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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7
我曾認識香港的一位政論名嘴: 他的立場頗為刁鑽，用上海話形容是“妄對”。他在臺灣的藍綠對決上挺綠營，在台灣(不管藍綠)與大陸的對立上他必定站在台灣一方，但在中國整體與日本的矛盾上，他則倒向日本。不理該人是否存心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身份認同”何在? 他連變色龍都說不上，因為每次都在“妄對”的人面前說不中聽的話，似乎準備挨揍。
我以此非典之例破題，乃因和現一代人還能談這些情事，我在20世紀美國教學用的一些例子恐怕已不存於“90後”的記憶體中。為了論證人往往透過一個敵對的甚至仇恨的“他者”(the Other)來定義自己一方，我圈了當時族群衝突的一些熱點: “在北愛爾蘭，作為一名‘天主教徒’是舉槍朝新教徒射擊，在黎巴嫩，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則是舉槍朝穆斯林射擊。”這個刻意的以偏概全，是為了突顯現今的“認同政治”—種族的、性別的、宗教的、意識型態的—往往是在敵對中、在仇恨裡建構自我認同。
認同政治”正方興未艾。川普現象是仇恨政治在美國已浮出水面的徵候。伊斯蘭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相互仇殺在中東仍烈火熊熊。在台灣，統獨之爭亦日益惡化，伊於胡底猶拭目以待。有幸宗教衝突並非今日台灣之患。台灣的基督徒似乎無需舉槍朝誰射擊來定義自己。但這是否說台灣的基督徒是一種處在"意義真空管"裡的現象，無須任何對照組?須知，一個人選擇了一種信仰，沒有揀另一種，已經是作了選擇，已經說我是甚麼、我不是甚麼，且用“我不是甚麼”界定“我是甚麼”。這個身份認同不必白熱化成仇殺異己，但已經有一個“相異系統”(system of difference)在隱約地操作。
台灣的民間信仰很發達，足以與基督教匹配成一個“相異系統”。然而，令我首感的卻是兩者在台灣的覆疊性。我甚至遇到一些自詡為基督徒者仍相信命相，雖然告知他們人生若是由命相或八字註定，那麼耶穌救世和上帝的恩寵就變得多餘。基督教是恩寵教，但上帝恩寵於你，接受與否則取決於個人，這裡涉及意志自由。基督教這個外來的陌生的信仰與命相決定、豁免掉個人的擔當是兩個完全不同套路的應用程式!
兩者竟然混雜的話，正是“相異系統”啟動之時。民間信仰擺明就是“土”，既信命相同時又信基督教則便於掛“洋”頭。固然，台灣的基督教自身也有地方教會和西方教會分支之差，仍有用方言佈道和聽得懂洋牧師用英語佈道之別。可以想像: 有留學經歷、上慣了美國教堂的，歸國後仍會參加這一類教會，例如周日舉家去台北美國學校做禮拜。慮及子女的婚嫁對象心中的盤算會是: 上乘之選是基督教友，退而求其次，不得已在民間信仰(拜關帝、媽祖、土地)與無神論間兩者擇一，則寧取後者，雖然時至今日，上一輩對下一代感情生活基本上不敢置喙，只是心存此願而已。
(鄭重聲明: 上述是我據洞察台灣文化心態建構的“理型”，若有和真情實況雷同，純屬巧合。)
基督教信仰裡有人面對“三仇”之說: 世俗、肉身與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該信條視墮落的世間為靈魂被流放之地，終極目的是死後得永生，因此進入天國的條件就是超脫凡俗。挾“洋”抬舉社會地位，優化自我形象的信教顯然未能免“俗”。然則，上述台灣過份“人間化”的基督教信仰是否與該教的宗旨背道而馳? 在某意義上的確如此。然而，在北愛爾蘭必須同教內敵對宗派互相仇殺，或者在黎巴嫩與異教徒廝殺，是否乃更“虔誠”的信仰? 在某意義上也的確如此，因為異端和異教代表的正是“三仇”之一的魔鬼。
問題在: 為了將用語固定所指、以單數稱的“基督徒”是不存在的，而是有多少類對照組就有多少種基督徒，上文已列北愛爾蘭的、黎巴嫩的、台灣的三種。然而，他們都是假的嗎?有一個最純的"原型"去判決它們嗎? 須知“三仇說”源自西方中古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至16世紀中下葉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特倫托大公會議被提升為戰鬥綱領。因此，它代表的是中古化的基督教，不必涵蓋所有時代。假若時間有窮盡的一天，基督教全史是一部攤開在我們面前的成書，古今之間那些提倡世俗是墮落的，人間世是"涕泣之谷"(Vale of Tears)者可能還是小眾呢! 較肯定的是: 基督教現今必須迎合消費社會，完全沒有反世間的市場。
另一方面，嚴格說來，連“中古基督教”原本都不該有。在古代，耶穌宣教的時代，就宣布天國已經來臨，舊的世間行將終結，他的現身是古希伯來《先知書》中天國來臨預言的應驗。不幸羅馬人處死了耶穌，主角從戲台上消失，千禧年被懸擱。信眾必須自圓其說，宣稱耶穌死而復活，卻又沒法在世人面前把他交出來，遂說他暫回天父處作匯報去了，將二度降臨，待信眾將“天國來臨”的“福音”傳遍世界各角落，這個願景將全面落實。這個苦等一直守待至今，仍有信徒期待降臨就在明天或下一週，而他們的教團則是最後一回的召集，猶如末班車，錯過了就沒班次通天國了。
必須有這樣的認識: 與其用“理工科思維”把基督教當作一個物理物件，可憑實證鑑定哪一件才是原件、是真件，其他都是山寨、是膺品，不如視基督教為一個"世界史現象"，裡面既出現超脫墮落的世間方能獲得天國的執念，也出現把基督教身份當作在世俗眼中自高身價的標籤；基督教總現象裡既有恪守十誡中“毋殺人”，也包括仇殺魔鬼在世間的代理人(當代的北愛爾蘭和黎巴嫩還是小case，血流成河的是中古的十字軍)。
作為一個總現象，基督教是一團不斷演化的歧義。凡意義都不是物理實體，只存在於意義的對照中，它生命的開展就是憑不斷面臨對照組，來補充自身認同。在基督教與古猶太信仰切割的誕生期，教會的護教士說: 摩西的律法是根據上帝與以色列子民訂立的“舊約”，上帝從天國派遣耶穌來臨世間，乃另訂“新約”，立約對象已超出以色列子民，普及全人類。待基督教從古猶太信仰分化出來，背向古猶太信仰，面朝海闊天空的羅馬世界，這個新鮮出爐的身份認同的進一步建構，是將議程轉成爭取羅馬帝國的知識精英，護教士遂說基督教脫胎的古希伯來傳統比希臘哲學高古，後者是受前者影響的，說不定還是抄襲的—這個新生宗教的建構，遂從與猶太教比律法進步還是落伍到創建希臘化神學。顯然，基督教相對古猶太信仰是和它比“新”，與希羅文明對照則比誰“古”—在這裡，就有兩套“相異系統”在操作。但這部陳年舊帳今日的基督徒誰還記得?他們在禮拜天上教堂做禮拜便是了，何必煩心於意義岩層的考古挖掘。
意義對照組這個APP照樣可以用來分析今日台灣的統獨之爭。綠營的操作比較單純，彼等打造台灣的新認同是透過“去中國化”，是典型的豎立一個“他者”作為仇恨對象來定義自己這一方。今日的統派則比較複雜，同時呈現"一成不變"和"一百八十度轉彎"，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是國家統一的立場，髮夾彎則是從國統時代的"反共抗俄"到目前的"親共挺俄"，需從細道來。
首先，在國統時代，台獨未成氣候，大陸搞文化大革命，台灣自詡保存儒教文化的中國人之地; 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壘、在國府仍保有聯合國席位的歲月，"中華民國"儼然是中國的正統，"中國人認同"的落實就是"反共"。目前國府已不存，雖然仍有既反台獨亦反共、認為台灣才是正宗"中國"者的"遺老遺少"，台灣今日最中心的一組對照該是統獨，統方與獨方最大的"相異性"在: 前者若與後者認同，那麼連"中國人認同"都化為烏有，縱使仍心存對中國大陸缺乏民主之疑慮，相對"中國人認同"的喪失，這算是次要矛盾。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國府式微，此起彼落固然陡峭，但在美國還未將中國的壯大當作緊急狀態前，統派對美國的敵意仍未朝此方向聚焦。待至美國發動貿易戰並爆發與它平行的香港反中運動，而綠營又當起啦啦隊來，勢必與獨派"對著幹"的統派加強了對美國的反感。待至俄烏戰爭爆發，統派指控是美國點的火，美國在東亞也是同一副咄咄逼人的嘴臉，獨派則將俄烏戰爭比附大陸侵台，期待美國也會如援烏一般援台。如是看，"統"與"獨"都不是擺在那裡一成不變的兩個"本質"，而是一段糾結的相互建構過程。
由"反共抗俄"一路走來到"親共挺俄"，統派是否從"右派"蛻變成"左派"? 這是懷舊的稱謂，卻非無意義的提問。它是在問: 統派的"髮夾彎"有否蓋過他們的"數十年如一日"?如果沒有，那麼他們的大中國主義的底色依舊是"右派"。馬克思主義的前題是國際主義，口號是"工人階級無祖國"，民族主義則以"國家"排擠了"階級"作為效忠對象。民族主義到了極右即淪為"納粹"，成為共產主義的死敵。
在一篇觀察"民粹"與"去納粹化"已雙雙成為當今潮流的近作裡，我寫了如下的一段: "從前國民黨時代堅決反共者，如今國府已不存而中國大陸崛起成強國，這些人變成‘親共’卻是無縫接軌的，…他們的底色仍然是強國夢，而不是甚麼馬克思主義，因此仍是民粹的溫床。"(現時代新走向：當“民運”蛻變為“民粹”，打壓“民運”將採“去納粹化”措施)
事實上，蘇聯已解體，目前俄國非但不是"左翼"，且淪為大國沙文主義，中國自身也有強國夢—與川普的"使美國再度偉大"何異? 今日統派的"中國人認同"是否國民黨教育底下的民族主義認同終於不受挫折地全面落實? 然而，後國府時代難道沒有新的長進嗎? 今日寄託中國大陸的"中國人認同"乃是一個光譜，共同點是正面對待中國崛起，不是如獨派般將其妖魔化。在此光譜中，強國夢是主菜。傾向統派的一代其近代史記憶是從“百年屈辱”作起點的，今日中國大陸之崛起令他們感到吐氣揚眉，這種情結在歷史意識薄弱的一代，尤其綠營將中國史變成“外國史”，已化為無感，甚至認為你的崛起是我的威脅。
統派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大國崛起”是一個公約數，其它可謂各取所需。有人用管理效能而不是用"民主"來評比中美制度的優劣，但管理效能優於民主體制的可以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以是納粹黨國。也有人視中國的"共同富裕"綱領是美國貧富兩極化的對立命題。這個立場雖然未標明是社會主義，卻是掌握了其精神。但這樣的人似乎並不多。
更常聽說的倒是: 中國的崛起終於打破了白種人"話事"的世局。讓我們看這類種族主義思維如何使"身份認同"呈現萬花筒式滾動: 在"中華民國"仍代表"中國人認同"時，該認同表現為"反共"；待"中國人認同"在台灣淪為"台灣國族認同"的對照組，它遂移至海峽對岸共方；待中美這組對立尖銳化，種族主義的"我方"是將事態看成黃白大對決。耐人尋味的是: 若由他們代入白人對黑人這個對照組，華人種族主義者認同的會是白人。黃白大對決的思維是中國人終於能挑戰"更優越的"西方人霸權，是達爾文式優勝劣敗思維，而不是馬列主義的反帝立場。我在美國看到這樣的"統派"：已入籍美國、卻不認同寄居國，反而"心懷祖國"，但搬進去住的卻是白人郊區，票則投給共和黨。他們的"身份認同"作萬花筒式滾動就是這樣。
由上可見，被用語將意義固定為單數的“統派”也是不存在的，陣營內仍有偏左偏右之別。下面將論述: "民族主義"本身並不足替"左"或"右"定性。更具意義的觀察是: 國民黨教育底下成長的人不太會分判左的和右的民族主義—"左派"還一度被當作數典忘祖的賣國主義呢! 這樣背景的人只樂見"崛起"。然而，同樣是東亞國家，日本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對沖的，前者的崛起走上帝國主義侵略之路，後者則是一場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
然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如何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從"工人階級無祖國"出發走上建立共產主義"國家"之路，必須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起講。列寧視"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最終階段，俄國的"十月革命"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打開了一個破口，啟動了它的總崩潰，但骨牌效應並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較牢固的歐洲，共產國際遂轉向亞洲，雖然它是資本主義還未發育健全的地區，卻是可以調動所有與帝國主義有矛盾的社會成份(不限於工人階級)，組成反帝統一戰線，盡可能爭取所有具愛國心的國民。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在官方的抗戰之外，動員了廣大的民眾，在官方的目光只看到中日矛盾的地方，馬列主義世界觀則將這場抗戰納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階級鬥爭”改採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個歷史新形態，“反帝”變成了建國運動，不是馬克思憧憬的“使國家消失”。中共在戰後成功地奪取政權，但帝國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仍健在，反帝鬥爭在持續，以迄今。。
後馬克思的列寧仿如後耶穌時代的聖保羅，深信舊世界的結束迫在眉睫。聖保羅期待耶穌的"二度降臨"將發生在自己的生命期內。列寧則視俄國革命啟動了"世界革命"，消滅國界、取消國家指日可待。列寧早逝，此願景猶待實現，繼承人斯大林面臨黨內左翼"不斷革命論"的壓力，還需提出"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作為另類選項，用"革命已在地球六份之一土地上成功"來辯稱"世界革命"在行進中，但對托派來說，綁在"國家"緊身衣裡的社會主義是個畸形怪胎。
是的，初生期的共產主義的"歷史的終結"症候群不遜於原始基督教。基督教從一個宣揚"二度降臨"的福音運動逐步凝固為一個長達兩千年的教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沒活個20世紀，碩果僅存而持續威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唯有中國，且沒保證它遲早不會被"常態化"。在我們這個歷史點上，與這個國家認同，是 "左" 是 "右" 還真說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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