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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4
周陽山 |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圖／中新社）
2010年12月25日，我的老同學，北京清華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史天健教授與世長辭，這是中國政治研究的重大損失，也是我長年心頭之痛。而今，整整十年過去了，我展讀他的著述，回憶起他所留下的人生睿智以及知識遺產。
1981年8月中旬，我剛服滿兩年的預官役，匆匆來到紐約哈林區旁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開始了長達7年的研究生涯。第二年秋天，大陸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來到美國，這是改革開放後最優秀的一群知識精英，他們經歷了上山下鄉的辛苦磨煉，也累積了豐富的人生智慧。而比我年長6歲的天健，卻讓我看到了一個質樸奮進的中國知識心靈，以及一頁頁艱毅卓絕的人生圖景。
在當時治安十分敗壞的紐約，史天健絲毫無畏，利用晚上大夜班時段開計程車維持生計。當時計程車工會還特別發給他獎學金，嘉勉這樣一位勇敢堅定、不懼黑暗的博士生。
他長年身著布衣，腳踏布鞋，彷彿仍留在當年的北京，繼續幹活！多年後，他立業成家，生活美滿，卻依然一身素樸，毫無矯飾，不改其本色。
有一年，我回哥大客座，教授東亞民主化課程，特別邀請他講授一節中國大陸的民主運作，他細緻而認真的分析基層村自治與地方選舉的實況，生動而熱情地運用第一手的在地研究資料，讓來自各國的研究生興味盎然、感動不已，一直到了下課還圍著他問問題。這正是由於他苦幹實幹，始終堅持在第一線作調查，累積了大量的經驗素材，也培養出他對中國政治文化通透的智慧，能言人所不能言。
在201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大陸與台灣政治的文化邏輯》一書中，天健指出，對於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文化因素有其獨立的影響作用。相對於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文化規範有其不可化約的獨立性。文化因素為政治合法性、參與、利益與領導鋪墊了重要的基礎。
在台灣和大陸，儘管政治制度相異，但人們卻普遍認為，民主是政府應扮演好人民保護者的角色，而且要多為老百姓謀福利、做實事。因此，人們往往傾向於信任政府，而不是與政權對抗。這一點很顯然與西方民主不同，後者往往將政府視為自由之敵，因此政府常常不被信任。
我同意這樣的觀點。這也就是為何在中國大陸，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往往被視為政府宣傳的結果。其實這是基於西方民主的文化觀，也就是將政府當成人民的敵體，只有小政府才是好政府。但是這種「敵對的視角」其實來自特定的文化觀，而不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天健的著作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與肯定。有一位評論者表示：他的創造性研究不止是為政治文化開拓全新的視野，而且也為東亞的民主發展之謎提供了可信的答案。許多人以為幾十年後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強權也會發展成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他的研究卻提供了重要的反省資源。
「史天健是一位最傑出的理論先驅」，這是他學術生涯的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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