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何步正 ◆
夜初，中山小欖鎮，石板路上，月光白亮如初雪，老父領著我，沿石版路走上泥土公路，公路兩邊斜坡，野草瘋長，蟲鳴唧唧，清風悠悠，好一個安和風順的深夜，從公路走去石岐小城。到石岐小城，已是陽光微亮的早上，這是大約十個小時的步行距離。父親七十多歲，要他七歲的小兒子獨自一人，從石岐小城，坐長途公車到珠海市，那是每站停的慢車，費時五到六個小時的旅程。老父給我一個煮熟了的地瓜，說，餓了才吃。又讓我手持車票，為我找了一個座位，吩咐我：「坐著，別動，到最後一站，所有人都下車，你才下車。下車後，前面有一間大屋，大祠堂類的大屋，你跟著人群走入大屋，跟隨人群穿過大屋，看到一個大空地，空地盡頭有大門，走過大門，你媽在那裡等著你。」老父為我做了我一生最重要的決定，亦是最大的冒險。我口袋裡有個熟地瓜，沒有錢銀，沒有地址或證件，沒有回程車票。老父指示我走一個，不能出任何差錯，遠走高飛，只許往前不容後退的路。
依著老父的吩咐，在終站下車，果然看到一間大屋，很多人都走去大屋。我跟著人群走入大屋，有兩條人龍在排隊，一條人龍的前頭，有一大書枱，坐著一個人。人龍沿著枱邊走，我也跟著隊伍前行，因為人細，所以走在隊伍旁跟著往前移動。那其實是珠海市到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中國區出口海關，海關員認為這小孩是隊伍其中一人的家屬，特別好心，跟我說：「細路仔，跟住大人，唔好蕩失。」我矇然不明所謂，只是向前走，穿過大空地，空地盡頭有一趟開的大門，我媽在大門另一邊，等著。媽在這澳門邊境大門旁，已守候了三天。媽給我的打賞，是一塊麵包，那是我一生難忘，最好吃的麵包，餓慌了。媽當晚，帶我坐澳門到香港的船，那是要坐一個晚上的船。
晨早，船到香港西環的碼頭，過木板上十多級的木級。木級兩旁有五六個看似是稽查的人，媽跟我說：「叫叔叔。」我用廣東話叫叔叔，那位看似是稽查的叔叔，聽到了廣東話，擺一擺手，示意走吧。媽和我，順利入境上岸。我爸大概想唔到，這是他和他的小兒子的永別。中國大陸，很快就開始十分嚴格的出入境管制。鐡幕下垂，海外關係，是罪，是汙點，是階級敵人。媽只帶了十分小量的金飾到香港，要盡量節省開支。媽和我在九龍深水埗，一個唐樓的樓梯底，租一個床位一張書檯。那是樓梯下一個斜角的床位空間。全層唐樓五房住五戶人家，加四個上下格的床位，住十六人。共用一個廚房兼沖涼房。沒有廁所，大小便要到屋外十分鐘距離的公廁。多年後，某天，鄉下一位遠房親屬到訪，帶來老父託他帶來二件物品。一是我的小學紅領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期成立的紅領巾，紅領巾隊員表示是品學俱佳的學生；二是我的幼稚班畢業証書。那時代，鄉下沒有出世紙，結業証書間接說明了我出生年份和何方人士…
媽為我找了一家天臺式的小學，天臺加四樓共二層樓空間的微型小學，居然有五六十個學生，我負責下課後清掃地面，換取不用繳交學費，可以和老師們共用午餐。晨早讀國父遺訓，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大概是國民黨津貼的小學。
及後，轉到香港灣仔，一家也是只有二層樓的小學，這次要讀聖經，大概是教會津貼的小學。當時香港殖民地政府，沒有妥善的教育規劃，放任各種學校自然發展。香港人口，從1945的50萬，到1950增長至220萬，房屋，學校，水電，在香港都是大問題。人口和資金的湧入，香港沒有戰禍，沒有國共武鬥，歐美敞開市場，香港的工業，貿易，轉口，整體開始起飛。
1960到1970，是香港六十年代文社的高峰成長期。我在報攤上看到中國學生週報，香港那時，沒有手機，沒有電視，報紙雜誌是唯二的校外訊息學習的來源。我住灣仔，要去九龍彌敦道的中國學生周報，要走路到灣仔碼頭，坐渡輪去九龍。再從九龍彌敦碼頭走路去學生週報，前後大約一個小時。九龍區的輔導員，記得有胡菊人，和吳平，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及後，中國學生週報的香港分社，設在北角，輔導員先後有彭熾和羅卡。我轉去參加香港區的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學術組的活動，在每星期天的上午。其他時段，學生週報似乎還有話劇組，辯論組的活動。學術組的活動十分多元，演講，座談，辯論，組員幹事自行籌備每星期的節目。學術組和其他文社最大的不同點或優勢，是有一個固定的活動場所，同時有一些活動經費。學術組可以自己印製刊物，我們在用蠟紙，用鋼筆在鋼板上刻字，然後一頁一頁用手推印製刋物，井岡山樣的本領，這些物料成本都來自學生週報。學術組亦是華菁文社的起源地。學術組的主要成員，如李焯芬，陳婉瑩，王麗諒，李維新，羅宇雄，黃顯華，來自不同的學校，卻有機會維持著近六十年的聯繫，反而，中學時代的同校同學，都失聯了。
六十年代的香港年輕人的文社群，是跨校跨地區的自由組合，大都是十五到二十之間的年輕學生，以詩歌小說為題材的寫作小群體，稱之為文社。華菁和開放社，是衆文社的例外，側重在思想政治題材的研讀。這類型似讀書會的文社，都不見容於當時的中國的大陸和臺灣。中國大陸會把這類不受管控的文社視之為反動反革命的組合，鎮壓入罪。在臺灣，這類自發的社團.，會被警總看作是紅色地下組織，問話入獄，在所難免。唯獨是在殖民地治下的香港，這類自發的文社，任由其自由瘋長，香港各大報章，大多另闢專頁，刊登各年輕文社人的習作。這種言論自由開放的環境，在特殊的時空下，居然只存在於中國土壤的這細微的飛外之地。
1963年5月，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幹事成員合照，時年十六歲。
（後排左起）李焯芬，王懷奮，何步正，余啟謀，李維新，張國柱，羅宇雄
（前排左起）陳婉瑩，劉佩蓉，王麗瓊
華菁及後和烈焰等文社再組合，成立開放文社。斯時，我已離港去臺灣，入讀臺灣大學，開放文社的活動就很少參預了。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開放社等友朋舉辦了一個夏令營，我們一群共四十多人，演講，辯論，唱歌跳舞。我們唱：風在吼，馬在叫，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歌唱祖國。這一群年輕人，沒有富二代，沒有紅二代，沒有官二代，卻都因為有夢，心高氣傲，大地在我腳下。我們當時估不到，那是一個近乎是文社時代收官的活動。自此之後，文社諸君星散，我們有一個合照，除了長輩導師，我們那時候都還是十多歲的年輕文社人。及數十年後，這一批人，有大學教授，中學老師，報界主編，企業高管，公司老版，在不同的行業，各顯輝煌。
羅富昌在2018年設網頁，尋舊尋時老友。今天七十多八十歲的文社時代老友記們，居然因之得以網上重聚。
華菁，開放文社夏令營，1966年，時年17歲
（後排左起）羅小姐，黄惠誠，唐建垣，李绍明，楊家升，羅富昌，王雄偉，温德慧，劉敏兒，葉寶瑩，陳瑜，黎美倫，陳婉瑩
（中排左起）余晃英，羅宇雄，羅光维，李明，羅業宏，盧鴻材，黄繼持，余大維，王麗瓊
（前排左起）劉創楚，譚聯輝，李維新，何步正，謝家駒，陳以衍，黄韻華，黄錦滿
學術組和華菁，和開放社諸友的活動，和其他文社的最大不同點，應是內容偏向。學術組，華菁，開放的刊物，不側重小說或詩歌散文。卻偏重社經政類的內容討論，記得群內傳閱的幾本書，異域，鄉土中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印象深刻也影響了之後的讀書取向，我選擇台大的科系志願，首選經濟，次選政治。
台大二年級，臺灣成功嶺軍訓，在軍營前
學術組和華菁期間，學習雜誌報紙的排版，字體，版面設計，對我日後的工作就業，有很大的影響和助益。入臺大，我參加課外活動，加入大學新聞當編輯，那是每星期四版的報紙型校內刊物。同期，陳婉瑩在港大編學苑。我倆安排台大的大學新聞和港大學苑互相交換學生刊物。
我讀大二，主編一份在市面出售的雜誌，大學雜誌，並兼任環宇出版社總編，編選出書。這份底氣和勇氣都和學術組和華菁的訓練出來的編作經驗有關。及後，到明報任經濟版編輯，雜誌報紙的編劃，己是駕輕就熟。
主編台灣的大學雜誌，我仍還是大二的學生，雜誌內容側重台灣社經政的課題。六十年代的台灣，報禁黨禁，所謂白色恐怖的年期。自由中國雜誌停刊，雷震入獄，殷海光台大禁止授課。文星的李敖入獄，陳映真因為讀書會還在獄中。辦社經政類的雜誌和出版社，在當時，被行內認為是高危行業，沒有過硬的政治背景，不敢碰。我是讀大二的學生，卻夠膽挑大樑編大學雜誌和主編環宇出版社的書叢出書，不是因為有天性的使命感，特別勇敢挑戰權威，而是因為香港僑生，初來乍到，沒有確切認識到台灣當時白色恐怖的極恐之處，因為無知所以無忌。
出版社，我維持大約每月兩本新書的速度出書，同期，白先勇胞弟白先敬，主持晨鐘出版社，主打文學小說雜文。先敬和我年紀相近，我倆出書的內容互補，因此可以一起辦書展，登廣告。這兩個年輕人，在當時臺灣沉寂的出版界，打出一個奇異的景像。
大學雜誌，繼自由中國停刊主筆入獄，文星停刊主筆入獄的肅殺氣氛下出刊。這樣子一份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雜誌，居然企硬不動如山，終而吸引了很多不甘寂寞的寫稿人。大學雜誌能在高危風險中存在，有一個說法，當時蔣經國在學習領政，指揮不動在朝德高望重的一批老人，他要在體制外選拔籌組可以共事的年青幹員，大學雜誌的若干寫稿人似乎都符合這個要件。證諸及後很多位撰稿人或社務編委，在台灣政壇上位居要職的，例如有：李登輝，中華民國總統；孫震，國防部長，台大校長；許信良，民進黨主席；張俊宏，民進黨秘書長，民進黨立委；王拓，民進黨立委黨鞭，等等。以上解說，似有一定的道理。
當時，撰稿人和編委社委大都是在各大學的教授或系主任。我任主編，卻仍只是大三大四的就讀學生。這種奇特現象的主因，大概是因為這類議論時政的雜誌編輯，要承擔白色恐怖的風險，我是僑生，文社時代造做了要民主反極權的初期認知，殷海光硬骨頭風格的感染，十分浪漫任性，卻沒有確切認識到這位子的風險嚴重性。處在風浪尖上，卻自我感覺悠遊在優雅小溪似的風和日麗。直到釣魚臺事件，報導台大政大師大，三校僑生的聯合上街遊行，直衝美國駐臺領館，文和照片並茂，雜誌大字標題（美國荒謬，日本無理〉，這下太高調了。該期雜誌查封，要修改內容，同時警總捉我去問話，搜查住所。風向變了，行動來了，才警覺寒冬己到，迅即打道回港。臺灣，再見。
及後發展：大學雜誌的作者，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總統；黃榮村是教育部長、考試院長、社務編委；孫震是國防部長、台大校長。張俊宏入獄，出獄後，是民進黨秘書長、立法委員；許信良逃亡美國，後潛返回台，是民進黨主席，競選總統。
釣魚台事件：台大、師大、政大三校僑生列隊操向美國駐台領館抗議
台大僑生在台大校內貼出標語：美國荒謬，日本無理
回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搵工糊口，或繼續學業。中國學生週報時期的胡菊人，當時在明報月刊任總編，文社時代和文社年輕人混在一起的農婦孫淡寧，在明報週刊。他倆邀我和時任明報晚報總編林山木午飯，居然一拍即合，林山木邀我昔日立到明報晚報上班，任經濟版編輯。山木先生為人寬容厚道，和他每天面對面編寫劃版，沒有感到上司的壓力。及後，林木辦信報，我很快就轉去明報日報經濟版編輯，金庸從胡菊人口中得知我下圍棋，功力和金庸或可一拼。金庸那時是圍棋迷。每晚，我發稿簽押大樣後，金庸邀我到他辦公室，金庸寫社論前，和我先捉圍棋再寫社論，社論交稿，到圍棋收官數子後，一起去灣仔宵夜。我家在灣仔，宵夜後步行返家，金庸繼續他自己晚上的節目。
在明報任編輯期間，同時和遠在美國的張系國，劉大任等人，合辦野草半月刊。作者群大多是仍還在讀博的準碩士博士群，如劉大任，龔忠武，黃默，黃樹民，邱立本等。同時，居然也匯集了一群文革逃亡到港的筆桿子文革青年，這些筆下銳利，不乏被稱為大圈仔的勇士的文革逃港青年，能文寫能武打。這樣子的一群美國香港和逃港紅衛兵的混合筆桿子，聯名發佈了一篇〈國共和談是時候了〉，這篇和談文，署真實姓名和社團名稱。台灣當局暴怒，結局是一大批台灣在美留學生被禁止回臺，十多年後，台灣政局變天，這群名單才得到解禁。
在明報晚報，工作時間是早上七時到中午十一時，下午和晚上是自由時間，我在灣仔租用一間天臺鐵皮屋，內有書台一張，書架一個，加二個舊梳化椅，剩下一個大空間，輕易容納十多二十多人席地在此大話西遊。一些逃港紅衛兵投稿〈野草〉半月刊，我的住所就是編輯部，這些紅衛兵作家經常無預約到訪，帶來一群男女逃港紅衛兵，花生清水小吃，高談闊論。紅衛兵的歷練，逃港的勇氣，這批男女，筆健嘴利力強，窮困屈辱膽大聚於一身，其中不缺大圈仔身價的勇士，常對我說：有邊個對唔住你，同我地講聲：大有為你出頭之意。我住的天臺鉄皮屋，對向街是一列窗，門戶大開，因此通風不大熱，大門沒有鎖，用活扣虛掩，這些逃港紅衛兵老友記，不用預約，隨時推門，進入這共用休閒空間。這裡沒有床，只有如日式榻榻米打地鋪睡，唯一錢財就是地鋪用品了。經常，我下午採訪回，室內早已有男男女女一堆，依然是花生、麵包、汽水。他們在高談闊論，挫折，窮困，不屈，憤怒的火種。
多年之後，我離開明報，自立創業，〈野草〉編輯印刷都遷去在美國的張系國處理。香港的鐵皮屋結束，各逃港紅衛兵亦各自有正當職業，熱血不再，鐵皮屋人員星散。如果今天，他們有幸看到這一段故事，定必啞然憶舊，我們那時候，原來如是浪漫，挫折不屈，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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