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台灣喜樂島聯盟向習近平發布公開信，建議有條件的統一，某群組上立時出現“這就是台派衹講獨立不講反共的結果，幼稚，無知！”的痛斥，我當時婉轉地表達“說人無知者，便是無知人”。喜樂島聯盟中央立即否認此信，故已事過境遷。我仍打算採用“比較無知學”的角度，將該日發的評語發展成一份論述，把此公開信當做一個範例，無需執著事件是否已過期。 

簡介“比較無知學”

比較無知學(Agnotology)起源於1990年代的美國，原初是用來批判大企（菸草公司、石油企業）刻意造成大眾對致癌和全球暖化認知之落後，它與“虛假資訊”異曲同工，形式上有異。“虛假資訊”指造謠與詐騙，雖然在“認知戰”意義上與無知研究的對象重疊，後者研究的是“結構性的無知”，乃既得利益刻意不斥資、不研發對它不利的知識。“無知”的確容易“受騙”，卻仍然是兩個不同的分析範疇。

後來的研究擴充：美國軍方為了深海作戰的保密將海底板塊移動的資訊延遲了10年才公布，基於國安而非經濟考慮。目前台灣執政黨面臨致癌沙拉油擴散的曝光，初步反應採取了蓋牌，反而將事態擴大了，因此在“比較無知學”中不算成功的例子。若授意中研院士撰寫“科學”報告，弄一些數據謂吃下去的量足以被排泄掉，也沒認真去做。替大企打掩護，亦只限於軟弱無力的一句“廠家也是受害者”，是承認而非沖淡了毒害的嚴重性。蓋牌主要怕影響選情，造成欲蓋彌彰的反效果，雖操作無力，仍足以警惕“結構性的無知”的生成除了經濟與國安，也可以為政治服務。

由此看：無知學的研究已在擴大，將來或可涵蓋：美國的普及教育為了消除不升學的絕大部分學子的“魯蛇”自卑感、亦即避免台灣威權時代那種“升學主義”和“狀元主義”底下的弊病，蓄意在普及教育中把人文素養甚至基礎知識邊緣化，其考慮是民主價值（雖然到頭來搞成“民粹”取代了“民主”）。還有，福音派否定現代科學（進化論、地質年代、現代宇宙論），乃基於“靈魂得救”的考慮勝於附和“人類的傲慢”，因此無知學亦不能忽略宗教的操作。

至此，“無知”一詞不必是譴責詞，可當作一個中性名詞和學術研究對象。本文也將它當做中性名詞來分析喜樂島聯盟公開信的內容，指出：若基於某種立場，對此信覆蓋的歷史內容“無知”是有必要的，甚至是策略性的。但在量表(scale)意義上，對公開信過度簡單化的反應仍透露反應者頭腦之簡單。他忽略了該文件呼籲中共不要與中華民國政府及主要政黨對話、直接與台灣人民協商，並告誡中國大陸不要學美帝霸凌他國、否則免談，言下之意，台灣的朝野都是美帝的“買辦”。若連這些內容都看漏了，透露指責者認知維度的單薄。

若非膝蓋式反應喜樂島聯盟竟然對敵酋致公開信，不應忽略它其實譴責中共是走歪了路的共黨，若不走回“正道”，聯盟就不贊成台灣和它“統一”。這與執政黨用價值（普世民主價值）和族群（台灣是南島語系或“其餘人口”，反正非中國人）不同，乃是用“革命路線”以及“反帝”作為考慮統獨的抉擇，令人耳目一新，對耳目新不了的人則會是“認知失調”，索性不知所云。

中共虧欠台灣的“革命同志”

《公開信》控訴：“台灣人前輩謝雪紅女士被中國共產黨背叛。謝女士身為前台共領導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逃至貴國，接受貴黨禮遇。但之後卻在文革時被貴黨前總書記 [糾誤：1943年張聞天下台後中共已不以總書記為全黨領袖—直至1982年廢黨主席後復原] 毛澤東主席批鬥、迫害。然而直到現在，你們的官方評價卻未為其平反。謝女士戰後已調整立場，認可台灣主權屬於中國，僅要求台人治台、台灣自治。換言之，台灣人民曾願意在統一前提下接受高度自治的安排，但貴黨最終仍背叛了她。”

這裡必須讓讀者熟悉一下國際共運史。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等成立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統合各國湧現的共黨組織，國際的規定是“一國一黨”，當時只著眼西歐國家的工運。對連工人階級都寥寥可數的非西方地區必先考慮反帝反殖。至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1928）方提出“民族解放鬥爭”的綱領。應用於二戰前的日本，變成日共在台灣的支部台共必須轉向投入“台灣獨立”、配合日共推翻本國統治階級的鬥爭。

因此，長期以來，謝雪紅的上司是日共、不是中共，其鬥爭綱領亦為“台灣獨立”，其執行“民族解放鬥爭”綱領與中共同。但1945年日本戰敗，母國換了中華民國，至1949年，大陸政權又換成在八年抗戰中壯大的中共。既然兩地都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底下解放，又是同胞，算是同宗。但歸宗後，謝雪紅卻被打成“地方主義”，至文革時死於獄中，至今未平反。

中共有負於越共？

《公開信》又控訴：“不僅如此，貴黨也於蘇聯前領導史達林逝世後轉而敵視蘇聯、蔑稱其為蘇修；其後甚至與同屬共產國際的越南興戰、與美帝狼狽為奸入侵他國土地。試問：中國共產黨有諸多背刺昔日同志的前科，汝輩要吾等台灣人民如何信任？”

這裏若用中共對越共之不義比附中共對台共的不義，辜負台共還說得通，所謂對越共的不義則是扯，時代錯誤、因果顛倒。越戰時已無“共產國際”。越戰期間，中共長期幫助越共抗美，得勢後，越共視中國為北疆的威脅好比中國視蘇聯為北疆的威脅，不可避免思以蘇制中，把美國在金蘭灣建的軍港租借給蘇聯。同時進行排華，在北方把境內的華人徒步趕回廣西，南越的則趕到海上，成為海上難民，不少葬身魚腹，其餘遭海盜洗劫和強姦，後分別由鄰近國家拯救。中國終於越境懲罰越南，導火線是越共侵入柬埔寨滅了中共的盟友“紅色高棉”。《公開信》在這裡怎麼看不到越共對“同屬共產國際的柬埔寨興戰”？

二戰期間被日本侵佔的“新南群島”，其地望乃今日中國的“南海”、越南的“東海”、菲律賓的“西菲律賓海”、印尼的“北納土納海”、馬來西亞仍稱為“南中國海”者，美國希望由當時“五強”之一的中國接收。蓋當時環繞此海的都是一些殖民地，無力維持區域秩序。其實，爆發內戰的中國同樣無力接收，只是理論上畫了一個“十二段線”，找了一些專家考據在古代已有國人到過該地。1949年後，北京接收了十二段線，為了尊重胡志明同志，把北部灣的三段刪掉了，成為“九段線”—這是川普把墨西哥灣霸凌為“美國灣”的逆向操作。比起胡志明同志來，“黎笋同志”確是白眼狼。

中共背叛蘇聯、搞分裂？

《公開信》涉及中蘇分裂的歷史。中共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國，正是共產國際六大“民族解放鬥爭”綱領的表率，與戰後從去殖浪潮中湧現的“第三世界”較親和，而蘇聯則越來越似置身於歐美列強之列。至1950年代末，中共批判蘇聯尋求與帝國主義陣營“和平共處”、背棄“世界革命”，墮落為“修正主義”。

中共的革命激進主義在國家關係上亦越走越左，至1969演變為中蘇邊境衝突。中共將蘇聯重新定義為“社會帝國主義”，上升為主要矛盾，拉攏“次要敵人”美帝共同抗蘇。不幸的是：此發展與蘇聯憑藉古巴更積極地介入第三世界反帝反殖鬥爭對衝，中共反蘇新命題反似參加了美帝的反革命陣營，助紂為虐。

《公開信》控訴中共在斯大林死後，走上與蘇聯分裂之途，甚至與美帝“狼狽為奸”，犯了“諸多背刺昔日同志的前科”。有關這些指控，在上面已澄清了越南，其他的將在下面逐項分析。但認可斯大林及其後的蘇聯是唯一正道乃違背今日的共識。前一點斯大林後的蘇聯自身都不認可，後一點連古巴都不認可，它用武裝鬥爭否定蘇修與敵人“和平共處”，基本上與中共同。

古巴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使中共的“左”黯然失色

1959年，卡斯楚的革命繞過了無作為的古共（蘇聯認可的一國一黨），推翻美帝的走狗，併吞了古共、建立共產政權。對蘇聯來說，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在建立政權之初，革命古巴即積極向拉美輸出革命，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正是在1967年在玻利維亞從事游擊戰爭遇害，成為烈士。此後古巴一直都有介入委內瑞拉、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格瑞那達的革命，在後兩地還一度成功，雖然美國很快地“收復失地”。

拉美是美帝的後院，古巴未能—蘇聯也不敢—大動干戈。非洲則是另一回事。1965年，切·格瓦拉匿名至非洲、介入前比屬剛果獨立後抵抗殖民勢力反攻倒算的鬥爭，無功而返。待至1968前法屬剛果轉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共和國”，蘇聯提供援助、古巴則提供人員。但真正的大戲在1974年衣索比亞革命推翻千年王權、葡萄牙革命推翻國內獨裁政權、放手葡屬非洲殖民地。其中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攻勢，直接危及搞種族隔離的白人西南非（今納米比亞）、羅德西亞（今津巴布衛）與南非。南非遂在歐美列強的支持下，直接揮軍入侵安哥拉，支持安境內其他反共的民族陣線。

1975年，古巴斥了很大一大部份家當，擠出被美國全面制裁下的一點點外匯現金，用古巴航空公司無條件作跨洲飛行的老舊螺旋槳航空隊，把上萬士兵打扮成遊客，橫越大西洋途中儘量從友善的島嶼加油。坦克與重武器則藏在破舊貨船隊上航行了15-20天，竟然都運到了安哥拉。

美國的情報不可能嗅不到貓膩—尤其古巴航空的正常航班無限期停飛。但此刻蘇聯正在和美國搞“冷戰緩和”(detente)和限制洲際飛彈的談判，不會允許古巴如此“惡搞”，卻不知古巴正利用緩和氣氛作為煙幕，也在賭美國人不相信缺乏蘇聯協助竟有人敢當拼命三郎。古巴航空隊到了最後一站島國加油，美國已經等在當地施壓禁止，它是在油箱耗盡的情形下僥倖迫降目的地。美國若在公海上攔截“貨船”，將會是宣戰並破壞與蘇聯的“緩和”，同年美國已慘痛地結束了越戰，國人輿論不容輕啟戰端，遂希望白人南非去堵截，南非卻無能。

欲要美不知，自然蘇聯也不讓知。蘇聯很惱怒被拖下水，但古巴對此“風險投資”付出了首期後事業有成，蘇聯又身受中國罵它”不夠左”的壓力，終於成了被尾巴搖曳的狗。此後唯有替古巴的遠征一路埋單，不然絕無可能駐軍高達6萬人、鬥爭持續18年。其碩果卻是“世界革命”在歐亞大陸以外的最大勝利：不只安哥拉保住了，西南非、羅德西亞與南非政權相繼變天，白人種族隔離制被掃入歷史的垃圾桶。

中共變成了形“左”實右

在這場革命中，中國從“社帝乃主要矛盾、美帝乃次要矛盾”的前題出發，竟然“可恥地”站到了西方、南非、非洲反共國家薩伊（今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安哥拉境內反共的民族陣線一方。更有甚者，中共的官媒貶古巴軍為蘇聯的“僕從軍”—抗美援朝時曾如此抹黑跟在美軍屁股後打韓仗的聯合國軍。

在1973年智利政變時，中共對人民革命的“叛賣”已令世人瞠目結舌。1970年，智利社會主義黨為首的人民陣線以最高票當選，阿彥德出任總統。親蘇的智共是新政府的一員。這被譽為蘇聯“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的樣板。古巴勉為同意，卡斯楚甚至前往訪問長達一個月。1973年，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策劃一場軍事政變，攻進總統府，阿彥德遇害。智利左翼人士大量托庇各國大使館、同情的歐洲和拉美使館都收納，瑞典以收容一千多人譽滿全球。中國的使館卻緊閉大門，且立即承認雙手沾滿血腥的智利軍政府。經此一役，古巴則更肯定：武裝鬥爭是唯一途徑。中共則背上“叛賣”的罵名。

中共若認為智利招致反革命是蘇聯“和平過渡”綱領的破產，那麼就該更堅定地強調武裝鬥爭，而不是與反革命劊子手握手—因此不論如何說都說不過去的。對古巴出兵非南則又是另一種說法：推動革命的方式是“人民戰爭”和“自力更生”，不是由外力越俎代庖。共產國際雖定下“一國一黨”原則，但1920年紅軍進攻波蘭卻開了“外力替代論”的惡例。此役以失敗告終，然二戰後紅軍席捲東歐，遍設衛星國，都是用“輸出革命”替代“人民革命”。它成為蘇維埃帝國在其前庭構築緩衝區的措施，以此與帝國主義陣營劃分勢力範圍，商談“和平共處”。內部經濟發展的需求亦不容蘇聯為“世界革命”在全球各地煽風點火。乃有中共與古巴的更激進路線取而代之，很不幸，它們卻互相攻訐。

縱使不違背中共的革命觀，中共要模仿古巴亦模仿不來。當時中國即使有運送大部隊到另一洲的民航和商船，仍一窮二白，無蘇聯的財力可以支撐海外冒險。1967年，紅衛兵一度控制了外交部，中共的“世界革命”只能表達為在自己家裡玩cosplay。紅衛兵把西方國家雲集的使館街改名為“反帝路”、把東歐集團雲集的使館街改名為“反修路”，並爆發包圍與焚燒外國使館事件。中國當時與已建交或正在談判的50多個國家裡，駐外使團竟然與30多國的警察與國民發生“武鬥”。1967-1969年間，中共官方的路線成了極左的“反美帝、反蘇修、反各國反動派”。

待至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探美國口風可否用核彈對付中國，後者才驚覺不再能搞義和團般的對全世界宣戰，必須聯美反蘇。尼克森訪問北京後，美國考慮讓中國“重返”聯合國，後者卻搶先在“第三世界”支持下於1971年取代台灣的“中華民國”聯合國會員籍。

中國大陸既然有了“第三世界”的底氣，遂在1974年的聯合國講台上提出“三個世界劃分論”：把美、蘇兩霸定性為“第一世界”、西歐、日本等為“第二世界”，眾多低度開發國家為“第三世界”，主打“反兩霸”。這是公然宣布“社會主義陣營”無復存在，世界革命的動力來自中國身處其中的“第三世界”。旗幟上是這樣，但在第三世界的智利社會主義政權被美國搞掉後，中國卻站到了美國一方，即寧願“反革命”亦不讓蘇聯攻下一城。

歷史上老大哥蘇聯曾有類似的劣跡：為了把納粹德國這淌禍水引向西面的英、法，遂與它共謀滅亡波蘭、瓜分該國。連文革期間攻訐蘇聯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都是照搬自共產國際極“左”時期用來攻訐社會民主黨的帽子。大家同為馬克思主義，但國際卻認為社民黨更具欺騙性，該當第一號敵人、納粹反降居第二，結果是幫助納粹在德國奪了權。

各走各的路，待看今朝

中國對自己影響力較大的那部分“第三世界”，卻非如此。從1970-1974年間—即在智利悲劇開展期間—中共量力而為，全額支助基礎建設蓋一條坦贊鐵路，包括派遣工人至東非。坦尚尼亞亦成為中共訓練推翻葡萄牙殖民統治的莫三比克游擊隊的基地，莫三比克解放陣線遂比較親中共而非古巴。但這仍然是播下火種、期待它燎原成“人民戰爭”，而非輸入解放軍越俎代庖。

反觀古巴，亦只能走它的路。自從古巴革命以來，美國對它實施全面制裁，經濟上全賴蘇聯以高於市場價全購古巴的糖和鎳，以近乎補貼的方式供應石油。若古巴就此“一天三頓乾飯、吃到社會主義”，用心建設傲視全球的醫療制度，亦無不可，且可替蘇式“和平過渡”在拉丁美洲搞議會鬥爭和工會鬥爭當社會主義的樣板。但古巴偏不信“和平過渡”會成功，且革命豪情萬丈，積極介入拉、非的武裝鬥爭，等於把自己變成一根燃燒棒，把蘇聯的資源燒掉一大半。

至1970年代末，蘇聯支援越南勝利結束越戰後，又要替它的“大印度支那”區域霸權埋單；同時蘇聯自身陷入阿富汗戰爭的泥沼（歷時9年）又燒掉剩下的一點。戈巴喬夫上台，開始裁減對古巴的補助，至蘇聯解體則全停。俄國的經濟墜入谷底，古巴的經濟至今沒發展起來。

古巴是拼了舉國之力，扛起非南的民族解放戰爭，投入的不限於軍事人員、而是百行百業，尤以工程師、醫療人員、教師、記者為眾，採的是輪班制，所有古巴家庭間幾乎都會認識有成員曾到過非洲的家庭。不勝唏噓的是：古巴是幫助拆除了白人的種族隔離制度，把政權交到非洲人手裡，但離去後，這些新國家又重新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否則無以為繼。時代正跨蘇聯的彌留期和死亡日。蘇聯已無力伸手承接這些初生國家的經濟命脈。

北京建造一條鐵路送給非洲國家的義舉（中國自身提供5萬勞動力、無息貸款設10年寬限期還債，至1983年啟動卻無力清還、大部分勾銷），造成在1971年入聯表決時非洲的票源成為決定性因素。而這個工程也成為後來“一帶一路”的預演。隨著21世紀的深化，中國亦開始對非南投資，固然不是如坦贊鐵路那般是送的，其性質是否複製西方的“新殖民主義”？還是提供了一個對衝的選項？其後效猶待觀察。

後知之明，方了解當年的大勢

唯用今日之透視方能釐清該時的歷史大勢：1970年代固然見證“世界革命”的邁步，骨牌效應在中南半島與非洲接二連三。然美國至1970年代亦進入超消費社會、首位在現代經濟中服務業超過了製造業。美國帶動了“自由世界”的經濟，把這個“世界”納入美式消費主義型態。共產主義集團沒走上這條路，無從開發富源。

帶頭的蘇聯忝與美國並列兩強，但搞的是戰時的“雙重經濟”、軍用民用截然分作兩個部門，國富與人才大部分流入軍用、方勉強保持與美國並駕齊驅，民生工業則任其凋蔽。美國軍方研發的科技可轉用民間（例如噴射機和網際網路）；蘇聯則視為國安機密，嚴禁流入民用，民間亦無消費經濟基礎承接之以便創造富源。

最要命的是美國掌握全球經濟命脈，也是在19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要求產油國售油用美元計算。無論軍用民用，全球事無巨細、石油之用無孔不入，都需以美元交易，後者遂與石油一般成為全球必要商品，石油生產是探測、鑽地、運輸、提煉，美元的生產只需印鈔機。時機上與美式消費主義的擴散配合得天衣無縫：大量消費品的製造火力全開、物流量大增、都市繁華燈火通明、每家都有私家車、方圓十哩內必設加油站、航空旅遊業蓬勃發展成為“富裕社會”的標誌。

“美元綁石油交易”迫使全球都用美元作為外匯儲備。朝鮮、古巴與伊朗三家“斷絕往來戶”亦不例外，彼等仍得用美元從事黑市操作。持有者為了生息，亦必購買美國的國債，使美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地用全人類的錢，包括人類未來子孫的錢。

美國既然成了全球的發鈔銀行，聯準會即佔據全球經濟的制高點，只需用“升息”與“降息”這組心跳，即使全球的“熱錢”如潮水般湧入或湧出美國。湧入固然是吸進了外資，湧出絕非流失，它們作為資金，流向經濟成長快速的新興市場（如台灣、東南亞、印度、拉美）。外資會開始瘋狂買進這些國家的股票（台積電早已是美資佔上風）、房地產或當地債券。這時候，新興市場會迎來資金新行情（股市暴漲），當地貨幣會因為外資湧入而大幅升值，有利美國貨進口，不利在地國出口。

許多開發中國家借了大量美元債務。當美國升息、美元變貴時，這些國家不僅要支付更高的利息，還要用變得更不值錢的本國幣去換美元來還債。伴隨著全球資金為了賺取高利而瘋狂流出這些國家（回流美國），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會被瞬間抽乾，引發嚴重的惡性通膨與本國貨幣崩盤。這就是為何歷史上每次美國劇烈升息周期，世界某個角落就會爆發嚴重的區域金融危機。

因此，美國每年打仗都可以，打輸仗亦無妨，仍然刺激了軍火工業，後者又帶動了各環節的百業。打輸了更有在世界該角落多設軍事基地的藉口。最主要的是戰亂區的資金必然流向美國這個避風港。烏俄戰爭就有這個效應：俄國輸氣中斷，德國的廠房和研究中心即遷移至美國。對此，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已有非常經典的“美金-軍事霸權循環（Dollar-Military Hegemony Loop）”說。因此，美國在世界各地屢敗屢戰、屢敗更戰。世人不被表面現象迷惑的話，美國一直在贏、怎麼都贏。（待續） 

_{♦ 本文內容轉載自 2026/8/9 vocus，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