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階層不論如何有錢，其子孫只有藉由讀書纔能「漂白」，否則始終就會被社會輕視，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傳統一直都有「士，農，工，商」這四大階層的說法：士人和農人排在前面，而工人與商人都排在後面。這種對商業交易的敏感性與距離性，至今依然存在於華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中，人們自覺或不自覺總對商人有著戒備心理，尤其在傳統氛圍比較濃厚的內陸各省，深怕毫無距離會變成「和魔鬼交易」，這種心理導致華人社會富人只要稍有文化，就會懂得隱藏自己的財富，強調自己的文化，不願意強調自己的財產。 

如果是上海、廈門與深圳等這些沿海移民城市，對於商業的態度就會顯得更自然一些（或者說闊氣），但這同樣會住在被文化程度較高省市內的人輕視，譬如儘管彼此距離不遠，但杭州人就常會覺得上海人只會炫富但欠缺文化，敝人的父親陳祖洪先生出生於杭州，祖母黎莉長年住於杭州與上海兩城市，敝人童年就曾聽過祖母講過這首早在民國初年就已在流傳的打油詩：「上海來個小癟三，手上拿把小洋傘。早上耍子城隍山，前山不走走後山，屁股摜得三劃三。」本來只是覺得有趣且順口，並沒有認真解讀裡面的意思，後來聽某位來自杭州的學者這樣描寫上海：「從歷史來看，上海什麼都沒有，但是就能無中生有。」 

這是個褒貶共生的評論，從中可看出文化程度較高者對於文化程度較低但經濟程度較高者的評價，儘管從各項指數來說，現在的杭州已不見得經濟程度較低，上海則不見得文化程度較低，這種評論難免都夾雜著地域成見。無論如何，現在的華人社會，不論生活在大陸或臺灣，工商業已成為社會的主導，不可能再像古時候那樣對工商業採取強烈抑制的措施，於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間覓得一個心理的平衡點，這是我們這個時空環境中的重大課題。 

在重農抑商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中，中國的讀書人，對於金錢似乎總要抱持著不在乎的態度，纔能證明自己的「心態健康」，甚至對於「棄絕金錢」已達到一種潔癖的程度，這卻會導致對金錢與自己的關係沒有精確的思考與對待，該心態發展到極端就會變成「仇富心理」。明清時期的士人因受政府供養，即使沒有做官，只要有科名，那麼從秀才開始，每個月就會有米糧，更免交人丁稅與免傜役，因此只要是個秀才，就大可對金錢採取不在乎的態度，但當朝廷給的待遇變差，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他寫的是明朝，其實都在指向清朝的士人階層，他筆中的范進，沒考上舉人前，窮困潦倒且受盡欺凌，一考上他就喜極而瘋，甚至本來沒給其好嘴臉的岳父胡屠戶都熱情前來祝賀並攜來賀禮，還有同為舉人的鄉紳張靜齋登門相贈錢財房舍，讓范母喜極而亡，這種對比反差就可看出有沒有考上舉人的確差異甚大，這背後隱藏的事實就是從此就可當官，正式接受政府的供養，經濟生活從此無虞了。 

可是今天只要念到大學都應該被視作讀書人，這些人遍佈於各行各業，畢業後都要自己尋覓合適的工作，如何能不在意金錢呢？我們華人在現代化過程遇到這個重大難題：時空背景已經來到工商業社會，但我們還保留著農業社會的文化集體潛意識，這種心態常會讓年輕人想要在工商業社會實踐自己的理想，卻很可能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譬如說，只想靠公益的型態來發展心理諮詢，卻沒有合理的經濟收入，從而導致事情很難持續發展下去。當然，商業的心態同樣可能會讓諮詢師的工作發生質變，畢竟人從事於幫忙人的事情，自身總不能變成唯利是圖的人，這就會從一個極端跑到一個極端。在當前社會中從事心理諮詢工作，不可能不發展出收費機制，如此纔能創造出該工作的價值性與操作性，更可讓尋求幫忙的當事人對他參與的諮詢過程產生嚴肅感，因為當他意識到心理諮詢需要繳費，就可避免喜歡貪便宜的「小農心理」，覺得反正不收費，就可大量消耗時間，而諮詢師就難免會覺得自己在從事著始終無法有經濟支撐的工作，我們要對這種不平衡的心態有所警覺。 

智慧諮詢屬於心理諮詢，同樣需要有心性修養，但智慧諮詢與心性修養這兩種型態還是有些差異：當前社會常在探討的六大主題「親子，考試，感情，財富，職涯，生死」，這六大範疇內具體的問題，都可進入智慧諮詢的範疇內去探討，意即當事人並不在傳統修心養性的機制裡，而是先與咨詢師展開對話，探討如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而只要當事人開始意識到解決這些具體問題需要心性修養工夫，關於工夫論的探討與操作還是可回到傳統脈絡中，不需要再特別收費。 

意即諮詢師可展開一對一心理諮詢的收費機制，更可辦理一對多生命教育的課程，還可鼓勵當事人共同來做工夫，做工夫則不需要再有收費。有關於修養工夫的探討，都還是繼續採取傳統的態度去面對。如果當事人已經在修心養性，這表示他已經懂得如何自動自發去療癒自己，那麼除非當事人是擔任心理諮詢師，在督導的意義裡與其督導師展開諮詢，否則他應該展現自學精神，自動自發在心靈層面不斷鍛鍊與成長，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則應該適時給予提醒與建議，這就是宋明時期夫子對弟子的心性教育型態。 

其實即便是在這種傳統的教育型態中，同樣有收費機制，孔子就有收「束脩」（扎成一捆的乾肉，這在春秋時期屬於貴重的禮品），因此發展智慧諮詢大可不需要對收費這件事情帶著清高與排斥的心理。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裡，對教育要收費完全沒有心理障礙，卻對諮詢要收費有著心理障礙，這種落差其實很需要反思。 

當然當前社會正在日新月異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心理諮詢，收費實屬自然而然，但側重點不是收費與否，而是我們的工作狀態是否能依循著傳統脈絡繼續發展出新風貌，中華文化是一種有如曼陀羅不斷在轉化中開展的文化，但萬變不離其宗，總要依循著心體的中道精神來前行，不像西洋文化是不斷在變異的狀態，不同時期的文化型態彼此迥異，甚至形成很深的文化斷層。對華人來說，如果只是橫向把西洋心理諮詢挪移到華人社會來實施，其間自然會有各種落實的困境，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從中華文化的脈絡裡萃取出具體可操作的辦法，再結合當前的時空，包括適當吸納西洋心理諮詢可與本土心理諮詢結合的資源，纔能被當前時空的華人所接受。 

諮詢師要有此意識：做心理諮詢只是在順著因緣去幫忙人，在幫忙人的同時，最好能同時整合成一個共學與共修的團體，這個團體不見得需要收費（或者只是種實惠的會費即可），重點旨在給予一個精神空間，形成大家替更高的生命意義整合起來，不只凝聚在一起學習，更能攜手從事於某些社會公益工作，這樣纔能讓心理諮詢同時富含智慧的意義。請記住：任何事情只有「義利相濟」纔能長遠且恢弘的開展。當一個人的心理恢復健康，就可開展心性的探討，深度做工夫。如果個人的關注點始終只在於自己的喜怒哀樂，他纔會需要心理諮詢，因為他的思考聚焦於個人的困境，纔會產生難以平復的不安與焦慮，當他的生命獲得擴充，開始不再拿個人的角度來思考人生，就可引導他進入一種更寬廣的整合與學習，這就需要從「諮詢機制」進入到「教育機制」。 

人在面對生命問題時，通常是「不撞南墻不回頭」，因此，智慧諮詢師對於當事人更多是給出一種守護與守望，在當事人真正想要改變的時候，諮詢師就可恰如其分提供寶貴的建議，但要注意保持稍有距離的社會角色，不要對當事人產生心理的壓迫感。當彼此成為比較深刻的師生關係，老師纔適合更主動去幫忙一個學生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人生。但師生關係有很多由淺至深的不同狀態，老師對於一個學生的生命要涉入到多深的程度，自己需要有個清晰的意識，畢竟涉入他人的生命有因果業能，你要有對自己生命精確的評估，如果自身心性能量尚無法對應某些課題，就不要輕易去涉入他人的生命，這樣纔是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四節「承先啟後的經濟觀」。）}

_{♦ 本文內容刊載於 2026/6/25，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