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2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在香港夢中去世，享高壽89歲。 

董建華特首不是香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也不是中國中央高空飛降到香港代表中央的香港特首。香港特首的選舉有香港特有的選舉過程。

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已經在進行特首選舉和任命的前期工作。

• 特首選舉報名與資格審查（1996年10月—11月）

1996年10月，首屆行政長官選舉開放報名，共有31人提交申請。

11月，籌委會經審查後公佈了8名正式報名人名單，其中包括董建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企業家吳光正及李福善等熱門人選。

• 推選委員會提名（1996年11月15日）

由400名來自香港各界別永久性居民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首次會議。參選人需獲得至少50名推委提名才能成為最終候選人。

• 提名結果

最終僅有3人成功過關。董建華一人獨得過半數的206票提名，以極大優勢領先楊鐵樑和吳光正，正式進入決選。

• 正式投票當選與任命（1996年12月）

高票當選：1996年12月11日，推選委員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無記名投票。在400張選票中，董建華獲得320票（得票率達80%），壓倒性擊敗楊鐵樑（42票）與吳光正（36票），當選首任行政長官人選。

• 中央任命

1996年12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令，正式任命董建華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

隨後，董建華於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當天淩晨正式宣誓就職，開啟了香港「一國兩制」歷史性的創新範例。 

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是民初時期從一個在碼頭的打工仔飛躍成為船王的勵志故事。董浩雲太座的父親顧宗瑞，是當時天津、上海一帶，有名望有實力的船東看中董浩雲的潛力，把生意和女兒一併都給了這個年輕人。岳父的眼光沒有看錯人，董浩雲聰敏自學，通北京官話、上海吳儂語、廣東國罵之外，還粗通日、英、法的日常用語，這在上海華洋雜處的世界地盆尤其實用。那時侯的上海，有各國租界的勢力平衡，租界員警橫行霸道，杜月笙和江湖好漢在碼頭工人的話事權，國共鬥爭，日人侵華的野心。董浩雲非且都能應付得體，且能在歐洲白人打白人，亞洲黃種人侵略亞洲黃種人的十分複雜又暗藏巨大風險的環境中，從小船東躍升為世界級船王，其人的應對手段，商業眼光財務操控的能力，都異勝於常人。

1941年，董浩雲在英殖民地香港註冊成立中國航運信託。抗日戰爭期間，掛中立國的旗幟營運，1945年抗戰勝利才正式成立航運公司。而即國共內戰爆發，1949年一月，太平輪沉沒；1949年五月，上海守失；1949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建國，董浩雲看透時局，早於1948年，即舉家大小和生意都落腳香港。

董浩雲的大公子董建華，因之，幼年學業在上海，中學讀書在香港，大學升學去了英國，跟著在美國就業。

在一個大動盪的時代，能安全接受完整的教育，各種不同地段的人生閱歷，良好的家風，培育了一個傑出的青年。

一九四五世界大戰後，再加上韓戰越戰，歐美都急需回復元氣，亞洲四小龍趁勢經貿成長，亞洲航運業迎風起飛，董浩雲的航業十數年間躍成為世界船王的級數。董建華在美國一段時間之後，返回香港接手船公司業務，但卻是跟著來的是歐美經濟大衰退，航運業務萎縮，董浩雲的東方船業要收縮瘦身一度面臨倒閉，卻能得到霍英東眾友和多家銀行聯合支持。董家的東方航業，比韓國的韓進船業幸運得多，韓國的韓進最終倒閉，而董建華的東方航業瘦身成功，得以倖存。

董建華於1997接受任命香港第一位特區首長，這個任務比主持董建華自己的東方航業辛酸得多。東方船業，董建華打理自己的公司，全權隨自己的主意運作，屬下服從指揮全心全力完成委託的任務，自己有一支可以信賴的隊伍。

董建華的香港特首可不是了，香港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時段，港督就是獨裁專政的皇，任命或開除高官，港督一言定奪。董建華載上特首名銜到香港，卻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是被委任到香港的總司令，手上沒有一兵一卒。

沒有錯，香港行政班底、法官、員警、獄吏，全都在，但，之前的港督是獨裁獨斷的皇，今天的特首是權令出不了特首官邸的無官無兵的總司令。

董建華與香港殖民地時代保留下來的文官（公務員）體系的互動和權力關係，是香港回歸初期體制轉型的主要矛盾。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商人出身的董建華在1997年上任後，面對的是一套由英國港英政府培育留下來，行之有年，高度成熟，且自信應該是「行政主導」的公務員（文官）系統。雙方在管治理念、權力結構和政策執行上，各有主見、各有堅持，今天的特首，沒有之前港督獨裁的極權。更何況，小平同志說，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董特首和香港行政官吏的行政主導，經歷了長期的磨合與衝突，終而，董建華特首的宏大規劃，幾乎一事無成，最後心灰意冷，自稱腳疾，老夫不幹了。

董建華與香港殖民地培訓出來的文官體系的互動與衝突，固然是權力，更多的是董特首有他美麗的宏願，如何推行更良好的民生規劃，香港應該有更長遠有益的新願景。而董建華是一個頗為純真的政治素人，在他手下的文官系統，每一個高官卻都是在政圈打滾了十數年的政場老手。

殖民地傳統文官與政治素人的商人的思維行動的衝突 

文官體系的保守程式：香港的政務官（AO）傳統上強調程式正義、循序漸進，習慣在現成既定的框架內進行風險評估。不必要自我提出理念，或宏觀規劃、以免自找麻煩。

董建華不一樣：董建華出身商界（船王之子），習慣以企業董事長的宏觀視野設定遠景，舖上任，就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中藥港、數碼港等希望能即時行動和執行長遠規劃。他以為，作為特首就應設定大政方針後，由政府集中資源快速推動，這使他常常認為公務員體系效率低下、過於墨守成規；而文官則認為他的政策缺乏足夠的技術評估與社會諮詢，不禮賢請教，就居高下達指示，實不可忍也。

之所以有如此這樣的不協調，有其回歸中國前的歷史性原因。

去殖民地化 

末代港督的宏願：殖民地香港不是歸還給中國，而是要歸還給香港的香港人。

在1992年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內，以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Patten）為首的港英政府，主要通過當地化高級公務員以及加速政制民主化兩條核心路徑，來深度培植和提拔能夠延續英式管治架構、過渡給“港人治港”的香港本土接班班底。

其具體培植手段和策略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關要進度：

1.      高級公務員“當地化”：穩固回歸後的行政核心

為了打破以往港英政府高級官員長期由英國人壟斷的局面，彭定康在任內大力推進公務員當地化，積極起用香港華人出任政府命脈部門的最高首長。

• 首位華人布政司：1993年，彭定康打破慣例，委任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香港歷史上的首位華人布政司（回歸後改稱政務司司長），使其成為當時華人公務員的最高領袖。
• 首位華人財政司：1995年，彭定康委任曾蔭權接替麥高樂，出任首位華人財政司（回歸後改稱財政司司長），全面掌管香港的財政與經濟命脈。
• 全班底過渡：到1997年主權移交前夕，除了律政司仍由英國人馬富善擔任外，香港政府絕大多數決策局的司級和局級官員已全數改為華人充任。這批被港英政府一手提拔、被稱為“政務官（AO）核心班底”的高級公務員，在主權移交後成為了特區政府初期管治的絕對中堅力量。其中，沒有任何一人是董建華的團隊。

2. 推行“政改方案”：向民間與議會輸入問政團體

作為民選政客出身的港督，彭定康上任後隨即於1992年10月推出了激進的“政改方案”，旨在加快香港的去殖民化的步伐，從而在立法機關中培育出一批具備民意基礎的本土政治精英。

• 行政與立法“兩局分家”：取消了以往行政局與立法局議員交叉兼任的機制，使立法局獨立行使制衡行政的職能。
• 總督退出立法局：廢除由港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傳統，改為由全體議員互選產生主席。未代港督自廢手腳，原本是獨裁專權的皇，降維為有立法局制衡的領導人。

以立法制約行政。彭定康認為，現行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相互重疊的狀況會「阻礙立法機關發展成為一個制衡政府的獨立組織」，所以，要實行兩局分家。兩局分家以後，總督將以行政機關首長的身份向立法局負責，就重大事項向立法局報告工作，從而建立起立法制衡行政的機制，逐步形成以立法為中心的香港政制體制。準此，將來新任的領導人不再是殖民地時代的港督，不再可以是獨裁專制的皇。

取消兩局議員辦事處。彭定康提出，為了保證立法局的獨立性，自主管理立法局事務，應該取消把行政和立法事務連在一起的兩局辦事處，重新成立一個政府及立法局事務委員會，以便行政當局與立法局議員商討有關處理立法及財務計劃的事宜。

新增功能組別選舉方式。功能組別議席由21席增加至30席；新增9席以個人投票取代團體投票，將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全港270萬工作人口中所有符合資格的選民新增的功能組別包括(1)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2)紡織及製衣界，(3)製造界，(4)進出口界，(5)批發及零售界，(6)酒店及飲食界，(7)運輸及通訊界，(8)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9)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

強化區議會功能。區議會非常重要，功能卻過於局限。因此，要擴大區議會的職責、功能和財政預算，使其在處理影響區內居民的問題上負起更大的責任。

改變區議會和市政局的成員構成。從1994年起，除新界的區議會的當然議員外，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所有區議員都由直選產生；廢除市政局的委任議席，增加兩個市政局的直選議席，讓區議會及鄉議局選出現有數目的代表進入兩個市政局。

成立一個獨立的直接向總督負責的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負責重新劃定選區和選區分界的工作。

成立選舉委員會。成立一個選舉委員會，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以符合基本法規定。該委員會的全部或大部分委員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會內的議員出任。

以上的改變，已經不是殖民地末任港督到港前的殖民地香港原本的政制樣貌，這是一個改造再創的新香港政制的新格局。

同時，擴大直選與變相普選（新九組）：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中，彭定康大幅增加了地區直選議席，並設立了覆蓋270萬選民的“新九組”功能界別，同時全面取消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殖民地香港從來沒有民間投票選舉，也從沒有問政參政的民間問政的政黨，現在都有了。

政治後果：這一政改直接促成了以李柱銘、司徒華等為首的香港民主派（當時稱“民主派”或“港同盟/民主黨”）在議會中崛起並贏得多數席位。雖然該舉措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嚴厲斥責（指其違反中英協議、是“三違反”），導致原本安排平穩過渡的“直通車”安排流產，但它卻在客觀上讓一代香港本土的民選政治人物完成了“搶灘”和政治練兵的前期作業。

因此，中國方面的反應來了。

中國官方的反應 

中方認為，彭定康在沒有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與中方達成共識之下，擅自對政製作出重大改變，出現了「三違反」：

• 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佈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
• 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
• 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

中方認為，英方不尊重中國政府，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斥責彭定康是「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並宣佈「直通車」（即原來中英雙方協議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全數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不再有效；並決定「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以及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作為第一屆特區立法會成立前的替代，用以通過特區成立時「必不可少」的法律。由於香港政府不承認臨立會，定之為非法組織，在香港參加臨立會會議可被控非法集會，所以1996年至香港回歸中國前，臨時立法會都在深圳開會，不少議員都要深港兩邊走。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完成後，臨時立法會需在淩晨立即開會通過多條「必不可少」的法例。

直通車，果然不通。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立法局在移交即日停擺。香港重新組成新的的香港立法局，新的立法局成員。

兩個司令部 

於是乎新官上任，董建華單身匹馬，沒有班底，沒有內應，只有滿腔熱誠。

一個沒有兵，被架空了的權的香港特任抵港上任，而鄧小平說，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行政立法班底如舊，香港因之，立即出現了兩個司令部，特首權力出不了官邸，與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香港陳方安生首席行政官，構通不良，各有主見各有堅持。

陳方安生，時任政務司司長（回歸前為布政司），是公務員之首。受英式管治訓練，英殖末港督蓄意自己下放專政極權，提升行政文官體系的決策主導權，行政全體公務員體系當時多以她馬首是瞻。

哼，老董，你懂什麼？

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香港市民拍手稱善，但行政系統則認為構想美，但難立即推動。原因是，老董，你懂嗎？香港財政收入，50%以上收入靠賣地，香港曆來各項稅收極低，主要收入靠出售土地和物業稅。香港土地全部都是港府官地，售地不是一批一批出售，而是一小片一小片一地投標，有計劃地抬高地價，投標價高者得，因此，香港地價超高貴，因此，樓價也超昂貴。一旦大量廉價推出土地，壓低樓價以利平民，非且立即損害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所有地產商，房屋發展商，銀行的樓宇放軟，都受到立即嚴勵的跌價衝揰。因此，官員、地產樓宇發展商和銀行聯通一氣：八萬五屋的計劃不可行。官員們要研究研究，溝通溝通，寸步難行。

老董，你懂嗎。香港一些報業，乾脆用「老懜懂」形容之。而「老懜懂」是十分尖酸刻薄的廣東話用語，意即無用的老糊塗。董建華這個廣受香港市民企盼而待的良政，八万五建屋計劃，未成胎已死亡。

董建華作為特首，在憲制上是特區首長，面對據高自大的文官系統，竟然位高權微，政策難以貫徹。雙方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務員改革等問題上意見和處理方法俱難一致。最終，陳方安生於2001年以個人理由提早退休，標誌著傳統英治文官核心對特區政府主導權的退讓。那已是董就任特首兩年之後的事。

推行「高官問責制」：徹底改變文官生態

為了打破特首被公務員體系「架空」的困局，董建華在2002年第二任期開始時，推出了香港政治體制史上最具顛覆性的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高官問責制）。

改革前：所有的司長和局長都是公務員，他們實行終身制、排資論輩晉升，即使政策失誤也無需承擔政治後果，無須辭職。

改革後：司局長等主要官員改為政治委任，不再由公務員體系自然晉升。他們直接對行政長官負責，並需為政策成敗承擔政治責任（即可能被解僱或請辭）。

影響：這項改革將「政治決策」與「行政執行」分離，傳統文官（如政務官）從此退出決策圈，，主要負責執行政策，不再擁有最終的政策決定權。這極大地強化了特首的行政主導，和特首的統治威權。

危機接踵而來，磨合代價沉重

在董建華執政的八年裡，廣東話「董特首腳頭晤好」，香港先後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房地產泡沫爆破、SARS疫情以及2003年50萬人反對23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

在連串危機中，港府公務員一向執行指定公務是一流的效率，應對突發意外事件則是應對無力，膽識欠缺。殖民地培訓出來的港公務員，要求執行指定公務，沒有要求去應對突發意外事件。因之，上述前所未有，並無前例，超級突發兇險，公務員的各項應變與政策溝通都失分頻頻，文官體系被批評「反應遲鈍、缺乏危機意識」；而公務員團隊最簡便的反應，那都是特首的核心決策屢屢誤判，才讓前線公務員承受巨大的民怨壓力。

要脫責卸責，熟習政治行政技巧手法的公務員，當然技高數著。

特首權力與高官問責

董建華與香港文官的關係，本質上是一個「商人治港的政治素人」與「英治遺留的官僚機器」之間的權力重組過程。董建華透過「高官問責制」打破了港英時期文官獨大的局面，成功建立起以特首為核心的政治委任架構。雖然這一舉措在當時引發了體制震盪與內部摩擦，但也為日後歷任特首（如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及李家超）的管治體制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而不論是曾、梁、林鄭和李，一律都曾是殖民地時代培育出來的高官。

大戰後，香港為什麼不乘機獨立

1945年八月六日，原子彈爆炸日本。1945年八月中，香港重光，英軍進駐香港，其時也，英國大戰後疲弱，無能堅守殖民地，馬來亞獨立了，星加坡自治了，英方亦無強烈意志要保留香港殖民地。但中國在八年抗戰後疲弱又接踵而來國共內戰，中華民國無意收回香港，反樂意有香港這樣子一個緩衝又能接銜國際的經貿財軍的活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建國，鐵幕的經貿財政通道，需要香港這樣子一個活地，就算是葡萄牙如此一個小國的澳門殖民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拒回收，要葡國勉為其難，為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好管理這個葡屬殖民地。

至於香港人，從五十萬人口短短十幾年間增到一百五十萬，人口、資金洶湧而來，香港殖民地政府欲罷不能，順應時勢要求繼續當政，終而香港成為英殖民地最後的的東方之珠。

英國人先後順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見，自然繼續管治香港，反正，不用港府大張旗鼓歡迎來港發展，資金和人才自動洶湧而來，這些人自建鐵皮屋、木房，自尋生路。香港有一套自創的管理思維，美名之謂「自由放任」，換句廣東話說：你死你事，各居民要自求多福。

真實的情況是香港殖民地政府當時看不透中國情勢，就只能見一步，行一步。既然沒有可預見的將來，就不可能有長遠規劃。沒有規劃的規劃，最美麗的自我描述，就是，我這是放任自由的政策。

香港殖民地政符有一套完整的殖民地管理手法，完整的法律體系。社會秩序是員警和黑社會共管。在調景領地區，員警和黑社會鮮少去這掛國民黨旗的領地。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少年時就曾入住香港的調景領。

香港殖民地政府的高官員警、警司要員一律來自英國祖家，中下層行政事務官吏是本地華人。所有重要業務、車電氣、銀行外貿要地都是英國人是大股東。1997大限，英國政府不至於是灰頭灰臉的撤退，卻就是大英帝國在亞洲地區殖民地的終結。另方面，英國在所有殖民地撤退，大英帝國的香港是最光彩，最歡樂的財金大豐收的撤退，大公司如怡和九倉電車的英資大股東無不高價脫手股份，歡天喜地離開香港，安全返回祖家。

香港回歸初期，一段時間高唱：河水不犯井水，意思是你不要管我，你中國大陸是你，我中國香港是我，各奔前途各自發展。那時段，深圳、廣州的經工財力都不及香港，不過二十年光景，深圳、廣州的經工財實力已匹對香港，很多新興實力早已超愈香港，尤更是港澳珠大橋，中山大橋高速公路貫通，港珠澳廣深佛的大灣區發展，迫使香港不配合加入，就要落後出局的局面，到今天己沒有人再提「河水、井水」這種過時落後的論調，而是如何積極融入大灣區，共同發展，共用繁華的步伐。

董建華的宏大願景沒有錯，八萬五建屋計劃，發展創新科技，建設科學園，數碼港，都極具前瞻預見力，都沒有錯，是錯在時間上超前了近三十年。

香港今天，在急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