧跟李政道宇稱不守恆的發現。在當時，宇稱不守恆是個極為大膽的假設，因為完全沒有實驗證據支持，但是同樣地李政道分析了當時的實驗資料與文獻，並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宇稱是守恆的，於是他便大膽提出假設，最後發現宇稱不守恆並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科學界充滿機遇，若在研究的過程中尚未準備好，便抓不到那驚鴻一瞥。
駿暉的評論：http://conf.ncku.edu.tw/research/commentary/c/20100108/1.html 前一個例子給我們的教訓是：無知造成狂妄。我之前對生命科學不太瞭解，免不了把它看成是物理學的一個小分支，但閱歷漸多，才發現事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學校並非沒有介紹其它領域的研究，但是只要當我們的視線受阻，我們就會變成短視的人。後一個例子是我所熟悉的，它的意義在於，任何理論只要沒有事實支持，即使再漂亮都要扔掉。反之，任何假設只要沒有受到事實的否決，都是可能的。
瀚林：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是困惑，因為張老師在上課時，曾提到現在的科學界很 dirty，推動大家做研究的不是好奇心，而是商業的利益。在這樣 dirty 的環境下，個人要如何保持平衡，也就是說既能顧全現實生活，又能求索學問？
馮副校長：你今年有沒有聽 Bri on Chance 的演講？他這個人真正稱得上是 Scienst！他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十幾歲就坐船出海，出海時發現為何船上沒有導航儀器，於是他便自己動手設計。騎自行車時，車輪破了一個無法前行，他便把另一個的輪胎放點氣，讓車子能慢慢地溜回去。從這裡你可以看出這個人具有「高度原創性」。後來做研究時，碰到複雜的微分方程，他就設計自己的計算機。直到現在已九十六歲，他仍在研究大腦，碰到儀器設計上的問題，依舊自己焊接電路板。我想你們在座資工系的學生也不一定會吧。另外，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讀物理，這不是土木工程，物理對 intelligence 的要求很高，加上科學的進步都來自於 curiosity，因此在科學界中，天份與好奇心同等重要！
駿暉的評論： Ada Yonath 這個例子讓我想了很多，Ada Yonath是土生土長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我認為以色列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也許跟猶太人濃厚的信仰有關，它很能包容人的特異性，不會用一個模子打造所有的學生。在這種包容的環境之下，學生發展出高度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這正是我們所受的教育所缺乏的。2004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Aaron Ciechanover 與 2009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da Yonath 都是其中的典範，他們既實踐了自己的天賦，也為社會創造了價值。這裡用副校長的話最有說服力：「我想全世界 60 億人口中，能夠念大學的學生應該都要有一定的責任，希望他們能夠學習到更多的信心來分析未來。假如大學只是為了訓練更好的科學家，訓練更好的工程師，訓練更好的文學家，而學生畢業後對社會沒有責任感的話，大學在教育上就是失敗了。」
凱文：我是馬來西亞人，我對歐洲比較感興趣，你能提供一下建議嗎？
馮副校長：我對歐洲較不熟悉，無法提供建議。但我要表達的是，你必須離開原來的學校，轉換環境。台灣的學生大都留在自己的學校念研究所，在台灣，研究所就如同大學部的延伸，碩一碩二變相為大五大六，研究所裡接觸到的師資仍是同一批，只是課程深一點罷。在國外不是這樣，差的大學我不瞭解，一流大學的學生流動性是很高的，那些學生不會待在原來的環境裡，而會到其它學校去，與不同的人來往，開拓自己的世界觀，也能激發思考。在這方面美國的大學做得比台灣的大學好多了。提到美國的大學，最讓我感動的是 19 世紀哈佛大學的校長 Charles William Eliot 的一場演講，當時哈佛大學的規模仍然很小，幸虧校長很有遠見，提出不可能把歐洲辦學的模式複製到美國來，他要做的是「播種」，讓種子紮根在本土的文化當中。後來哈佛大學通過推動 Liberal Art 的教育，讓學生的水準逐漸逹到國際一流的水準，這種態度是我們要學習的。台灣的大學有個缺點，常將成為另一個哈佛、另一個耶魯，或是要打進世界百大，掛在嘴邊，沒有確切的目標，這些都只是空談。以現在的情況來說，不要說五年五百億，五年五千億都不可能讓成功大學成為一流的大學！沒有建立在文化基礎上的大學，不可能躋身為一流。成功大學，以鄭成功為名，校園裡居然不見一個鄭成功的雕像，這說得過去嗎？成功大學，是整個東南亞地區，唯一以鄭成功為命的大學，所以它的使命應該是要凝聚整個東南亞閩南文化,，成為閩南文化六千萬人口的核心。能做到這一點，成功大學才是一流的大學。現在連大陸都開始重視閩南文化，成為中華六大文化之一，雖然當中或許有政治的考量，但是若成功大學錯失了機遇，是相當可惜的。
露穎：因此副校長的意思是，我們一昧地仿美仿歐，卻不曉得自己定位在哪？自身文化為何？這會不會跟台灣文化的長度不夠有關呢？畢竟明年才民國一百年？
馮副校長：妳提到民國一百年，這裡有個很有趣的觀點。說來很諷刺，台灣在 1945 年之前，是受日本統治，而大陸 1949 年後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這麼說來，只有金門是貨真價實的經歷了民國一百年。
駿暉的評論：我來成大的頭數週，十分好奇為甚麼成功大學會這麼狂妄 – 居然以「成功」為名，難道其它大學都不「成功」嗎？後來才知道是跟鄭成功來台的事蹟有關。但是由於平常在校內，學生們都是埋首於課業中，很少討論到這方面的問題。今天倘若不是副校長提到了鄭成功，提到了閩南文化，我想直到畢業以後我都不會聽到這個名詞，更不會有興趣討論這方面的議題了。今天跟副校長的討論，深深讓我感受到一個知識分子思想的高度，這讓我想起蘇轍十九歲時在「上樞密韓太尉書」裡表達的感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最近讀到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 on)所寫的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 ons of Philosophy)，頗有感悟。要特立獨行，難免會遭挫折；要挑戰權威，難免會不受歡迎；要奉行真理，難免會痛苦困頓。還是尼采說的好：從生命中獲得極致的圓滿和喜悅的秘密就是 – 生活在險境之中，將你的城市建立在維蘇威火山的山坡上！（註：1879 年，尼采寫出這一段話的前三年，維蘇威火山爆發。）
露穎的評論：進去副校長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鄭成功石像的照片」與「波音之父－王助與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的合照」。副校長說他剛來成大時，覺得這校名很特別，哪有一所大學會取名為「成功」？英文又該怎麼翻譯呢？Successful University？世界上的大學名幾乎不是用地名（像牛津、劍橋），就是用人名（像哈佛），這＂成功＂大學確實讓副校長困惑許久。當然，成功大學不是翻譯成 Successful，而是 Chen-Kung，那這在紀念誰，就顯而易見了！原來，這是在紀念鄭成功先生（關於這點，副校長還查了校史做確認），那又有多少成大師生知道呢？我來到成大已三年半，也不知道。花些許時間去逛逛校園，瞻仰了榕樹的生命力、成功湖的閒憩、理學院外頭的樹蔭大道、工學院的宏偉，就是看不到鄭成功的石像！但有十任的成大校長，沒有一任注意到鄭成功的遺漏！所以馮副校長才說：「成大對歷史不敏感。」因此才在副校長室中掛了鄭成功石像照，藉此做一提醒。（鄭成功先生帶進閩南文化，因此成大將為全球的閩南文化核心之地，對此文學院也極力地推動）
其實我在某種層次上，很能體會馮副校長的感受。有時，自己會困惑著台灣的根在何處，這或許是與不確定的國家定位有關，但心中總還有著更深一層的不安－一種找尋不到根的不安！我常會想著，為何日本人可以如此愛國？對外提及自己的國家是如此地驕傲？會不會就是長久下來，那份對祖國的認同感呢？我們台灣的核心價值在何處？特色在哪裡？有什麼能讓我們驕傲，而什麼又讓我們羞愧的？副校長說了一句很棒的話：「做物理的，就是要問上游問題！」意思是，要問到源頭。以這樣的思考方式看成大，難怪副校長會想去翻校史，找出成大的根、成大的源頭，這便是古語所謂的「吃果子拜樹頭」。我想若成功大學真能奠定出自己的特色，如成為閩南文化的重鎮，如此一來，在國際的舞臺上，我們便能佔有一席不可取代之地，也使學生更清楚自己的角色與定位。
走出副校長室，漫步在綠蔭大道上，我感到自己被 freshen up 一番。作為一個領袖，馮副校長展現無比的風範與遠見，不僅擁有知識份子的高度，而且還有寬闊的視野與胸襟。Renaissance Man，字典上翻成「博學多才之人」，而這段談話下來，稱馮達旋副校長為 Renaissance Man，當之無愧。
駿暉的總結：記得當代宗教家及著名作家池田大作曾說過：唯有對話能揭櫫人類對普世價值的廣泛追求，唯有對話能展現人類豐富而多樣的智慧傳統，並使這些智慧應用於處理全球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上。感謝副校長給了我們一個對話的機會。
♦ 本文內容發表於 2010/5/27，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