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講到人生議題，固然會談到歷史與文化，但都會把「自由」作為核心議題貫穿於其間，這使得西洋歷史就是一個爭自由的歷史，西洋文化就是一種爭自由的文化，爭自由就需要是意識到自己的「不自由」，就有對立性與對抗性，而自由的對立面就是聯合，尤其是聯合與自己利益相同者，來共同抵抗反對自己願望的敵人，個人與個人的聯合就變成民族，每個民族都各有國家，這使得歐洲有這麼多獨立的國家，固然彰顯出自由，然而每個國家企圖完成符合國家利益的自由，又需要聯合能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家來共同發展，於是再成立歐盟（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來對抗不屬於歐盟的國家，西洋人一直在這種兩極的狀態中擺盪不已。

直到現在，西洋的民族跟國家始終不能融合一致，譬如說歐盟並沒有發展統合成一個「歐羅巴共和國」，更不存在「歐羅巴民族」，反而歐盟這幾年更逐漸拿「歐洲人」用來區別敵我的存在，雖然有所謂的「哥本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然而其實際界線來自於信仰、價值或經濟，不具有基督型態的信仰（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但不包括東正教），或不實施西歐標準的價值（譬如人權概念），或經濟不佳的國家，歐盟不會同意其加入進來（譬如土耳其長期不得其門而入），歐盟內部更存在「老歐洲」與「新歐洲」的區隔，使得政治的歐洲與地理的歐洲並不是簡單的等號關係。

西洋人在理想層面希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現象卻常常是一個國家裡有多個民族，於是導致很多區域紛爭，比如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1954—）這麼氣勢磅礴和胸懷博大的德國總理，她願意替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做深刻的反省，但是德國人民對於超過百萬的中東難民不斷湧入德國，對梅克爾越來越不滿，甚至希望限制或遣返這些移民。這背後就是種族界限形成的緊張關係。德國人自覺德國是日爾曼民族的德國，不講德文就不能被視作是德國人，根據2011年德國統一後首度舉辦的全國人口普查，德國1.9％的人口（約150萬人）宣稱自己是穆斯林；後來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於西元2016年12月發佈的報告，德國有 440萬到470 萬穆斯林，占德國 8220 萬人口的 5.4％至5.7％（陳壯鷹與馬繹，2018），他們即使取得德國的國籍，相當多數的德國人覺得他們應該被限制在某一個範圍內生活，並且信仰伊斯蘭教常不被視作對德國的認同，這使得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打著反伊斯蘭與反移民的口號崛起，甚至常有字母縮寫「Pegida」的組織發起示威，該縮寫大意是說「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這種違反人權的概念卻可合法存在於德國社會，儘管其創辦人巴赫曼（Lutz Bachmann）本身打著「反移民」（anti-immigrant）的旗號，卻聲稱要逃離「德國的迫害」而平日都住在西班牙的特內里費島（Tenerife）（韓亞庭，2016）。

反過來看中國社會，信仰伊斯蘭教的人，不要說住在新疆省，即使在山西省都很常見清真寺，像猶太人在全世界都可保持對自己民族的認同而千年不墜，唯獨早自唐朝或宋朝進入中國後，就被自然同化成一體。今天如果在廣東省的廣州或河南省的開封看到帶著猶太帽的人，有著中東人的長相，聲稱自己的祖先來自於以色列，卻操著廣東腔或河南腔，你就知道中華文化如何將其自然融合無間，這些人的整個身心狀態完全已中國化。敝人的老師黃光國教授就具有阿拉伯人的血統，但他卻有著強烈的中華文化認同，同樣是個顯著的例證。

華人很早就有同姓不婚的習慣，就是為避免亂倫生出低能兒。早在《左傳‧僖公二十年》就說：「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不蕃」就是指健康繁衍的意思；《國語‧晉語》同樣說:「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其「惡不殖」就是指厭惡其無法生殖的意思。這種事華人會覺得天經地義，儘管到漢朝後姓氏混用，就不再嚴格禁止，但唐朝再度恢復，直到明朝時不再有此禁忌，像是《明律例》與《清律例》將同姓與同宗區隔開來，使得同姓而不同宗可結婚，同姓而同宗則不可結婚。敝人在做田野調查時，得知西雙版納的克木人部落，目前只有三千多人，如果有人近親通婚，男女要在地上四肢著地，學豬爬與學豬叫，慢慢爬到豬槽吃糠，老人則念著咒語，拿斧頭羞辱兩人的睡臥地面，並將槽內的糠劈成兩半，藉此表示兩人已經分離，最後還要讓兩人把豬槽的糠全部吃完，整個懲罰儀式纔能徹底結束，可見克木人的壽命雖然普遍比較短，卻同樣有著對近親通婚的戒懼。

但，反觀中古時期歐洲貴族都覺得自己家族的血統高貴，優於常人，因此大量在進行家族內部的通婚，導致歐洲皇室出現很多低能兒，像是歐洲學術期刊《人類生物學年鑑》（Annals of Human Biology）研究指出，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出任歐洲包括神聖羅馬帝國在內各國的皇帝、國王或公爵，在十六世紀中葉有奧地利與西班牙兩個分支家族，經過兩百年的近親通婚，每個人臉部常見有顯著的大下巴，俗稱「哈布斯堡下巴」﹙Habsburg jaw﹚，這是種臉部嚴重畸形的現象，結果兩個分支家族的領導權最終都因生理缺陷而滅亡（鍾玉玨，2019）。

通過這些對比，我們就會知道中國早在西周時期就已有同姓不婚的概念，這背後有著文化的先進性，並會經由長期的發展，繼續意識到同姓不見得同宗，而不會墨守成規。中國廣闊的疆土使得即便來自於同樣血緣的部族，都會因為山川的隔閡與風土的差別，經過長期的演變，導致彼此間的生活習慣、風俗都產生隔絕。如果不是古人，尤其是華夏的諸國，能夠抱持著很寬大的民族觀念，不著重狹隘的血統界限來作區別，則民族融合很難完成。

即使是相同的族群，因地理而產生隔閡，這不見得是很古老的事情，譬如敝人住在臺灣的宜蘭，兩百年前開始有漢人對蘭陽平原展開初步建設，在雪山隧道沒有開通前，甚至北宜公路沒有開通前，從臺北進入宜蘭會非常困難，需要用兩天的時間走淡蘭古道，由於群山環繞，導致那裡長期呈現半封閉的狀態，以至於逐漸形成宜蘭人特有的「宜蘭腔」，該腔調雖然來自漳州腔，但和其它地區的閩南語不太一樣，有著自己的特色，尤其宜蘭人在加重語音時，通常會加「勁」這類發音，像是「勁好呷」或「勁厲害」，任何人只要聽到這樣的腔調，應該就會判斷他來自宜蘭。「宜蘭腔」的形成只有兩百年的歷史，更不用說中國大陸這麼廣袤的土地和悠久的歷史。在中華文化的大背景下，會有無數類似宜蘭這樣的封閉型文化圈在自己發展。宜蘭人常呈現特有的性格或風格，就是「外冷內熱」，意即外表看起來很冷淡，有如宜蘭每天都在下雨一樣陰沉，但心中卻有著火熱的情感，對於人與人的關係都很重視溫度，有如宜蘭在地特有的飲食「糕渣」一般，外冷內熱，口一咬就有著燙汁。你不瞭解宜蘭人，就會誤認宜蘭人待人很冷淡，只有長期相處纔能體會到宜蘭人的純樸與善良。

由此可知，做心理諮詢卻不瞭解在地文化的風格和差異，誤認真有一套普適性的諮詢技術，大家就會風行景從，實際情況卻常不會這麼簡單。風俗的不同會形成對事物認知上的不同，所謂的心理諮詢，如果不深化文化素養，而只是學習技法，常無法從根本層面來解決人的心理問題，這種看法非常簡單且粗暴。回過來說，華人有個特徵，就是能夠很快判斷出眼前這個人是否可做「知己」，這來自中國的地域實在太大，今天見到這個人，下次就不知道要再隔到什麼年月纔能看到，這是華人經過長時期的演化，因應時空因素形成特有的「識人術」，人與人的交流會採取更開闊的本質態度來相待，這使得中國古人對於民族觀念相對來說比較寬容。

日本人當年想要侵略中國，其實是日本有相當大量的菁英階層自覺最懂中華文化，最有資格表徵最精湛與先進的中華文化，纔要成為新中國的主人。日本人作為中華文化圈中的一員，他們本來同樣沒有濃厚的民族觀念，但日本人試圖統治中國時，就開始發現情境已經不再是元朝或清朝，民族概念已經開始在中國形成，這使得他們的企圖失敗了。因為該時期的中國，已經長期飽受列強侵略，華人已經被激發出民族意識，這包括「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徹底被激生。清末時期華人本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概念，前面已指出「中華民族」這一詞彙出自於梁啟超的創發與詮釋，他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說：「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梁啟超，1989（1—7）：21）梁啟超一開始使用自己首創的「中華民族」這一詞彙時還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則指中國的全部民族。

直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纔清晰解釋這一概念的內涵，他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梁啟超，1989（2—13）：75—76）由此可知，「中華民族」與其內涵，完全是梁啟超有意創造出來，藉此型塑出「中國魂」，這來自他堅信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時代發展的潮流，更是中國富強不可或缺的核心觀念，這種想法本來的確不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不過當全球都不能體認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不同民族間強凌弱與眾暴寡的現象不斷，則「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現階段的確不宜輕易撤除，當個人沒有國族感，則會很難立足於當前國際環境充滿文化鬥爭而變得極其險峻的世界中。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二節「兼容並蓄的民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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