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溫20世紀上半期蒙疆獨立運動的故事，有助透視台灣目前的處境。謂其“影射史學”亦無不可，但也可以不是。不容否認文中有“借古諷今”之意，卻非把時空環境迥異的古、今甚或中、外兩段歷史來作比較，乃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一場列強交侵、領土割裂的先後兩段插曲。不同處是今日中國在恢復其歷史地位中，台灣問題乃上一個積弱時代的遺留，處理不善則成爛尾。

“中華民國”繼承清帝國是一場挑戰

若云“影射史學”，台派該更歡迎以蒙疆獨立作比照。蒙、台兩地皆可順理成章地說與“中國”無尤。台灣在1895年割讓予日本，“中華民國”則成立於1912。後者該瘦身還是全面繼承大清帝國，似可爭議，癥結在有實力繼承否。民國取代滿清時，台灣已成日本領土，蒙古的王公們則以對清廷大皇帝的效忠已結束，沒來由對漢人效忠。後來，蒙古人最大片的棲息地成功地“依俄謀獨”，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至今已成定局。
自明代元，元順帝撤回草原。明朝基於國防，將北元政權驅逐回草原，並築一條長城，以農耕地與遊牧地的生態差異為分界線，乃中國史上最南的一條長城。

滿清入關前，明長城國防第一線的漠南蒙古諸部已把襲自成吉思汗的“大汗”尊號奉了給皇太極。至康熙年間，戈壁以北的外蒙成為外藩，漠北四部仍可保留“汗”號，卻無提供從龍入關的“蒙八旗”兵源。親疏有別，漠南諸部則稱“親王”，成為姻親，故入主中土的清朝實非我們叫慣了的“滿清”，乃是一個滿蒙政權（康熙的祖母孝莊皇后即蒙古人）。征服的漢地仍依督撫行省制，蒙地則歸理藩院管轄，因此是一個複合的帝國。漢人華冑重光後，如何繼承此複合的帝國，是一個挑戰。

蒙古戈壁沙漠橫梗蒙古人之地，清廷將其分成親疏兩層：漠北的外藩“喀爾喀”和漠南的姻親“內札薩克”，都處於明長城以北，屬明代的“塞外”，也因此定義了狹義的“中國”。

至民國時代，漠南蒙古成為“內蒙古”。此地因清末為了實邊、抵禦沙俄南侵，解禁漢人拓殖，加強了漢蒙雜處，與內地關聯日深。同樣的移民實邊政策在漢人稀少的漠北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蒙古王公們的離心、謀獨，在清朝未亡前已在蠢動。

民初的兩次“滿蒙獨立運動”

在中華帝國瓦解期，列強禿鷹們早亮出了一幅瓜分藍圖，北疆是日、俄圈定了的肢解部位。1907年至1912年間，兩國多次簽訂密約，私下劃分勢力範圍：俄國控制外蒙古與北滿，日本則控制內蒙古東部與南滿。

明治晚期，日本人為此設立“黑龍會”組織，更有似“阿拉伯的勞倫斯”一類的“大陸浪人”為急先鋒，以川島芳子之義父川島浪速最著名。彼等深入邊塞，與清朝宗室、蒙古王公結盟，策劃了兩次“滿蒙獨立運動”。

第一次在1912民國革命成功後，川島浪速操控遜清肅親王善耆（川島芳子之生父）這枚棋子，以日租界大連為根據地，成立“滿蒙獨立國”，作為日、中、俄的緩衝區，已說服日本參謀本部與黑龍會介入。除了遜清宗社黨2000死士，更發動察哈爾的蒙古王公騎兵武裝，打算直下北京，受列強（尤其俄國）抗議，施壓日本內閣下令軍方切斷資金、扣押軍火、召回軍官，起事遂流產。

日本的再度密謀則在1916年，袁世凱稱帝引起全國聲討，川島浪速與關東軍乘勢組織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這次的棋子卻非遜清末代王公，而是來自土默特部的巴布扎布（Babujab），軍中且多日本現役軍官。因袁世凱的過世、巴布扎布與張作霖作戰陣亡而告終。

土默特部是後來南京政府設綏遠省(1928)的核心，屬於內蒙的西半部，已越出了日、俄兩國密約裡日本勢力範圍的內蒙東半部，乃1930年代日本扶植蒙疆德王的預演。巴布扎布和蒙疆的德王共享一個願景：把成吉思汗的子孫都統一在一個“大蒙古國”裡。

是從一個新角度審視“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時刻了

民初的“滿蒙獨立運動”，都少不了黑龍會。該組織成立於1901年，乃受了俄國在八國聯軍結束後不肯撤軍中國東北的刺激。創會者內田良平誓將俄國勢力逐出東亞、把日本的北界移到黑龍江，其思想背景來自其師傅頭山滿的大亞洲主義。

頭山滿的玄洋社乃黑龍會的前導，兩者具母子關係，亦具分工關係，玄洋社在日本國內及政商界的人脈較廣，主要負責思想引領與幕後操縱。黑龍會則更像是一個特務組織的跨國行動組，負責具體的海外情報蒐集、暗殺、策動革命等前線工作—例如支持中國的同盟會、策劃滿蒙獨立。

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其籌備會議的地點就在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的家中（赤坂區檜町）。玄洋社和黑龍會透過其政商網絡，為孫中山的多次反清起義籌集資金，甚至提供軍火及派遣日本軍事顧問隨軍行動。當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引渡孫中山時，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等人常利用其在野影響力提供庇護，抵制引渡。

這裏必需申明：同盟會內也有日本人志士為中國革命犧牲者，今日仍少受表彰，多被遺忘。至於上述那些右翼組織，固然是利用中國人為棋子，但雙方的意向亦有重疊之處。

當時同盟會的主張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意涵將滿族人趕回關外，在關內建立漢人共和國，換而言之，乃漢人的“獨立運動”。歷史上來說，所謂“辛亥革命”不也是南方各省對北京宣布“獨立”的嗎？若漢人連各地方都可宣告“獨立”，滿蒙為何不能？那麼，日本右翼組織、大陸浪人、日式“阿拉伯的勞倫斯”支助反清，與協助清退位後不再效忠新政權的蒙古人或遭漢人排斥的滿人“獨立建國”的宗旨並不相左。

辛亥革命卻是中國境內各種勢力促成的，成立的是“五族共和”的民國，已非同盟會早年的宗旨。當年仍夾帶了孫中山“興中會”時期訴諸洪門的“反清復明”的政治基因。今日若有人從歷史中擷取一個碎片、仍援引孫中山也曾“賣國”的故事，那是抽離歷史時空脈絡，為了當現行漢奸找“國父”背書。

民國革命後，“時空環境變了”。革命前，日本是一邊利用積弱的清朝，一邊蠶食它，用的是扶助民族自決（日本自身是君主制，不便公然扶植共和運動，但有便則利用之）。革命後，日本盡量阻遏民國的發憤圖強，蠶食則加劇，迨演變至全面衝突，反控訴中國“背叛亞洲”，與白、赤二色帝國主義朋比為奸—何患無辭！

被植入晶片的“戀殖”元首

在辛亥革命之前，立憲派的梁啟超已看穿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是讓日本再度偉大，中國無與焉。因此，即使在視日本人為亞洲的救星的“天真無邪的年代”(Age of Innocence)，已有人不再那般天真地輕信。此後越演越烈的是日本把從白、赤二色帝國主義手中“拯救”亞洲作為發動世界大戰的藉口。

不解的是：事隔百年，仍有賴清德輩說出口：“日本殖民台灣，是為了推動東亞共榮圈。”日本在二戰期間，確是在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甚至印度人之間挑起過“獨立”運動，固仍是“滿蒙獨立”的舊把戲，在新增的南京汪記“中華民國”政權裡已惡貫滿盈。

唯獨台灣沒如此“見外”，早被內地化、亦即皇民化。日本若在二戰中和美國打成平手、保持了帝國，李登輝會是“岩里正男”，賴清德或是Rai Seitoku—但這仍然是對外國人名的音讀，誕生於日本不敗的戰後，賴清德該完全“同胞化”，因此該作Rai Kiyotoku，在這個平行宇宙裡與岩里正男相繼成為皇民治台的模範。如今遺憾歷史沒跑這條時間軸、抱恨前世今生。

“大東亞聖戰”的罪孽使人（包括不少日本人）遠離“天真無邪的年代”。日本現在的極右翼不知仍敢公然歌頌它否？還是連祭拜靖國神社都遮遮掩掩？賴清德作為一國元首，成了被他人植入晶片的“滿洲候補員”(Manchurian Candidate)不成？

無論如何，賴氏算得上是世界史的一個奇異點，忝為“中華民國”總統，卻寧與幹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一鼻孔出氣，或者說：大陸上的“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的事，中國人殺殺無所謂（既然殺殺無所謂，且限於篇幅，其他多起的慘案在此從略）。但新加坡大屠殺呢？巴丹死亡行軍呢？泰緬的死亡鐵路呢？荷屬東印度的坤甸慘案呢？馬尼拉大屠殺呢？甚至戰前台灣的霧社事件呢？

極右翼說好說歹仍是一種信念，等而下之的是無原則的民族虛無主義，若無原則竟導致投機地與“加薩的屠夫”沆瀣一氣，實不足為怪。

蒙疆其實有三層

從閉門的中國史看“塞外”，則只會看到“內蒙”和“外蒙”，但從世界史的角度看，則外蒙之北還有早已被併入俄羅斯帝國的“布里亞特”蒙疆。從此看，外蒙不過是被夾在兩片麵包中的漢堡肉，三層組合的一個漢堡方構成蒙古人的原鄉，卻被分割在三個國家裡，其歷史牽絲扳籐，非國別史所能釐清。

固然，還有外蒙西北角的“圖瓦共和國”（唐努烏梁海）和在高加索的“卡爾梅克共和國”。前者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後者是歐境內唯一的佛教國家，算是蒙古人的飛地（兩者皆為俄羅斯聯邦的加盟國）。

布里亞特入俄土久矣，俄國至尼布楚條約(1689)和恰克圖條約(1727)與清帝國劃清國界，則明確地把布里亞特劃入俄境。隨著俄國的歐化、布里亞特人也養成“現代化”的菁英。至清末，清廷始警悟保持外蒙對外封閉不利國防，試圖引入“新政”，在蒙地卻是引入俄資和經俄人之手的西方技術—如此的“現代化”是導向俄化。外蒙菁英仰慕同胞中的“現代化”楷模，非布里亞特人莫屬。

日本為了併吞韓國和滲透中國，自1880年代中後期培養“大陸浪人”這類特種行動員。俄國起步更早，即使在布里亞特人間亦已培養出高層人才。一位身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御醫、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又成為其東正教教父的布里亞特人巴特馬耶夫（Pyotr Badmayev），在1893年即向帝俄政府獻併吞蒙藏之方略。他甚至親至赤塔，派出多批武裝的布里亞特人密探，進入清國內地刺探情報；他本人甚至一度潛行至北京。

甲午戰後，俄、法、德迫日本歸回從中國割讓的遼東，俄記者列維托夫(Ilya Levitov)即提出“黃俄羅斯計劃”，在巴特馬耶夫方略的基礎上，志在併吞中國北部，尤重從貝加爾湖到太平洋那一段。

日本視該地為“生命線”，此意圖遂觸發日俄戰爭，俄國對該角落仍力有不逮。日與英締結同盟共抗俄國，英國從印度北擴和俄國爭奪西藏，為更貼近的威脅。1897年，潛伏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沙俄間諜德爾智(Agvan Dorzhiev)開始發揮作用，在他的影響下，十三世達賴喇嘛開始採納“聯俄抗英”，此舉導致英軍佔領拉薩，1904年達賴出亡，日俄戰爭於同年爆發，俄國被連將兩軍。德爾智是布里亞特人，黃教高僧，達賴十三世的政治顧問。

德爾智用時輪宗的預言將帝俄打扮成“北方的香巴拉”。此宗比黃教高古，其《時輪金剛經》為西藏各宗共同尊崇。它說：在“末法”期，香巴拉的統治者將帶領大軍擊敗邪惡，建立太平盛世。在19世紀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的佛教玄秘學說中，這個預言被本土化，傳說北方會出現一位名叫“白衣人”的救主。

這種預言末日惡戰的信仰在今日的東亞沒賣點，在已有不斷轉世的“現在佛”的藏地也不會成為主流，但時輪宗在普京和杜金（普京的國師，俄國“歐亞主義”的教父）的俄國卻很夯，實拜布里亞特佛法之賜。凡“俄國有亞洲的靈魂”一類反向操作黃禍論的學說似乎都有這個“俄蒙”的影子。（待續）

蒙古周旋於中、俄、日之間

1911年，滿清皇朝宣告下台前夕，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最高領導人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轉成政教合一的“博克多汗”，混合靈童轉世制和蒙古推舉制。

1912年，先出現《俄蒙協約》，俄承認外蒙的“自治”地位，獲得在蒙境內發展的特權。繼1913年《中俄聲明文件》、1915年的《中俄蒙恰克圖協約》，蒙方取消“獨立”，由中方承認其“自治”地位，用民國與蒙古本地雙紀年，元首由民國冊封，但中方不在外蒙駐軍、設官或移民。俄方仍保留1912年已獲得的居住、貿易、免稅及開礦諸般特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忙於歐洲戰場。日本卻加入了俄、英、法對德、奧、土作戰的協約國，借機攫取了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勢力範圍，並乘西方列強在東亞權力真空，於1915年與中國簽《二十一條》，迫中方承認日本在山東、南滿和內蒙東部為其勢力範圍。

博克多汗的宏圖是建立從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直到內蒙古和滿洲西北的大蒙古國，急欲擺脫俄、中的框限，就開始借力日本。畢竟，日本是個佛教國家。日本正中下懷。於是在1918年，日本成立了“日-蒙佛教協會”並支持大蒙古國計劃。

“九一八”之前，日本還沒有攫取中國東北，對外蒙的企圖乃未得隴先望蜀，卻已開始鋪陳，針對沙俄是“北方的香巴拉”的宣傳攻勢，也撒下日本才是解救蒙民的“佛國”的種子。至於後來由關東軍的御用學者大事炒作的自江戶時代以來的傳說—日本的戰神源義經沒死在本土、乃是遠遁亞洲大陸化作成吉思汗、開拓第二生涯—則可能只有內銷的價值。

俄、日、中在捲入“香巴拉戰爭”之前，蒙疆先被捲入俄國革命內戰的龍捲風裡。

外蒙捲入了俄國的紅、白內戰

被吸入“列強瓜分中國”漩渦裡的蒙古獨立運動，不久即被捲入沙俄瓦解期的階級鬥爭。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待至布爾什維克（未來的蘇維埃聯共）藉“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即觸發紅軍與“反革命”的白軍長達五年的內戰。受其波及，蒙古獨立亦經歷階級鬥爭的海變：從“博克多汗國”變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俄國革命上繼法國大革命傳承，階級鬥爭表現為左、右對立，該公式進入21世紀後漸覺陌生，卻仍有效。例如“民族主義”為左為右，仍是一個爭議。從左派（馬列主義、新左派）立場說：身為列強者，其民族主義必化身為“帝國主義”，其信眾擁護本國欺凌、宰制弱國，勢必歸入“右派”，遠者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近者川普的“使美國再度偉大”和以色列的加薩滅種戰爭。

弱勢的國家與被剝削的階級同構，其反帝鬥爭勢必歸入“左派”。問題的複雜性遠大於此：弱國的民族主義也存在於比發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更落後的“封建”成份間。左派的答案是：必須一方面統戰這些成份，同時防範這些缺乏群眾基礎的權貴們率先投降敵人，因此唯左派能保持“民族解放鬥爭”的群眾性與戰鬥性。

十月革命後，赤色政權的紅軍與保皇的白軍開打內戰。赤俄上台後不得不與德奧議和、成了它們陣營的一員，協約國為了重啟東戰場，從1918年初，英、美、法軍從南北對歐俄夾擊；英、美、日軍則登陸俄國遠東。至同年11月德國戰敗，協約國干涉部隊的任務則轉成支持白軍、推翻赤色政權。1920年，白軍勢衰，干涉軍無功而返，唯獨日本在遠東有領土野心，七萬餘大軍滯留至1922。

在民國史上有一段插曲，我還沒發現有誰把它與這段世界史連起來的：北洋政府於1919年10月派徐樹錚將外蒙收歸版圖，順便把被沙俄侵佔已久的唐努烏梁海也收歸，達到民國時代最大的版圖。有趣的是，徐樹錚用了為參加歐戰而訓練的“參戰軍”，德國已敗，如今中國遠征部隊總算在內亞“參加了歐戰”！

其實日本何嘗不如此，日軍從未赴歐，先侵奪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和太平洋的島嶼，繼而對俄國的遠東派出了作戰部隊。易為人忽略的是徐樹錚的皖系北洋政府亦是靠日本支持的。這可能是日本唯一在外蒙有點苗頭的時刻。

在外蒙迎接徐樹錚的不一定是親中派。俄國赤白不定的亂局有淹沒外蒙之勢，因此王公們求助於中華民國。俄國內戰在歐俄至遠東全面開打，沙俄倒台後，保皇派高爾察克(Alexander Vasilyevich Kolchak)海軍上將在西伯利亞以“俄羅斯最高統治者”名義維持大局，受英軍支持，但他的部下謝苗諾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卻親日，1919年2月在日本支持下召開了“泛蒙古大會”，主張建立一個包含內、外蒙、布里亞特和唐努烏梁海的統一國家，並推舉一名內蒙活佛為首腦。外蒙的統治階層能不感威脅否？

謝苗諾夫這位舊俄哥薩克將領，出身外貝加爾、母系是布里亞特人。其召開“泛蒙古大會”的地點是外貝加爾區的首府赤塔。當時還沒有蘇聯初期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沙俄在貝加爾湖以東設“外貝加爾區”，是該湖以東連接黑龍江的地帶，乃布里亞特蒙古人與通古斯人雜居之地，但大部分布里亞特人都集中在此，少數布里亞特人處於湖以西的伊爾庫茨克省。(1937年斯大林又把革命後統一的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砍成原先的兩半，以免該族群坐大。)

高爾察克譴責偏日的謝苗諾夫“割裂祖國”，他在垮台前仍不得不任命後者為遠東區最高司令，因為反共是最優先考慮。從這個角度看，泛蒙古主義為白軍所用，該歸入右派。

但泛蒙古主義卻是渴求獨立建國的布里亞特人自發的。他們的菁英已在1917年在外貝加爾成立“布里亞特-蒙古國家委員會”（Burnatskom），這個準國家與謝苗諾夫白軍的首府都在赤塔，與白軍的操作重疊並互相容忍。奇妙之處是初生的蘇聯承認這個委員會卻同時和謝苗諾夫的白軍作戰，而進駐遠東的日本干涉軍則必須同時扶植這個政權與謝苗諾夫以抵制赤俄。

基於這種共生關係，可以理解謝苗諾夫召開的“泛蒙古大會”有許多布里亞特菁英參與，包括大學者扎木斯朗·策本（Jamsrangiin Tseveen），後來外蒙轉成赤色，他出任內政部副人民委員，他成立的文獻館乃蒙古科學院的前身。

蒙古獨立運動就是這樣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待謝苗諾夫兵敗，日本的干涉軍亦將撤出，其地盤被蘇俄成立的“遠東共和國”接收（亦定都於赤塔），原本已左傾的“布里亞特-蒙古國家委員會”倒向紅軍，其主席即於1919年底被謝苗諾夫槍決。

上文已指出，該時布里亞特人乃最“現代化”的蒙古人，也是最先引進西式民族主義，此民族主義至19世紀末“帝國主義時代”已腫瘤化為“泛日耳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泛圖然（突厥）主義”、“英美主義”，等等。對仍未統一、分裂且居人籬下的族群來說，其意義該是反帝的民族解放與建國。後來內蒙德王亦憧憬建立一個“大蒙古”，其啟發該源自此。（待續）

_{♦ 本文內容轉載自 2026/7/5 vocus，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