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常見的「心理疾病」，其實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長期薰染導致的心魔，個人主義的「自我」常導致人際關係的衝突性，但我們如果不承認其盲點，卻持續拿橫向移植過來的心理諮詢來解決問題，這就不是在化解心魔，而是繼續豢養心魔，最終自己只是獲得某種安慰劑效應，可是生命問題本身並沒有真正獲得精確對應的解決。大陸已經在深刻檢視這個問題，臺灣卻對此毫無意識，甚至藉由證照來持續維護自己的「專業地盤」，藉此壟斷該一行業，但我們卻常見這種現象：年輕的心理諮詢師（臺灣稱作諮商心理師）取得證照後，卻喜歡跟當事人從事塔羅牌的占卜，或展開家族排列治療，這顯然是拿證照來合理化自身的工作，卻有著名實不符的現象。

當人被繁忙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可是他被催眠說我們只能靠工作來賺取金錢和獲得價值，但他置身在大都市中，始終在承受生命背離自然的痛苦，於是他只能靠消費纔能釋放他的痛苦與焦慮，接著繼續工作賺錢，如此變成一種循環。橫向移植過來的心理諮詢，將人的各種問題病理化，卻只是把陪伴與聆聽當作「治療」，其實這本身就變成資本主義的消費機制，使得當事人做心理諮詢跟在大賣場裡瘋狂購物，或在健身房做運動沒什麼本質區別，都只是資本主義緊張生活型態裡的補償機制，而不是解決機制。當心理諮詢要通過「不解決問題」來賺錢，可是問題如果在實質層面卻無法面對，受害者其實不只是當事人，諮詢師在潛意識裡同樣要承受解決不了問題帶來的心理壓抑，長此以往，諮詢師很難不會罹患各種程度不等的心理疾病，甚至身體不堪負荷而出問題，關於這點，從業者只要平日懂得反觀自身就有體會。

智慧諮詢作為一種華人本土心理諮詢，其應該被視作解決機制而不是補償機制，但諮詢師不應該心懷這種想法：「當事人的問題很快被解決的話，諮詢師不就沒錢賺了？」有幸生而為人，一生中有無數的問題要去解決，智慧諮詢解決問題的範疇很寬廣，因為智慧諮詢並不從病理的角度來看心理問題，生命裡遇到的大部分困惑，只要不將其病理化，都可在智慧諮詢的範疇裡去探討。人首先是有生命問題，然後問題不被解決，慢慢累積下來纔變成心理問題，可是心理諮詢師如果只是在解決被專業切割出來的某種心理問題，卻不解決生命問題本身，那麼這個心理諮詢師其實正在被自己的專業局限住視野，這其實應該屬於「技」而不是「道」的心理諮詢。

譬如某個人有人際關係困難的問題，在大公司中很難跟同事合作，甚至只要置身在公共場所就會覺得渾身不自在，結果諮詢師不幫忙他具體解決問題，卻去藉由催眠回溯他的童年，誤認童年經驗纔是根本問題，釐清童年的痛苦與焦慮就可解決人際關係的困惑，卻沒有意識到癥結是問題本身，不是童年，當事人不懂得華人社會運作的思維型態與應對辦法（這些都是文化議題），從來沒有人教他認識這些實質議題，使得他誤認自己只要靠專業技能就能生存，卻總有「懷才不遇」的痛苦，不知道社交應對有著顯規則與潛規則，只要能洞察文化心理就能知道該如何交流自如，諮詢師卻只想在回溯童年發生的事情，殊不知華人常因智慧有高低，導致多數人對於人情事理始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就是捨本逐末。

另外，在諮詢師和當事人的關係來說，由於智慧諮詢是從生命不斷深化和蛻變的角度來看待生命，幫助當事人從這一關走到下一關，這使得諮詢師與當事人形成有如師生的緊密關係，而不再是陌生人。《禮記‧學記》說：「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意即是說：老師並不是五種人倫關係中的任何一種親屬（五服是指居喪期間面對五種親屬該穿著的服飾，包括斬衰、齊衰、大功、小功與緦麻），但任何親屬如果沒有老師的引導，人就不懂得這些人倫關係。智慧諮詢師就是引領當事人面對與解決生命問題的老師，現在學校中的老師只談知識不談智慧，為何不能有引領人看見智慧的心理諮詢師呢？而且，從根本層面來講，事情的本質是「意念的波流」在左右事情的發展，當人意念的波流被打開了，自然有相應的情境會不斷發生。因此，作為一個智慧諮詢師，只要開始從業，就不需要憂慮諮詢工作是否會斷斷續續，只需要憂慮自己有無足夠的誠意來面對諮詢工作，尤其有沒有幫忙他人出離苦海的熱情。

拿敝人自身來說，敝人十八歲時就在思考：我能不能讓思想產生療癒人心的能量？敝人今天所做的各項工作，包括在大學創辦縱谷跨域書院，或在海峽兩岸的民間發展雙子教育，正契合著敝人青春時期的發願。思想給出的能量會生發出無數種技術，但反過來說，只學技術卻不瞭解思想，就如同東施效顰，讓你做著一種耽擱生命的無效工作，充其量只能成為一個資質不高的心理諮詢師而已。諮詢師自身的生命無法藉由充實文化素養而提高，其解決問題的技能就會被侷限在比較低階的階段。根本的問題是說，無論是諮詢師還是當事人，當人不再有深化生命素養的意願，其實只是在過著一種重複的人生，誤認人生只是按部就班的模組化選擇。在這種重複的人生裡，所謂的解決問題，常只是在績效與獎勵的模組中玩著自欺欺人的把戲。

原本西洋文化的心理學認為心理問題常導源於負向病態的認知狀態，其治療辦法是要把該負向的病態心理去導正，恢復所謂的正常，因此這種心理學可謂病態心理學或負向心理學。可是到八十年代後，美國受到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繼而將其通俗化後，就慢慢發展出所謂的「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這包括冥想、靜坐與瑜珈的修養狀態，都被整合在內，導致心理學的定義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開始覺得彰顯人的正向心理纔是解決心理問題的關鍵。這反過來跟我們現在講的修養心理學產生連接與交集。由此可知，西洋心理學自己都沒有一成不變的說法，沒有誰的觀點更具有壟斷性，更不要說華人社會如果有學者能把出自傳統的智慧學跟心理學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本土心理學，發展出適合華人身心的心理諮詢，這是在做出造福眾生的社會貢獻。不論中國的未來是向外發展還是向內發展，中華本土心理學理應要在華人社會獲得很大的發展。

如果持續向內發展，中國本來就有極渾厚深刻的學問在滋養人的生命，即使不經轉化發展成新的本土心理學，本身都可讓人的生命變得更有智慧（這就是智慧學，傳統儒釋道思想都包括在內）；如果向外發展，讓具有傳統意義的學問現代化，變成具有文化內涵的心理學，這時候就需要在實作層面發展出心理諮詢的型態，並借鑒西洋心理諮詢的技術進行對話和整合，譬如在諮詢工作展開時同樣需要有諮詢室，但可設計成禪室那樣的修養空間，或者有設立神位的神聖空間，但室內要有音響來播放心靈音樂，讓對話在嚴謹而自然的狀態中展開。發展向外看的心理學或許是發展向內看的心理學的橋樑，人面臨的各種病態心理的確需要被面對與解決，這就需要向既有的心理諮詢型態靠攏。但，一旦當事人開始有向內看的意識的時候，就可引領當事人進行傳統的工夫鍛煉，譬如讀經、書法、祝禱、冥想、靜坐、導引與瑜伽等工夫。

比較習慣向生命內在觀看的社會，本來就更適合於正向心理學的發展，但今天的華人社會因深受個人主義影響，個人的權利意識空前高漲，反而已變成向外看的社會，因而很多人產生各種病態的心理卻已視作常態（譬如將憂鬱症視作很普遍的文明病），甚至臺灣社會更深受「去中國化」的浪潮擠壓經年，談中華文化始終具有政治不正確性，反而很適合於具有西洋文化意識的負向心理學從中坐大與發展，於是兩股能量形成一種很糾纏的現象：首先，社會只要越西化，針對病態心理而發展出的矯正或治療就會越來越昌盛，從中產生人對各種心理技術的迷戀，這是西洋心理學傳入華人社會後形成的特點，更是相關工作會大行其道的原因；一個是向內看的華人社會本來就存在向內觀看的學問，其內容屬於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天然心理學」，儘管中華學問裡本來並沒有稱作「心理學」這樣的概念，可是華人就是在長期浸潤於智慧，發展出探討學問來修養生命的傳統，從中形成個人身心的健康與平衡（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當我們探問人有生命問題，是否需要特別去做心理諮詢，其實這需要看個人生活西化的程度，尤其是教育程度越高者或社經地位越高者，對此或越有其具體需要。

傳統西洋哲學的觀念認為人有靈魂和肉體。靈魂接觸的是超越於人的理性精神領域，肉體接觸的是內在於人的感官物質領域，長此以往就產生西洋傳統的「二元論」（dualismus）這一哲學思想。西洋人認為物質世界是超然獨立的存在，他們會用純客觀的經驗角度來研究宇宙各種議題，由此而最終踏上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科學道路發展，覺得任何事實的成立須來自觀察或感覺而獲得認識，但每個人用來驗證經驗的原則真沒有任何差異嗎？譬如說，照理來說人都有高祖父，但幾乎沒有幾人見過自己的高祖父，沒有見過高祖父的人，如何確認自己有高祖父呢？這件事情總不能使用觀察或感覺來獲得認識，更無法做實驗來驗證，而得要有不同的辦法。

這反映出有關於科學的思想不能只有一種驗證型態，但卡爾波柏（Karl R. Popper，1902—1994）更有意思，他主張「進化認識論」（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認為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在於其理論是否有「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不能被否證的理論，終究不屬於科學的理論。在波柏心目中的「偽科學」，包括傳統的形上學、骨相學、占星術和心理分析理論，「非科學」不但包括偽科學在內，更包括像數學或理則學這些不受檢驗的學術門類。波柏一再強調，「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並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理論界限，科學與非科學（包括偽科學）都既包含著真理，同樣包含著謬誤（黃光國，2018：144—145），這種視野使得我們有機會反思如何跳出二元對立，來展開更深一層的科學思考。

自從費依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44）主張「科學無政府主義」（scientific anarchism），他覺得理性會受到環境脈絡的影響，他甚至有種歷史觀察，意即現在的理性，不見得能被過去的理性所理解。堅持「理性原則」（rationality principle），可能會變成對科學進展的限制。使科學有突破性進展的觀點，往往是逃脫既有方法的規範來行事。西洋文化所謂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會被奉為圭臬，其實並不是理性主義本身有什麼內在優越性，而是非理性的「權力」因素在影響。因此，費依阿本德主張「政科分離」，一如「政教分離」，意即政治不應該再控管科學，纔能釋放科學探討的空間，他並喊出「克服科學沙文主義」的口號，要求巫術、神話與宗教在學校中獲得與科學一樣平等的地位，甚至都被視作科學範疇內可討論的議題。

費依阿本德鼓勵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家能珍視自身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傳統，勇於針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架構理論並向西洋文化既有理論挑戰（黃光國，2018：196—199）。換個角度來說，費依阿本德認為只要是「系統」且「有效」的觀點就是科學，是否屬於科學並不見得要符合西洋主流文化脈絡裡的科學標準，這種科學哲學觀點的突破，可替我們建構中華本土心理學掃除觀念壁壘，在觀念層面與實作層面開闢出更幽深的路徑。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二章〈中華文化的源頭：本土心理學的詮釋〉，第五節「中西心理諮詢的差異」。）}

_{♦ 本文內容發表於 2026/5/29，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