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洋人而言，沒有革命就無法構成歷史。西洋的每個歷史階段都來自於對前面一個階段的推翻，不只包括政治，甚至西洋學術中的哲學大師，都經常要拿推翻前一個大師的論點，來作為自己發展思想的資歷。可是華人對待歷史的看法有如曼陀羅的轉化，前一階段和後一階段並不是壁壘分明的狀態，而是承前啟後的發展下去。西洋人看歷史，是偏向於空間和權利的向外擴張；華人看歷史，是偏向於時間與智慧的生生不息，這是中西兩大文化面對歷史最根本的差異（錢穆，2011：13）。這使得西洋人常常形成「自我」跟「他者」的對立；華人則相信萬有一體，最終要完成天人合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華人學習心理諮詢就不能不去認識中華文化史，因為，如果你是一個西洋人，你對於自己置身於社會容易有著「永恆的焦慮」，其背後就是「自我」跟「非我」的對立性：當你懷著自我為軸心點出發來思考問題，「我」怎樣去打敗「我」外面的人，或者打敗「我群」外面的團體，促使你想像中的「我」不斷拓展。西洋人對於這種「我的拓展」非常在意，這就是現在美國政府為何會憂慮自己的霸權正面臨威脅的原因，並且一直在尋覓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敵人（敵國），藉由徹底打敗「異己」來壯大「自己」。 

可是華人一直是懷著渾然一體的狀態去發展，譬如面對俄烏戰爭，美國覺得俄國攻打烏克蘭，對自己的霸權地位產生莫大的威脅，俄國則覺得烏克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五度東擴，纔是對自己的生存發展產生莫大的威脅，中國則覺得兩國戰爭有其歷史背景與現實因素，中國希望和平，但尊重各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在記者會中持續採取「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尤其希望各國對此議題能藉由溝通取得共識，但並不希望自己出頭擔任調解者，這種態度本身就不是侵略性的個人主義思維，而是種來自和諧性的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思維，對於關係主義的具體內容，我們會在本書最後一章做闡釋。 

再舉個例證來說，不論是臺灣還是大陸，很多人常在念大學過程裡，往往不是自己在選擇專業，而是父母或師長提供他各種指引，讓他基於各種現實因素來做選擇，而不要做出太理想化的抉擇。如果是一個西洋人，他會覺得這個人一點主見都沒有，聽命於父母或師長實屬完全不尊重自己的興趣，可是華人對於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不以為怪，這背後就是華人渾然一體的文化認同使然。在華人社會的家庭與家族中，成員彼此間有很深的情感連結，由對父母的連結移轉成對師長的連結，這種連結有優點同樣有弊端，人與人的深度連結可形成緊密的關係，但同樣很容易會形成紛爭。譬如在華人社會常有種現象：父母一死，兒女就會形成財產的紛爭，都覺得父母的財產應該留給自己。這種現象在西洋社會不是沒有，但大多數西洋人會認為父母的財產是父母自己賺來的物質資源，跟自己沒有什麼關係。 

西洋人認為他自己的財產要自己去掙來，父母的財產並沒有天經地義的道理要留給自己。在西洋社會，父母的財產通常會生前捐給學校或機構，這在西洋社會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現象，此因西洋人覺得事業有成是社會給自己的機會，通常會在死前預留遺囑，死後把財產捐給社會；反觀華人社會具有公信的學校常是由政府成立，靠大家捐獻成立的私立大學常經營很困難，因企業家常覺得事業有成來自於自己的智慧，絕大多數的財產應該留給子孫，而不是留給社會，這不是對錯問題，而是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認知中，華人基於關係主義，覺得自己跟「具體的家庭」關聯最深；西洋人則基於個人主義，則會覺得自己跟「抽象的社會」連結最深，因此面對個人財產會有作法的差異。 

華人常喜歡反身向內看，意即把各種外在的東西都視作在他自己裡面（或者說從自己內在來往外觀看），因此華人會特別注重萬物的和諧共生與自然發展，並會回溯事物的根本；而西洋人看任何事物都在他自己的外面，這就容易形成自我與外物的對立性，就會特別在意空間的擴展和權利，從而構成不斷往外征服，但征服不見得總會如己所願，就會因求不得苦而產生心理問題。現在的華人因為長期西化的因素，多數人已經不再是採取向內看的態度了，因此變得跟西洋人一樣高度需要心理諮詢，這就是該領域大行其道的原因。 

就這點來觀察，傳統中早就存在的修養心性，其與華人本土心理諮詢兩者有個關鍵差異：如果這個人習慣於向內觀看，就進入到傳統修養生命的狀態中，諸如人如果長期有練書法或彈古琴的習慣，在這種狀態裡，他其實不太需要心理諮詢，因為有練書法或彈古琴的人，很容易就能體會到自己的身心狀態，知道還有哪些層面需要補強，需要持續去調整或鍛鍊，他的全部付出，都只是關注在如何讓自己內在的生命獲得圓滿，而不是與他人比較；可是如果某個人沒有向內觀看的習慣，而是習慣於向外展開各種比較，譬如比較外貌、知識、金錢或地位等各種事情，但因自我的有限性，使得人沒辦法永遠通過這樣的比較來作為自己生命的支柱，就會出現身心問題，於是就需要有一個智慧更高的人，適時點醒他的問題，幫忙他看見自我的局限性，這就可進入到華人本土心理諮詢的模式裡。心理諮詢的產生，這是一個工商業社會已經在嚴重扭曲或異化人性後，自然會發展出來的療癒工作，這只是深受西洋文化影響的社會高度發展後的特殊狀態，如果修養生命重新成為華人的基本素養，則或許這一領域不至於發展得如此興盛。 

有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譬如傣族社會是母系社會，女性當家做主，而男性只是負責照顧小孩或打掃環境等，在家庭中扮演著陪伴的角色，但是男性在其中並沒有受到過度的壓抑，這就不太會產生心理問題。可是在漢人為主體的社會裡，當男性常被視作家庭的主體，女性只是依附者，其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嚴和地位，長期處在一個邊緣化的角色，這最終會帶來關係能量的反撲。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當前有很多青年已不太在意婚姻，甚至拒絕婚姻，這使得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尤其女性特別不想結婚，而男性則覓不到合適的對象，因為女性一結婚就會被綁在家庭的結構中，她從屬於家庭，面臨生育問題和養育問題，生命的獨立性就不見了。任何人都需要有尊嚴的活著，沒有人喜歡被壓抑，但如果這種需求最終發展出成人都不再結婚，避免自己或他人被壓抑，卻導致人都不再生育，整個社會變成超高齡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絕對不會是正常的社會。 

我們現在要設法立基於傳統但面向於未來，去構築人與人願意去經營家庭的社會，這是我們做心理諮詢的時候要放在心上的課題，正因如此，我們反而不要看見一位未婚女性稍有困擾，就勸她早些結婚去相夫教子，因為活在相夫教子的狀態中不太可能輕易就能讓她解決根本問題，畢竟我們都已經不是活在民國前的歲月了。我們需要尊重未婚女性生命的主體性，瞭解她心中設想的各種問題，在對話中共同思索如何纔能在家庭中完成不同性別間的共融與共善。 

中國古時候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個人在婚姻這件事上並沒有個人意志。這固然很可能對人帶來的壓抑，可是再反過來想，在自由意志裡做出的決策，未見得是成熟的決策，卻常得要由自己品嚐其苦果，譬如現在全球社會離婚率如此高，諸如高房價與低薪資這類社會因素都不利於婚姻，與其指責年輕人不再敢輕言結婚，何不深思人為何始終不想結婚？無論是被父母安排的婚姻，還是自由意志選擇的婚姻，都不見得是幸福的保證，因為當事人的態度很重要。古人會說「性命雙修」，意即屬於生命的核心價值與身體健康的維繫，兩者要共同去完成，不能只去提高知識，身體卻很差；更不能只是每天只是把身體照顧或保養得妥當，人卻沒有任何精神視野。 

女性常對於情感非常在意，尤其對愛情有著高品質的要求，可是女性應該要留意到戀愛對象心性品質的高低，如果女性能培育自己有這樣的見識，這時與男性的互動纔能形成個體自由與團體共生的兩全。如果只是看重男性的表面狀態，譬如身高、外貌、學歷或財富，從中尋求某種安全感，卻常會導致婚姻裡的不幸和壓抑。我們常聽到一種說法：女人如果讀書太多就不容易找到對象，因為女人一旦見識比較高，她就不願意屈就於男人，可是難道女人就應該自居於沒有見識的狀態，來輕易被男人控制嗎？這樣的想法恐怕同樣有問題。女人如果要提高生命的幸福感，提高見識有著絕對的重要性，提高見識不能完全等同於提高學歷，而是讓自己的知識跟心性都要有深度的體會和瞭解，這樣纔能看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從而獲得整合。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二章〈中華文化的源頭：本土心理學的詮釋〉，第四節「中華文化的內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