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人觀看中國政治史常有「盛極而衰」與「衰極而盛」在交替的感想總結，但政治層面的盛衰交替，卻不見得會影響到文化史，有時盛世的大一統使得文化受到相對的侷限，衰世的大動亂反而使得文化獲得極大的開展，這主要跟文人（或士人）置身在其中是否能反思處境有關。中華傳統詩歌發展到漢朝形成「漢賦」，這是一種既像散文又像詩歌的特殊體裁，其由《楚辭》發展而來，《楚辭》的寫作雖然從平民開始，但它其實詞彙複雜，具有高度的文學性，終究還是在貴族階層裡獲得發展。漢賦內容的書寫和流傳，同樣常見於宮廷與王侯間，漢朝的賦家有很多人都被宮中供養，屬於上層社會的作品，由於漢朝經歷文景之治後，社會經濟日益富庶，賦家的作品大都在歌功頌德，甚至流於香豔的情色文學，其筆觸誇張，喜歡堆疊冷僻但華麗的字辭，意義卻不見得深刻，時過境遷後，這些作品就失去生命能量。

漢賦後來形成樂府歌辭，這是通過宮廷樂隊的演奏而獲得流傳，原本都可拿來演唱，接著再發展成樂府詩，但同一時期，西漢時期民間還發展出最早的五言古詩，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東漢時期無名氏寫的〈古詩十九首〉，這並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作品，主要在描寫人民生活的疾苦，尤其戰亂中人生的離恨與情愁，對後世詩歌的持續發展影響很大（韋政通，1996：206）。南朝梁文學家蕭統（501—531）將這些傳世詩篇收入《文選》並統一命名，學者研究指出，〈古詩十九首〉不僅是平民文學而已，其內容更可謂係東漢末年士人的集體悲歌，東漢末年的兩度爆發「黨錮之禍」，使得士人遭受殘酷的迫害，存活下來的士人對傳統價值產生懷疑與否定，他們或追求物欲享樂來消解生命短暫的痛苦，或企望回歸精神家園來對抗漂泊無依的悲涼，兩者都表現出士人對自我生命存在的深情關注與深刻反思（覃素安，2015：66）。

漢獻帝（劉協，181－234）建安時期（196—220）雖然政治黑暗，卻同時是個文學覺醒的時期，尤其我們要舉曹操（155－220）與曹丕（（187－226）父子為代表，譬如曹丕的〈燕歌行〉，這是中華文學史上現存最古老且完整的七言詩，使得該詩體正式成立（韋政通，1996：206）。並且曹丕是中華文學史上首先講到文學的價值與技法，他在其著作《典論‧論文》中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意思是說，寫文章應拿氣蘊做主導，氣蘊還可區隔成清氣和濁氣兩種，沒辦法靠蠻橫的力量來獲得。這就好比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每個人演奏過程中，其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有高低差別，雖是父親和兄長，都不能直接改變自己的兒子和弟弟，意即寫文章的技術掌握不難，但氣蘊活潑靈動，不能光憑技術獲得，不涵養氣蘊就無法寫出真正的好文章。

曹丕的這篇文章實屬中華文學首度提到文學批評的標準。傳統私塾老師教人寫文章，首先就會再三提醒學生要培養「文氣」，現在學校老師則不會講「文氣」，只強調「條理」，但這種看法早已輻射到各種層面，不只有文有「文氣」，書有「書氣」，畫有「畫氣」，甚至平日時有「心氣」，生病時有「病氣」，包括諮詢師面對當事人的問題，儘管要注意諮詢技術，更不能不培養自身的氣蘊，從而影響對話時的「語氣」，氣蘊活潑靈動的諮詢師，面對當事人各種無法預期的問題，自然會知道在當下應該如何對話，最能回應其正面臨的困惑。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的亂世中，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意即他的眼睛開始看見某種虛實交構的景象，內蘊著自己的生命關懷，意即外在的景象交織著內在的想像。南朝文學批評家鐘嶸（468—518）在他的著作《詩品》中評價陶淵明（365—427）屬「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品》中卷），這使得往日並未得到文壇關注的陶淵明，被推向中華文學史的主流。陶淵明的仕宦與歸隱充滿著顛簸，但這絲毫沒有動搖他對理想生活的嚮往（張沛文，2020：110—111），他營造出一個超凡脫俗的田園世界，成為後世文人或士大夫的精神家園。

在魏晉時期的亂世中，積極進取的儒學遭遇信仰危機，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索促使玄學的誕生，當時的士人在玄學思想的影響裡，拋棄違背自然的禮法，探索個體的本真自由。陶淵明的文學作品反映出這種心態，如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認識到自己內在的心靈被外在的事物給束縛，歸隱後，反而有大夢初醒的體會，覺得自己做出正確選擇。然而從政的志向無法獲得伸張，對於一個士人來說終究是種遺憾，他的〈詠荊軻〉旨在歌頌荊軻刺秦王的壯舉，顯露出他對黑暗政治的痛恨和除暴安良的願望。在〈述酒〉中，陶淵明則隱晦表達出對宋武帝劉裕（363—422）篡權事件的憤慨，表露自己不願同流合污的氣節。

在戰亂紛飛與生靈塗炭的魏晉時期，佛教和道教都在大幅擴張其信仰，並給予人們心靈的慰藉，但陶淵明不相信佛教因果輪迴和道教追求長生不老的觀念，反而有著直面死亡的豁達，他在〈形影神〉中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他指出人應該悠遊於自然的變化中自由自在，沒有歡喜更沒有恐懼，生命到該結束的時刻就讓它結束，不需要有過多的思慮。這種順應自然生滅變化的心態，仿佛讓我們感覺到陶淵明站在超越時空的視角來觀看著自己的死亡，更是魏晉玄學思潮中在文學領域淋漓盡致的表現。

兩漢時期的歷史散文發展到最高峰，最傑出的作品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中國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錄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104B.C.—101B.C.）約長達三千年的歷史。司馬遷開創史書的新體裁，採取替歷史人物立傳的型態來書寫歷史，冀圖對歷史人物的個性與特質，做更全面而深刻的刻畫，藉此紀錄各種不同社會群體的精神風貌（倪晉波，2004：1—2）。這種區隔社會階層來各自替其紀錄歷史的觀點相當新穎，李長之（1910—1978）在其著作《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第七章中說：「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李長之，2015：212—213）司馬遷在《史記》中非常重視探討士人群體的精神世界，呈現出他們共通的人格和心理，例如注重內在修養、行事遵循道義、積極入世的態度，以及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等。

正如哲學家李澤厚（1930—2021）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試探中國的智慧》中所說：「思想史研究所應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積在人們心理結構中的文化傳統，去探究古代思想對形成、塑造、影響本民族諸性格特徵（國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結構和思維模式的關係。我以為，展現為文學、藝術、思想、風習、意識形態、文化形象，正是民族心靈的對應物，是它的物態化和結晶體，是一種民族的智慧。」（李澤厚，2008：313—315）敝人雖然完全明白民族這一概念的後設性，但從這一角度出發來檢視，當會發現司馬遷文筆中的士人群體所呈現出的人格特徵，已經逐漸潛移默化變成全體華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構成全體華人共有的潛在人格特質。

^{（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八章〈盛衰交替：兩漢魏晉文學與藝術的風華〉，第一節「文學與書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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