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步正

李怡,脫左反左,將軍息戰☆何步正 | 1970年代的香港─左派自成另類的圈子☆李怡

李怡,脫左反左,將軍息戰

何步正

2022/10/11

李怡老兄,是正宗香港左仔,幼年從大陸抵港,入讀香港香島中學。從廣東遷港的中學,有德明、大同、嶺南等。如果說德明中學是右派,則香島中學就是左派。李怡出身就是左仔,太座背景偏紅。年輕時刻,李怡投稿左報《香港新晚報》,該報是中國中共駐港的左報,旗幟鮮明。大公要員羅孚,提拔左校出身的年輕人,李怡一投稿就刊登出來,鼓舞了李怡搖筆桿的今後歲月。因之,李怡自認羅孚是他的恩師。

李怡筆快,言簡理明,是香港健筆。李怡主編《七十年代》月刋,後改為《九十年代》。這份月刋,和《明報月刋》一様,早期是台灣禁書,卻也是中國大陸的禁書。銷售地區是海外,所謂海外,是指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之外,包括中國的香港,都算是海外。

李怡的家和月刊辦公地址都在香港灣仔,我香港的家也在灣仔,步距十五分鐘之內。我在台大畢業回港的第一份工作,是明報晚報,朝早上班,林山木是我頂頭上司。林是老總,我是他的助手,每天早上面對面辦公。老板金庸在明報,是晚上辦公,幾年後,我轉去《明報日報》,才有機會發稿之餘和金庸每晚下圍棋。報紙編輯部工作,邀稿看稿發稿審稿,之後就是空擋。白天空餘,有時就摸上李怡的辦公室。辦月刊,出版之後就是空擋,李怡很樂意有人和他談天説地找題材。李怡爽直健談,茶,咖啡,花生,就可以聊半天。那時候,明報上班之餘,張系國等台大人,尚是在美讀博的學生,聯繫了一群海外留學生,我在香港糾集了一些逃港紅衛兵,合共起來辦了一份叫《野草》的刊物。有一期,我們集合了海外多個社團,發表聯合宣言《國共和談是時候了》一文。這篇宣言,同時在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刊登岀來。蔣中正時代,海外留學生群發表這様子一篇逆耳忠言,宣言上的簽名人頓時都上了黑名單。自此,和李怡時有往來。其時,亦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七十年代的李怡,思維文筆開始脫左,反左。

1997後,一段時間,李怡去了加拿大。及後,在《蘋果日報》開專欄,主筆。同期,我亦離港去美,回香港時,例必找他閒談。有一陣子,他住北角一個適合老人退休入住的大廈,內有保安,醫務室,活動空間,餐廳,茶室。記得李怡健談善辯如故,精神亦佳。他說,黎先生支付寬裕,李怡他老人家樂意在此,安享晚年。加拿大不再回去了。

香港國安法後,蘋果肥黎出事,李怡大概也不宜久留香港,最近距離香港的地方,非台灣莫屬。萬估不到,李怡竟然在台告別文壇。李怡在香港,是脫左然後反左的典型文人健筆。很多人反左,是因為早就是背景偏右。李怡不是,李怡是左仔出身,家庭成員背景都偏紅左,眼看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之後,才逐漸脫左,終而是反左健筆。李怡在香港脫左反左,今天,居然是在台灣將軍息戰。如此脫左反左的背景歷程,今後,再無來者。

在香港,脫左反左的另一支健筆,是我年輕初出道時的老闆,金庸。

金庸移民香港,入《大公報》、《香港商報》工作。《香港時報》是右報,《大公》和《香港商報》是左報。因之,金庸出身左傾。金庸的武俠小説《碧血劍》連戴於《香港商報》,早期成名於左派報紙。及後,自創《明報》,雖然有《神雕俠侶》、《射雕英雄傳》押陣,陳非名記者主持社會新聞,金庸第一位太太也要親上記者陣衝鋒,《明報》其時,始終是不起眼的小報。直到金庸脫左反左,社論《不要核子,只要褲子》,和中國中央的當了褲子也要核子,大唱反調。引爆了《大公報》,《新睌報》各左報全面圍殺。金庸獨筆每天社論,正面抗戰,再加上每天神雕、射雕。金庸趁此機會脫左反左,一舉成名,《明報》小報一躍成為標竿反左反極權的開明大報。我入《明報》工作之時,《明報》的大報格局己成氣候。

金庸脫左反左,初起於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直到在鄧小平開放改革之後,金庸自我收斂,開明親左,沒有和李怡一樣,反左到死。1997前,香港回歸之前,提出雙查方案,為香港方案基本定調。至此,明報的開明,溫和批共的面貌,明朗清晰。金庸的脫左反左,至此已成歷史,過去式。

香港脫左反左的最後一批人物,是六四天安門事件,《文匯報》白底黑字,「痛心疾首」代替社論。李子誦以降,多位港大的畢業生新秀,因為「痛心疾首」,被迫離開《文匯報》,這些香港文社時代成長的左傾幹將,應該是香港最後一批脫左反左的文人筆桿。

1998之後,香港左派可以脫左批左,幾不可能在國安法之後,脫左反左。

李怡離港去臺,大概未有料到居然在臺息戰。李怡脫左反左的一輩,今天息戰。香港脫左反左輩,再無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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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北角,李怡住處的茶室

作者為本站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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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香港─左派自成另類的圈子

李怡

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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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0歲,開始向左派報紙投稿。(李怡提供)

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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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2:圈內圈外

現在的人,或者沒有經歷過1970年的時代,又或者已經忘卻了。那時候,香港是反共勢力的天下,左派自成一個特定的小圈子。香港的報業、出版業、電影業,左右派界線分明。左,就是親中共力量;右,就是親台灣國民黨力量。文化界絕對是右派佔優勢。商界則是英資企業佔壓倒地位,港資在上升中,中資與台資都不成氣候。當時的報紙,報頭大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以公元記年的,則不管塗上什麼中立色彩,即使以港聞為主、迴避國共意識形態的對立,也仍然被認為是左派。每年10.1,掛五星旗建牌樓的不多,倒是雙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滿街滿巷。左派學校出身的年輕人,很難進入香港的主流體制,他們入大學、讀師範都很難,更不用說考公務員了。在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社會的一般商戶,也排斥左派學校畢業生,左派工人進工廠,也要隱瞞他的左派工會會員的身份。

左派特定的小圈子自成一角,工資低,但住宿與三餐不愁,看病就去工聯會的診所。學校老師,工會會員,中資機構員工,大部分都懷有理想,信賴中共領導的國家,信賴和服從領導,作風正派。我在左派的香島中學讀初高中,受到幾個老師的熏陶和啟蒙,我至今仍然懷念他們。左派新聞界人才雲集,《大公報》十大才子,人人學貫中西,筆鋒銳利,評論、副刊文章都具可讀性,我從中吸取養份不少。而我在20歲時首次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當時的文藝版主編是從《大公報》借調的羅孚,他大量取用我這個初生之犢的投稿,使我從此涉足左派文壇。

對於香港主流社會來說,左派圈子是另類。中共建政後,20年來大量的大陸人流入香港,在英國人設立的公平法律下各顯神通、爭名逐利、向上流動。左派並不參與這種競逐,但許多人心中都覺得背後有祖國作靠山,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上的人或許看不起我們,但我們自己是看得起自己的。

我至今仍然認為,當時香港的左派就其整體來說,都是善良的、單純的人,即使參加1967年的暴動,也是出自對祖國的忠誠和信任。但他們祖國卻並不單純,領導人所宣傳的和他們的實際施政是兩回事。從中共建政之初的鬥地主,到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反右傾,大逃港,到全面反傳統、反常識,反社會基本道德的文革。每一次運動,每一次發生讓香港左派陣營內產生對祖國疑惑的事件,就會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愛國團體去宣講形勢,在員工聽到他們自己願意知道、並感覺是《合理》的解釋之後,再通過《學習》,就解除疑惑,《統一》思想啦!只是,如果不僅是從非左派傳媒和香港社會流傳所得的消息,而是有親屬家人甚而自身遭遇摻雜其中,那麼實際的困境就不是大道理可以釋除了。

失敗者回憶錄03:殺氣騰騰

1970年3月21日,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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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結婚旅行於北京,在故宮御花園的連理柏下。(李怡提供)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像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著一根上面掛著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著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倒屎塔》是指為旱廁掏糞。)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著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 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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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女兒出生後,父親與那時的太太陳琦到寶安觀瀾探望,妻子麗儀那時在觀瀾中學教書。(李怡提供)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著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們什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著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著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著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姆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著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著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

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文章發佈於2021年4月26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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