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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出現後,接著比較有影響的學術團體是墨家。墨家的創始人就是墨翟,合理推測他本來是宋國人(宋國是商朝後裔建立的諸侯國),或比孔子時間稍後些,《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說:「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墨子在魯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因此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但他反對當時的儒家陷溺在繁瑣的禮儀中,於是創發出自己一套學說。墨子對世間的混亂非常不忍,他強烈信仰有意志的上天(這是商尚鬼的後續發展),其建立的墨家思想,屬於一種有著明確宗教性的信仰團體。
儒墨兩家的區別在於:儒家著重在探討人的心理動機,意即人要秉持著怎樣的心態活在人間,從這個角度來講,儒家思想的確發展成為本土心理學;墨家則是著重外在義理層面的討論,其內容與人的內在世界沒有直接的關聯,其對個人動靜舉止的規範,同樣是從社會價值層面來思考,而不是從心理動機層面來立論。墨家更突顯出一種平民精神。
「墨」字的本意是在臉上刺字塗墨來作為奴隸標識的刑罰,不論刺字塗墨者本來的出身,當其經歷這種刑罰,就意謂著其出身於奴隸階層,而儒家多半出身於沒落的貴族或崛起的平民,這些平民裡有國人與野人,奴隸雖有,但不是最主要的成員。組成墨家的奴隸,其職業主要就是工人集團,他們的一大特點就是具備當時最尖端的科學知識與工業技能(錢穆,2011:72),並且很重視「利」,這並不是單純指經濟利益,而是指實用價值,這種極端實用化的思想有著無法避免的缺陷,譬如對於美學素養或人格陶冶的議題完全不在意。
墨家的思想主要係「兼愛」與「非攻」,「兼愛」就是完全平等的愛人,「非攻」就是反對不正義戰爭。墨家還反對宿命論,因此提出「非命」的觀點,這種思想能讓奴隸相信自己終究有朝一日能翻身。相信上帝有意志的基督信仰,其同樣反對宿命論,基督教認為人的動靜舉止都要榮耀上帝,要去做上帝喜樂的事情,墨家同樣推崇天的意志,認為要順從天的意志去展開實踐,人纔能活得有意義,人需要去不斷在人間奮鬥,來確認自己的行為始終符合天的意志,這是商朝主流思想的進階版本,其觀點讓宗教與科學這兩大領域產生高度關聯,的確跟基督信仰的型態很像。
古人從四時(春夏秋冬)的運作中形成對天的意志最原初的直觀印象,接著就把這些認識歸納成客觀規律,希望套用到人身上,認為順應這種客觀規律就能獲得比較順遂的人生,這就是所謂的順從天的意志。當然,原始墨家最早並不認為天的意志是一種客觀規律,像《舊約》裡所描述的上帝那樣,有著喜怒哀樂存在,人不見得能全部明白這些喜怒哀樂,但人要對天的喜怒哀樂有敬畏,只是這種喜怒哀樂在墨家而言係指「義」(就是道義)。
《墨子‧天志上》記說:「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上天喜歡什麼或厭惡什麼呢?上天喜歡道義而厭惡不義。然而率領天下的百姓,去實踐合於道義的事,這就是我們在做上天樂見的事情了。我們做上天樂見的事情,上天就會做我們喜歡的事情。我們個人喜歡什麼或厭惡什麼呢?我們喜歡福祿而厭惡災禍,如果我們不去從事上天樂見的事情,就是我們率領天下的百姓,在實踐於災禍了。但我們怎麼知道上天喜歡道義而厭惡不義呢?天下的事情,有道義就會獲得生存,沒有道義就會導致死亡;有道義就會變得富有,沒有道義就會變得貧窮;有道義就會獲得治理,沒有道義的就製造混亂。上天喜歡人類生息而討厭人類死亡,喜歡人類富有而討厭人類貧窮,喜歡人類治理而討厭人類混亂。這就是我(墨子)知道上天喜歡道義而厭惡不義的原因。
墨家重視鬼神,主要側重於祭祀,想要促進人獲得宗教性的虔誠,對墨家而言,鬼神是比上帝稍微再下一層的存在,但卻是更具體的存在。在理性知識相對沒那麼發達的春秋末年,感受到鬼神的真實影響很容易,不像現代人凡事都要拿出能經得住反覆驗證的證據。原始墨家繼續發展下去,就形成「別墨」這一思想,意即從宗教的墨家發展出科學的墨家,「別墨」的意思是指後世歧出發展的墨家思想,《莊子‧內篇‧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這些人都在戰國時期,別墨的思想主要記錄於《墨子》中的六篇《墨辯》(意即《墨經》,包括〈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與〈小取〉這六篇)中,不只談理則學,還有談科學(包括光學、力學與幾何學在內)的內容,並基於原本「非攻」的思想,開始創造出很多守城的武器,累積出豐富的軍事技術知識。這讓我們瞭解到科學與宗教的背後其實出自相同的思路,就是對終極真理的高度關注,這同樣是西洋社會的宗教與科學長期會在相生與相抗中不斷發展的原因。
知識論(epistemology)是要回答生命的主體如何認識外在的客體,從中產生客觀知識。中華思想的知識論起源於老子,可是直到別墨纔發展出精密的知識論,知識論探討的議題,傳統就稱作「形名」,意即如何給予客觀的「實在」精確的概念認知。分析性思維的培養極具重要性,畢竟如果什麼事情都要靠親身經驗纔能得證,所知就會很有限,而且你適用的經驗不見得適用於其他人,知識可通過推理來獲得,譬如黑猩猩第一回照鏡子可能會嚇一跳,接著他發現自己不論怎麼晃動,鏡子裡那隻猩猩就會跟著做同樣的動作,於是該名黑猩猩就開始意識到鏡子是一個能反映他自己的東西,這說明黑猩猩有自我意識,比其它動物有著更高的智能,這種智能就是推理。
認識墨家思想有一個重要的意義,當事人來做心理諮詢,常常是因為覺得自己的思維打結,有些觀念糾纏不清,智慧諮詢師有責任幫忙當事人把他的思緒釐清,但智慧諮詢與哲學諮商有著明顯的差異:哲學諮商是依據西洋哲學中思辨的內容來展開相關探討,重點在談觀念本身,而智慧諮詢的核心思想是要幫忙人看見自性,這點指向性相當明確,智慧諮詢雖然同樣有思辨性,包括諮詢師同樣應該熟稔於這些中華思想家的觀點,這是成為智慧諮詢師的過程裡要有的知識訓練。由春秋戰國時期的墨家就已經把思緒辨識得如此細緻,顯然華人當然有可能展開細緻的思維訓練。
二十世紀中期後纔發展出來的量子物理學涉及到的議題,早在中國的先秦時期,就被名家藉由觀念的比對觀察出端倪,這種前瞻性著實很令人震撼。惠施(約370B.C.—約310B.C.)就是個名家,曾做過魏國宰相,那時各國君主的稱謂一般都沿用公、伯與候等爵位,惠施卻在魏惠王三十七年(334B.C.)讓魏國和齊國互相稱呼彼此的君主為「王」,歷史稱此事件「徐州相王」,這表示著整個周朝的秩序就像是泥巴牆,被惠施輕輕一推就徹底崩塌。惠施曾經在政治上做過這麼激烈的動作,這就跟他的形名思想不無關聯。
惠施認為空間和時間都並不實有,相同和差異都並不絕對,《庄子‧內篇‧天下》中,惠施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國的地點位於各諸侯國的最北,越國的地點則位於各諸侯國的最南,現在惠施卻說中央位於燕國的北面和越國的南面,這種不合理則的說法,其實真正是在說明空間的無限性,任何一點本身都可視作中央,而沒有絕對地理的中央。他還說:「今日適越而昔來。」這句話表明,早在戰國時期古人就瞭解時差的存在,因此會說我今天到達越國,但對於西部地區的人來說,我可被視作昨天已經到達。這是人跨過很大的地理空間,有過相關經驗知識,纔能提出來的觀點。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四章〈文化心理的原型:多元並立的先秦思想〉,第三節「形名的突破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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