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環境的差異，同樣會對人的生活型態造成影響，生活型態則影響到文化。從人面對自然環境從事的產業來看，文化只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遊牧文化，第二種是農耕文化，第三種是商業文化。遊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近海的島嶼，但敝人並沒有主張「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當這些文化逐漸變成人的生活習慣，人其實會克服地理環境的差異，持續在不同地理環境過著相同的生活。這三種文化形成三種生活型態，其中遊牧文化和商業文化這兩類常會合流，農耕文化則是獨立的一類。人類三大最古老的文化，現在可見的典型樣態，莫過於出身於游牧文化的伊斯蘭文化、出身於商業文化的基督教文化與出身於農耕文化的中華文化，其中伊斯蘭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則在信仰系統實屬同源。來自歐洲的商業文化例如北歐的維京人，他們因為海洋生活形成商業文化，其實在早期甚至是海盜文化，但歐洲的文化並不是只有一種，西歐的內陸直到東歐則發展出遊牧文化，這兩種文化都是在歐洲形成，其屬於同一文化脈絡下產生的兩種細部的區別。生活在濱海或草原的環境所形成的文化主體，跟生活在大片平原上所形成的文化主體，其人民背後的心理意識型態肯定很難一樣。作為心理諮詢師須要瞭解到文化的這種差異性，纔能知道人的心思到底關注什麼內容。遊牧跟商業起源於內部資源的不足，需要向外去尋求，於是就呈現出一種流動的生活狀態。農耕自給自足，不假於外求，它可持續在同一個土地反覆不斷的耕耘，於是呈現出穩定和保守的生命經驗。草原與濱海地帶因內部資源不足，生活在其間的人自然不斷向外擴張，產生強烈的征服欲望。這種征服欲望是西洋文化心理的核心狀態。因為這種征服欲望，對很多事物都想要意識到如何把握，或將其概念化，或想要把它給工具化，這就是「物化」，意即把對象設想成「與己對立自存的物質」。西洋文化裡的科學就是在這樣的思維型態發展出來，其客體化的學問源自於這種征服欲望。 

遊牧民族最早的工具是馬，商業民族最早的工具是船，他們要把馬和船當作一個對象，不用這個「物」，就沒辦法克服大自然而獲得生存。中國本土沒有大量養馬的環境（在先秦時期除山東與江蘇外更不太使用船），於是中國歷朝常常面臨的困境就是打仗的時戰馬不足，常常要想辦法去引進優秀的馬匹，而優秀的馬一般都不產於中國本土，譬如在漢朝時，常常需要從西域引進「汗血寶馬」（據說這種馬從肩膀附近的位置會流出像血一樣的汗液，至於原因，專家的說法不一，有說是毛色產生的錯覺，有說是寄生蟲叮咬所滲出的微量血液，有說是馬在奔跑時血管擴張因此呈紅色），當然有時候會去引進蒙古馬。遊牧民族每個人從童年就跟馬共同生活，騎馬的技藝無不非常高超，可從馬背上跳下來拿東西或射目標，完事再一躍而上。這種馬背上的生活所形成的作戰技能，長期都是善於農耕的漢人很難匹敵的困境。但不論是遊牧還是漁獵，都得要跟嚴酷的自然環境對抗，對於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民族來說，他們常不會覺得上天對自己具有無盡的善意，而是喜怒無常很難捉摸，人固然不能獲罪於天，同樣不能凡事只依靠上天的旨意，人與天存在著沒有盡頭的緊張關係，甚至帶有某種程度的對抗關係，這使得人要懷著積極進取的態度去奮鬥，就會有不斷向前，進而不斷開拓空間的意識。就像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的軍備競賽，甚至其空間爭奪都開展到外太空。遊牧民族這種對外部的敵意，雖然早經轉化，但即便到今天都依然存在，這就是為什麼西洋人總是喜歡在國際上挑起事端，藉由塑造外部敵人來引發自身奮鬥的動能，包括過去美國鬥垮蘇俄，現在則想要鬥垮中國，這背後來自西洋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他們必須要有敵人纔會知道自己奮鬥的目標，這使得西洋民族的內心深處，無論是世界觀或人生觀，都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對立感。他們面對自然就是天人對立，面對人類就是敵我對立，這使得其哲學或心理學的理論主軸傾向就是主客對立。 

農耕民族是與自身的土地深度連結，從生至死都是恆常黏著的狀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順應著自然，生老病死祖祖孫孫都安住在這裡，農業社會中的人心中不求空間的擴張，不會去想人生有無限的向前，而會覺得當下應該知足，只要繼續維持下去就是幸福，這種心態會希望「天長地久福祿永終」，這是華人往年在家門口常會貼的對聯。敝人岳母家住在苗栗縣頭份市，這是個極傳統的客家居落，街道上不只有人家的門上會貼這類的對聯，有些店面諸如賣祖先神位的神桌店；賣祭祀用品的金香舖；或者自產自銷的傳統茶莊，裡面顧店的人常都是老先生或老太太，他們經營這間店動輒超過五十年，有沒有人來買自己的東西，他們都不太在意，他們做生意不喜歡討價還價，他們只是守著自己畢生相信的價值，過著平安與如常的生活，跟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型態完全不一樣。而且，農耕社會關注著時間的綿亙與恆常，這使得他們關注子嗣的傳承，這不只是指生育議題，更包括宗祠、祖譜、家屋與墳墓的籌畫，其目的在告慰死者與安頓生者，並讓兩者獲得聯結，更能解釋為何中國長期關注著記錄歷史的成敗興衰，成為舉世罕見的歷史大國。因此，清朝時期龔自珍（1792－1841）在《古史鉤沉‧論二》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意思是說：要滅亡他人的國家，必然要先消除他們的歷史；要毀滅他人的政權，或要破壞他人的規範，必然要先消除他們的歷史；要斷絕他國的人才，堵塞他國的教育與文化，必然要先消除他們的歷史；誅殺他人的祖宗，必然要先消除他們的歷史。這段話說得極有道理，並能解釋當前臺灣社會為何會從政府到民間都在修改歷史課本並消減歷史課數的深層心理原因，畢竟生活在臺灣的人，只有保持「歷史感淡漠」，意即不再有垂直軸的歷史意識，甚至將「中國」這一概念徹底解構，纔能不再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當然，農耕民族同樣有向外開拓的時候，雖然中華文化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裡孕育而成，可是對外來文化同樣不斷在接觸與吸收，總體上是一種接納的態度，來自「西方」的文化中，第一次對中國產生較大影響的國家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與阿拉伯，第三次纔是歐洲各國。中國有著很發達的航海技能，但沒有向外侵略的野心，更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生產型態去推動商業的發展，這使得中國的海上事業長期沒有蓬勃的發展，最多是秉持著「宣揚國威」的禮儀狀態來呈現，例如鄭和（1371—1433）下西洋，明朝在航海技術與船隊規模這些領域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歐洲各國，創造出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蹟，可是沒有像西洋人那樣進行殖民戰爭，從中擴張領土或發展殖民經濟，這只有回到農耕社會的角度來理解。農業民族重視的是有定期、定量與定額的生產，整個生活狀態非常的穩固，不喜歡更拒絕會帶來劇烈動盪的生活。敝人觀察雲南西雙版納的傣族人依舊還過著極傳統的農耕生活，他們沒有存錢的習慣，因為他們覺得生活的重點不是金錢，而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傣族的稻作生產中有一種技術稱作「寄秧」，這種技術的重點在栽秧前，會讓秧苗在田間長二十天左右，再將其大把栽到有水田裡，再經二十天後拔起，去鬚根和尖葉，移植到犁耙已完成的本田中，經過兩次栽培的秧苗不僅生長肥壯，更能提高產量，還能防旱保苗，因為西雙版納地區旱季與雨季太過於分明，插秧時常遇到旱季，多數田中還沒有水，就採用「寄秧」這種自然農法，等到有水再分栽（閻莉與張春玲，2011）。從西元1980年代至今，經由政府的鼓勵，好些傣族人會在淩晨兩三點去「刮橡膠」，那是他們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在從事的經濟生活，藉此供應汽車輪胎的需求，但他們沒有私人的金錢觀，全部財產共有，並不屬於任何個人，西雙版納有上百個傣族的村寨，儘管農耕生活已經有變化，但直到現在還是過著集體共居的生活，可見文化對人的影響何其強大。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一章 中華文化的特點：談文化的心理意義 第三節 中西不同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