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關注著人本身的心理議題，本來應該特別著重於生命感的探索，然而我們後來熟悉的西洋心理學卻不是如此。「心理學」（psychology）這一詞彙英文中的「psycho」的字根是「psyche」，這個字在希臘語是「psuchě」，原意是靈魂（soul），中日兩國對於心理學的翻譯與理解，最早同樣有著靈魂甚至心性的內涵，最早有位署名執權居士的中國人在西元1872年在《申報》發表〈論西教興廢〉一文，討論西洋社會宗教受到科學興起而產生衰落的情況時，現在理解的心理（學）一詞就首度出現，接著日本學者西周助（1829－1897）在翻譯「mental philosophy」時使用「心理學」，其實是「心理上的哲學」的簡稱，對此顏永京則翻譯成「心靈學」；康有為則於光緒23年（1897）編《日本書目志》中，有25本包含「心理學」一詞的書籍；梁啟超則在〈讀《日本書目志》書後〉開始使用「心理」指稱「心理學」，康梁兩人當時對清末學術發展有著巨大影響，確實發揮開風氣先河的作用，其中梁啟超在光緒28年（1902）於《新民叢報》發表的〈介紹新著〉中主張當日本人將英文「psychology」翻譯成心理學，將英文「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兩者範圍截然不同，雖我輩譯名不需要盲從日本人，然其翻譯實「頗經意匠」，梁啟超的這一觀點得到當時中國學界的普遍認同。

由此脈絡指可知，心理學本來是一門包含心性、靈魂與意志這些具生命感的領域，心理學從來就具有文化的內涵，因此，心理學探討的範圍本來應該包括靈性，而不是今天心理學狹隘認知的心理邏輯（psycho-logic），這種說法能讓我們發現當前心理學的發展不只背反中國思想的主體精神，更背反其自身本來脈絡（林耀盛，2019：82—83；陳復，2021：251—252）。我們不是西洋學者，不具有對西洋心理學展開翻轉詮釋（或者稱作撥亂反正）的合法性，但我們是華人學者，對於心理學本土化的議題當然具有發言權，如果從其本原來探索，敝人會覺得心理學的核心內容就是文化心理學，而文化心理學就是本土心理學，只有認識人類各自文化中的本土心理學，纔能全盤認識人類心理學。

傳統文化中的教養，使得華人對有關於生命的根本問題有著高度在意，常導致華人喜歡回溯源頭來觀察事情本身。如果心理諮詢師在做諮詢時常顧左右而言他，或只是在討論和處理表層的問題，譬如面對當事人呈現出抑鬱的症狀，於是只跟他討論是否需要吃藥，或者只是就個人角度不斷討論抑鬱的導火索，卻對生命核心性格的養成，譬如人是如何受到文化的影響持續抱持忽略的態度，使得其生命呈現受苦或蒙福或交織的狀態，這種心理諮詢其實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使得華人與其跟不認識的心理諮詢師談話，寧可轉而跟自己相熟的知交或師長談談自己心理的想法。西洋的心理諮詢常會因為有「自我」與「非我」的對立性，諮詢師對於當事人常保持著這種對立性來互動，意即西洋心理諮詢師會運用他的專業倫理與諮詢技術，使得他不會輕易涉入到對方的生命裡，而會永遠保持一種有距離的對話狀態（美其名稱做客觀）。

西洋文化脈絡裡的心理諮詢，固然會呈現出專業性，卻同時呈現出冷漠性，意即諮詢師與當事人彼此有著隔閡感，彼此只有某種「類手術醫療」的關係，這背後來自於主客對立的知識論。如果是中華文化脈絡開展出的心理諮詢，諮詢師可深入到當事人的生命裡，諮詢師在跟當事人對話的過程中，前者應該表示出對當事人的接納與瞭解，並從這樣的脈絡裡去思考他生命問題或許能有的解套辦法。當然，西洋心理諮詢同樣有「共情」（empathy），這確實是一種對人深入的體會，但這樣的體會是種諮詢的技術與倫理，與中華文化重視生命素養的態度還是有差異。

西洋心理諮詢著重於個體（而比較不是著重於團體或整體）作為單位，呈現出個人主義的樣態，專注於解決個人的心理問題，而不會追溯到文化心理對個人的影響。在英文裡，「I」與「me」是發語的起點，西洋哲學的起點「我是誰？」，當前華人受西洋這種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同樣覺得生命就是每個獨立的個體。榮格的分析心理學（analytic psychology）在西洋心理學還是極小眾的狀態，西洋主流心理諮詢討論的面向很狹窄，例如認知療法（analytic psychology）有一套判斷認知正誤的標準（怎樣纔是一個良好的自我），通過有關於認知的行為技術來改變人的不良認知，但這個標準本身只要再做深度反思，「何謂正常」本身就涉及到西洋文化的問題，但這不是西洋心理學會去討論的問題。人的心理從來就有文化心理的層面，這裡面需要有本土心理學應該探討的課題。

如果用西洋文化脈絡產生的心理諮詢技術來面對華人的心理問題，很難不會呈現出各種不對應現象。西洋主流心理諮詢有一個預設，就是從自我的角度來看心理問題，覺得人只要表面的行為症狀消除，當事人的問題就解決了。但華人本土心理諮詢在面對人的心理問題時，不是在單純面對個人的自我，還會進而去探討自我的深處潛藏的自性，從中探討人怎樣能活出智慧。自性的理解各有水平面與垂直面，水平面是指人的「我」其單位不見得只是「個體我」，而是「團體我」，對於華人而言尤其如此，「團體我」包括從家庭、族群、組織到國家，凡因「物以類聚」而產生的整合都屬於團體，人在團體中會尊重團體利害而做出相關思考，不是只從個人利害而做出相關思考，這就是水平面的自性，這是具有廣度的自性；垂直面是指人的「我」更是個「整體我」，其超越個人置身某個時空中的自我，而從永恆的角度來尋覓自我的超拔與突破，獲得更高層的蛻變與覺悟，這就是垂直面的自性，這是具有深度的自性。

如果不從團體我或整體我來認識華人，將無從瞭解華人的本土心理。智慧有共相更有殊相，但不是人言人殊，而是要與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的歷史去對話，從中汲取相應的文化資源，纔能為當事人提供精確對應其生命處境的建議。譬如說，先秦諸子對人心的探討角度，儘管不如宋明儒學更貼近於我們當前華人的思維習慣，但我們學習先秦思想，確實對於鍛煉我們思維的縝密性有著很大效益，而且如果我們多加留意，就會發現先秦思想實屬華人智慧的源頭，尤其生活在中國本土環境中的人，日常生活中有數不盡的文化資源都深刻影響著自己。

譬如我曾到山西省晉城市的城區講學，發現這裡人文薈萃，晉城人講話都很有禮貌，普遍民風保守且性格溫和，後來參觀北宋程顥（1032—1085）在這裡辦的書院，這纔意識到原來程顥講學帶來的影響極其深遠，時隔雖已快要千年，但晉城人聽我談儒學卻表現得一點都不陌生，彼此很能相應暢談各種心靈議題；但我只要離開城區，來到左側的陽城縣，就會發現這裡或許有大量的古堡，人的防衛意識很濃厚，並且曾有人在清朝當官（譬如皇城相府），人民做事很認真且細緻，但心思極其複雜，充滿著權謀思考，讓我看見當地人的言行舉止就像是看見晉學思維的活化石；我來到城區北側的高平市，則會發現這裡民風粗獷、豪邁且飆悍，人民很喜歡大口喝酒，對當年長平會戰二十萬趙國士兵被坑殺的往事依舊念念不忘（我的確在長平村該古戰場的埋骨遺址感受到濃郁的陰森寒魄氣息），甚至當地到現在都還有吃白起肉（某種燒豆腐）的風俗，充分反映出這三個地點距離相隔不遠，同屬於大晉城市的轄區，生活風格的差異卻極其明顯，這些人民的心理狀態都跟在地歷史有著高度關聯。

後來我去河南省開封市做歷史踏查，在鼓樓區的開封老城遇見一個孩子跟我講話老氣橫秋，不只滿口流利的開封話，兒化音現象極其突出，詞語常濃縮得很精簡，讓我很難意會到這是十歲不到的孩子能講出的話語，並且人看來很老練，讓我好像遇見宋朝人一樣，這顯然就是文化集體潛意識對個體產生的影響，認識這種小孩，不能只從生理年齡去認識，而是要從他背後的整個文化集體潛意識出發，去瞭解為什麼他的語言型態甚至舉手投足都猶如來自宋朝的靈魂，這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因此，瞭解先秦思想就是開始回溯我們文化集體潛意識的源頭，從該源頭出發，纔能一路按著時間的長河探討下去。

中華文化脈絡裡的心理諮詢，諮詢師與當事人是站在同一個角度來面對生命裡的困難，繼而給予的一些開啟生命的答案。這種狀態就不大可能會是純客觀的對話樣態，而是諮詢師會進入到當事人的生命世界中，時而立足在當事人的角度，面對其困惑的事情，來幫忙當事人釐清問題，這是基於「天人合一」的文化傾向使然，其知識論具有主客相融的體證性。站在中華文化脈絡裡的心理諮詢，會對諮詢師的內在素養有要求，諮詢師要有比當事人具有更高的智慧，而不是只懂得很多技術知識，或只是擅於運用技術。西洋文化脈絡裡的心理諮詢是站在外面來看當事人，而中華文化脈絡裡的心理諮詢是站在裡面來向外看，這就是中西心理諮詢的差異。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講到一個「鄭人買履」的故事，敝人直接用白話來談一談：有個鄭國人，想去買一雙新鞋子，可是卻忘記帶上腳的尺碼，於是又回家中拿尺碼，等到他拿到尺碼返回集市時，集市已經散了，他最終沒有買到鞋子。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直接用自己的腳去試鞋子？」他回答說：「我寧可相信尺碼，也不相信自己的腳。」智慧就是那隻腳，技術就是尺碼。只要有智慧，就可生出無限的技術，就如同有那隻腳，就可隨時量出新的尺碼。但如果你不確認自己是個完整的人，有頭有手有腳，卻寧願相信尺碼，甚至因看見某個西洋人長得高頭大馬，只相信該人的尺碼，結果買來的鞋卻不合自己的腳，這就是本末倒置，這意謂著你正在使用不適合華人身心特點的技術來做心理諮詢。

中華文化自身有著無盡的智慧，過去本來就是如此，現在同樣就應該成為華人解決生命困惑的內容，如果當前世人不見得信任「智慧」，覺得智慧太抽象；卻更信任「知識」，覺得知識較具體，那我們就需要「轉道成知」，將智慧轉成可被世人理解的知識，這意謂著在做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如果我們確信來自中華文化的智慧可提供給當事人解決問題的建議，那麼我們接著就要思考中華文化如何再經轉化，蛻變出可解決心理問題的觀念資源。這些資源需要更多有志藉由恢復傳統智慧來療癒人心的人來思考。只學習西洋心理諮詢的技法固然可讓我們獲得輔導人的具體操作程序，但其實有著重大盲點，那就是會在不知不覺間重視法而漠視人，這並不是說技法不應學，如果反客為主，沒有整體大局的思維，只把技術當做學習的重點，卻忽略整個文化如何浸潤著每個具體的個人，交織成生命的主體，這時候就會「見樹不見林」，不要說做一個療癒人心的諮詢師，即便只是一個普通的華人，如果沒有文化素養，不知做人處事的顯規則或潛規則，都很難面對華人社會各階層的人，其內在有著如何複雜的愛恨情仇。

不瞭解和不討論個人具有的文化性，卻自覺已洞悉人的心理，這背後其實是一種來自五四時期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傲慢。這種傲慢包括認知某種具有科學包裝的意識形態具有普世性，始終不因文化而有任何差異，將各種現象做出化約的理解。這本身就是個極有問題的觀念，人從來都不是機械，其心理具有各種變項因素在影響，更不用說每個社會的文化都在對人產生深度的影響，現階段中西文化的對抗已經是無法迴避的事實（這是美國維繫自身霸權政治的戰略），中西文化的會通是我們面向未來的展望，但如果我們不認識影響人的文化內容，卻奢談影響人的心理狀態，在這個錯誤的觀念上繼續產生的技法，其有效性就只能來自於「聲稱」，意即這些技法透過西洋文化的知識霸權維繫住這種聲稱，卻深度造成人對心理諮詢的疏離感。

敝人覺得：這就是為什麼當前大陸社會有六十萬人獲得心理諮詢師的證照，卻只有五千人在實際執業，最後卻導致大陸在西元2017年9月取消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考的原因。這些橫向移植過來的技法，都是些翻譯不見得精確的概念，或翻譯者自身都沒有真明白的內容，操作這些自己不熟悉的技法，其實會讓心理諮詢師常處於一種沒底氣的狀態，只能靠某種「表演」來掩飾自己的心虛。現階段在大陸社會的心理諮詢不是沒有本土化，譬如其諮詢型態已經脫離「諮詢室」這種硬體空間的固著，而普遍發展出網路空間從事心理諮詢的型態，但由於能經營網路平臺者常係私人設立的公司，其提供給人從事心理諮詢的管道被系統性壟斷，導致心理諮詢逐漸有過度商業化的問題，諮詢品質有著嚴重問題，真正能對應彼此需求的諮詢師與當事人很難相見。

尤其心理諮詢開課程的講師其人數遠過多於實際執業的諮詢師，當喜歡心理議題的人恆常只處在學習而不敢執業的狀態，聽眾常在充滿宣傳的狀態裡熙來熙往，好不容易聽懂一點內容，或這些內容正觸碰到自己的某種心結，就覺得自己收穫滿滿，卻沒有辦法實際拿來幫忙人解決生命困惑，這就是王陽明（1472—1529）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中講的「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意思是說我們自家有這麼豐富的智慧寶藏，卻沒有探究和發揮出來，卻像一個乞丐一樣在跟人家乞討，吃著人家丟出來的殘羹剩菜（意即那些橫向移植過來的知識），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二章〈中華文化的源頭：本土心理學的詮釋〉，第五節「中西心理諮詢的差異」。）}

_{♦ 本文內容發表於 2026/5/28，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