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漫長的交流過程中，多半是前者基於經濟因素而侵略後者。因為遊牧民族常覺需要不斷擴張生存空間，農耕民族被侵略後，則會覺得日子過得不安穩，於是接著想變強來反擊回去，這就常形成不斷循環的歷史。遊牧民族和商業民族追求富強的心態，使得他們常具有鮮明的財富觀，希望不斷去刺激與強化追逐財富的欲望。他們認為財富越豐富，就越容易能將利滾利，從中獲得更可觀的財富，於是導致財富越豐富就越覺不足的心理，於是就要永遠追逐下去。西洋文化有很多探險類的電影，譬如好萊塢有印第安納瓊斯博士（Dr. Henry Walton Indiana Jones）的系列電影，裡面常有的鏡頭，就是歷經千難萬險，最後打開珠寶箱，裡面都是奪目的金銀財寶，然後探險者們無不睜著大大的眼睛，興奮的看著箱子，有人甚至無法自拔而做出傷害他人的舉措，這就是他們的財富觀在電影裡的體現。雖然現在已經很難簡單說哪個社會是哪種型態，但文化集體潛意識對人的影響不可輕看，源自於遊牧民族的這種心態，相較於農業社會與天地自然緊密連結在一起，尋求與萬物和諧共處的心態非常不同。就像大陸現在一直在宣導要營造和諧社會，那就是回到中華文化的本來面目，不像曾經有段時間常會鼓勵人與人要彼此鬥爭，與天鬥跟與人鬥還說其樂無窮。對傳統中國社會來說，追求和諧是日常的狀態，鼓勵鬥爭是非日常的狀態，前者是常態，後者是變態，記得田余慶（1924—2014）有一本著作《東晉門閥政治》，就在寫皇權政治與門閥政治在常態與變態間不斷轉化的過程（田余慶，1996：340—362），他的論點是皇權政治是常態，門閥政治則是變態，門閥背後是士族，士族在經濟層面的發展與皇權政治形成的矛盾，總是不同程度存在著，但是只要皇權比較穩固，士族在政治層面還是願意效忠皇權，他們傾向於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託於皇朝政治，這種求穩固的態度，背後就是農業社會對和諧的追求。 

商業文化與遊牧文化常常導致人的動盪不安，但與天爭實屬環境中的不得不然，因此這種文化脈絡裡的西洋社會最終會在十九世紀末業產生出心理諮詢這個行業。反過來說，如果華人還是活在古時候純農耕那樣安土重遷的社會裡，同樣不會產生心理諮詢這個行業，就像剛剛講的傣族，大陸的政府可保護少數民族維繫那樣的生活，可是漢人作為中國的主體民族，卻因受到西洋文化劇烈的衝擊，自身早已不是原本農耕的生活狀態了。農耕時代的華人會去求神拜佛；大家族的生活型態中彼此互相關懷與幫忙；士大夫如果不在朝會，更常會聚集在民間開講會。這些都是取得心理平衡的方法。但現在的中國已變成商業社會，甚至進入到後工業化時代，於是產生現代人共同的困境：孤寂。作為現代人，由於個體成為思考的主體，什麼事情都要獨立支撐，很難沒有孤寂的感覺，於是對心理諮詢師的需求就產生了。當然，現代化並不必然就是西洋化，甚至美國化，中華文化能不能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裡，避免產生或擴大這種現代性的困境，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西洋文化有一種自認普世性的看法，譬如相信《聖經》裡的上帝對全人類而言是普世性的信仰，並沒有任何文化差異，而且西洋文化相信只要掌握工具就可運用到各種事情上，其間並沒有文化差異的問題，這種否定本身就想要傳播其文化具有普世性，當人有這種心態就會有高低的比較，優等民族對低等民族的殖民就不是侵略而是施恩，如此纔能徹底完成征服，使得其完成被殖民者 須完成早經認知與架構「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進程，如果承認文化有著深層差異，不同民族間就需要互相瞭解與互相尊重，現代化進程並不是只有一種可能，就沒有誰征服誰的任何理由了。 

中華文化相信文化差異的存在，於是從中華文化脈絡下發展出來的心理諮詢，它會有不同意義的普世性，這種普世性就體現在尊重差異所形成的「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第十三）。因此，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看，不只應該要有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本土心理諮詢，更會有日本、韓國與越南的本土心理諮詢，甚至會有中國各地區或各民族基於文化脈絡的差異產生的本土心理諮詢，這本應該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卻直到目前為止，持續被心理諮詢工作者忽略中。其實，我們應該要留意到西洋文化此刻正面臨的衰落：例如西洋各國已經很難有人想要去當牧師或神父。或者法國一份獨立報告揭露法國天主教會，長期包庇成員對兒童的性侵案，過去70年來超過33萬名兒童曾被神職人員和教會成員性侵（吳宗宜，2021），這背後的深層原因是西洋人對自身的文化沒有信任感，並不相信自己的信仰能拯救自身的生命。可是如果不再期待上帝對人的救贖，那麼人對自己救贖的方法是什麼呢？這就是西洋現在正在面臨的一個根源性的困境。反過來看華人是何其幸福，我們在完成現代化的過程裡同樣產生心理問題，可是我們有極其厚實的文化資產，大量的先聖先賢提供永恆的智慧給後世：我們作為一個「早熟」的文化，自周朝開始，就已經不再像商朝那樣有著濃郁的上帝信仰或者鬼神信仰，而是開闢出一條自強不息的人文信仰的道路，這個文化資產一直不斷在潛意識裡呼喚著我們，告訴我們本來大可不產生心理問題，因為我們的文化本身就蘊含著療癒生命的能量，但當我們出現心理問題，我們就更應該從這些文化資產中尋覓療癒生命的能量。 

從對天的信仰來看，會為兩種信仰：一種是上帝的信仰，一種是對本體的信仰。前者是對成文法的教義最終需要完全不質疑的相信，因為其相信文字來自於上帝的恩典，上帝會給人救贖，這是一般認知的信仰狀態，然而由於時空背景的變異，這種信仰很難會不讓人變成教條主義者，畢竟信的是文字，而不是實質精神；後者則是只是為信仰打開一扇門，這門裡的內容，有著不同層次的境界，需要人自己來鋪陳與展開，經典的文字對於本體的信仰者來說，只起到一種「參考書」的作用，其還可細部區隔成體證和論證，論證的過程裡，會對很多觀念通過語言來建構知識，而獲得條理清晰的架構，體證則沒有言語，只有深度的冥契，冥契同樣會有循序漸進的深化，兩者的路徑不同：論證是有語言的反思，體證是無語言的內察。從某個意義上說，我們在談悟道這件事情，值得談的是說我們到底在談「悟道」還是「悟見」，如果是悟道，其實不應該有語言，不屬於任何見解的比較；如果是悟見，則有「昨非而今是」的恍然大悟，悟見還是要通過語言，語言的細膩化會使得悟見的內容更加細緻。悟道如果是指「頓悟」，則不會有悟見；悟道如果是指「漸悟」，則會有悟見的過程，這時候體證與論證並行不悖。儒家思想從先秦發展到明末，其總體發展是人文信仰變得日益深刻，譬如明朝中葉的心學就是在體證與論證有大幅發展，從做工夫的角度來看，學習心學是因仰而信到因悟而信，該悟有體悟更有論悟，這是一個不斷提煉信仰純粹度的過程，心學是引領人做工夫朝向本體，而不是給出綱領性的文字要人去信，這使得心學無法成為宗教。 

宗教常會聲稱其教義來自於神的指示，可是那些教義的具體內容會因為時空的變化而有很多變化，如果不顧時空的變化還是堅持相信，結果造成信仰者內心的撕裂與迷茫，這就是現在相信《聖經》與《古蘭經》難免會面臨的困境。譬如《聖經》與《古蘭經》都有「不淨動物」的清單，像是倒嚼不分蹄的動物、無鰭無鱗的海鮮，或有翅膀爬行的昆蟲，甚至天空飛的鷹類、烏鴉或蝙蝠，這些東西根本不是漢人通常會去吃的食物，因此漢人讀到這些經文就會感到無法理解，或者其信仰者如果要遵守絲毫不感覺困難。大多數的基督教信徒已不跟著摩西（Moses，約前1520—前1400 A.D.）實施飲食律法，他們的共同神學觀點是覺得經歷耶穌（Jesus，約前4年—公元30年）的死亡和復活後，那些所謂的「舊有約定」的限制就已經不再適用了。飲食的禁忌原本極可能只是因為地理環境的需要，從而產生的一種文化上的態度，但起源於某個地理環境的宗教，卻會傳播到不同地理環境中，原本的正確卻會因為時空背景已有變異，而沒有做出相應調整，譬如印度教認為牛是聖物不能吃，穆斯林則認為豬不潔不能吃，可是印度教徒可吃豬肉，穆斯林可吃牛肉，該如何分辨出哪個宗教的教義是絕對正確的真理？如果無法有個究竟對錯，那大家相聚在同一個空間中，就會產生文化的衝突，這就是印度國內兩大宗教信眾會衝突不斷，甚至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長年不和的文化因素。 

西洋文化自從上帝被徹底質疑後，曾經掀起一股反思的浪潮，形成很多豐富的思想，這些思想曾從中華文化裡得到極其關鍵的啟發，譬如法國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對於孔子與儒家思想的激賞，其《風俗論》第一章就談中國，藉此表達人類文化首先從中國開始，打破拿歐洲歷史來權充整個世界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這一史學觀，開創人類文化史或者說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先河，包括神學後來發展出後現代神學在內，都是來自於「東方」（orient）對自身的衝擊，可惜終究沒有繼續發展下去，其中的核心原因在於，在西洋人長期的文化脈絡裡，所謂的「東方」過去是指中東地區，後來變成印度和日本，擴張到東亞是極晚的事情，但東亞社會後來已經不是西洋人學習的對象，而是救贖的對象，「東方」本來就是個具有殖民意涵的概念，西洋人向來並不清楚中華文化的實質內容，華人受到西學東漸的全面影響，對自己的文化的認識同樣不太深刻，甚至常跟著西洋文化的敘事脈絡處於自我否定的狀態中，這使得敝人在行文的過程中，儘量避免使用「東方」這種不精確的概念。我們不能閃躲面對當前的思想大潮：只有華人完成對自己文化的認識，認真整合最後一塊文化拼圖，當華人願意把自己的文化梳理得脈絡清晰，並且讓西洋人瞭解到中華文化有何優點與缺點，而且可跟西洋文化進行對話，那麼我們不僅有機會完成具有現代性的中國學術，甚至還可能拯救西洋文化的危機，這就是中西會通的意義。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一章 中華文化的特點：談文化的心理意義 第三節 中西不同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