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從“抗戰生態學”解釋國民政府丟失大陸

去年9月3日，大陸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同日在台灣則是抽掉了時空、隱沒了抗戰對象、更省掉抗戰主體中華民族、幾乎無人知曉的“軍人節”。該日有否小眾慶祝場合，因其無關緊要，不擬費時考查（望讀者留言補充）。 

去年9月3日我也在FB上公布了《903抗戰勝利紀念日有感》，試圖跳脫窠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建抗戰的生態，並由此生態解釋國府如何由抗戰勝利走到丟掉大陸。新角度並非對歷史的蓋棺定論，只是發前人之未曾發：國府之敗是敗於“二比一”，其因則種於抗戰年代。

八年抗戰期間，華東、華中、華南悉數淪陷，國府退守西南，還應盟軍“中緬印戰區”(CBI)之要求，亦為了打通海外補給線，派國軍最精銳部隊越境作戰，打到西南境外去了。同時，共黨勢力卻在華北茁壯。

前段論述國民政府的西遷由於國土淪陷，未強調“東北”和“華北”。它們並非南京政府有效的國土，乃是一個更長的“十四年抗戰”開頭漸次淪陷的國土，“八年抗戰”乃其續集和惡化。日本蠶食中國始於東北與華北—不要忘記，“八年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件，它的長引信則是“九一八事變”。

在“八年抗戰“爆發前，日本已經略“華北五省特殊化”有年，中央政府的黨政軍特都被日本人用一連串“協定”攆出華北。同時，在華中南無法立足的共軍，經由“長征”輾轉到達華北，一為了靠近蘇聯，二為了遠避中央軍，日本人適逢其時把中央勢力逐出華北，共軍勢不免步入抗日的前線。待全面抗戰爆發，共軍已在地、地方軍閥也在地，中央在華北則剩下“介入性”。

 這是我所謂的“抗戰生態”的一隅。另一隅是中央政府不只是重心往大西南傾斜，而且是寄居在對中央不友善的土地上—四川有扳倒中央政府的前科，清朝垮台，引信是武漢兵變，禍胎則是四川。我在去年為文時甚至用“遷入凶宅”喻之。在地方勢力眼中，中央是藉“抗戰”的名義鵲巢鳩佔。他們拒不接受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蔣就以親自出任作威脅逼迫他們接受。待至國共戰爭末期，蔣仍有重啟重慶陪都的構想，但西南軍政大員大都“反蔣”，故共軍“解放大西南”連一場大戰都沒打過。

這只是抗戰時西南生態的一個面相。另一面是：全國的“民主黨派”原本散居各地，戰時都集中到重慶和昆明，都參加重慶政府戰時的“國民參政會”，戰後變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堅，其歷來的功能就是反政府，拜抗戰之賜，如今這夥人得以聚焦中樞，指著鼻子罵。這些人佔盡“清流”，除少數例外，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中共的“新民主”，其領導階層（例如張瀾—從清末“保路風潮”開始就是慣性的倒中央派）在人際關係上則與西南軍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國府還都南京後，面臨的是“二比一”的劣勢。這個新觀點其實是對國府失敗最寬容的詮釋，它不強調國府在抗戰後期的腐敗、也不提它在勝利初期的“劫收”。這些“丟失大陸”的標準敘事已成陳腔濫調，再重複這些，則國府變成“三比零”全輸。

在2019港暴後，港獨的公共平台上曾轉載汪偽政權底下過來人的老人口述的歷史，謂當時“安居樂業”，言下之意，趕跑外國殖民統治真不該甚至是該死！的確，日軍佔領的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地段，而從落後的大西南山城“還都”的國府既非憑己力“勝利歸來”，乃靠美國人之力，因此“劫收”與否，都會惹人厭。港獨的語驚四座，驚醒了歷史學者有可能看漏的一面。

然而，我不用此來論證國府是“三比零”全輸，乃因華中與華東是南京政府的本命區。蔣氏再令人失望也好，無改於南京政府的地盤是中國最洋化、最反共的地區。（打一個比方：台南是深綠的，做得再爛，也不會變藍。）

最後，我的“二比一”命題沖淡了中共“在全國境內大獲全勝”的印象，它其實是三分天下只有其一，取勝是用上了“二比一”的槓桿。這已經是比較尊重歷史、比較客觀、對大陸時期的國府最寬容的詮釋。因此，即使是今日的深藍甚至死忠藍，也會感到這是在還國府一個公道。

我始料不及的，倒非深藍，而是在台灣長大的一批“國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不知所云，和從小被洗腦的那一套完全不符，引起嚴重的“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來說，新知滲不入的人，會把成見下意識地重複一遍，你講你的、他講他的，好比一枚隨身碟已被胡說八道灌爆，成了不能被任何新數據修改的“唯讀檔”，徒然把舊數據在屏幕上展示不休。

對去年9月3日那篇文章的回應，竟然有：“抗戰都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真正抗戰。”這個牛頭不對馬嘴（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談誰抗戰誰沒有抗戰的議題），雖肇因於認知失調，卻沒心眼地從我的“二比一”命題的釜底抽了薪，把我的那些由歷史機緣、地緣政治、多邊互動、相生相剋重建的抗戰生態整個地省掉了，或者看不懂就索性跳過了，變成：國軍單獨抗戰（除了靠美國人外），於1945年勝利結束，過了4年，整個中華大地則像餡餅一般從天上掉在中共的膝上。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三代人！

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非“認知失調”單一情況可以解釋。“中共不抗戰”乃丟失大陸的國府撤退至台灣後的編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仍輪到我在這裡解釋它“騙了三代人”這個怪現象。

有什稀罕！歷史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兩千年的奇觀所在多有，例如基督徒指控羅馬暴君尼祿為了“都更”焚毀羅馬城、誣指基督徒為縱火犯，以作替罪羔羊。它之所以騙得了兩千年，乃因為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兩千年的信息繭房，直至現代史學指出：尼祿時代還不存在與猶太人分判的“基督徒”這個範疇。

當代世界呢！該是訊息流通以致“爆炸”的時代，一刻鐘的流通量絕對賽過基督教兩千年。唯其如此，人往往像印度的垃圾山倒塌一般被活埋在下面，若是三代人的垃圾，則會是如此厚重、如此地包蓋、又如此地密實—那就非得是壓倒性的“真實感”不可。套用殷海光對Ideology的中譯“意底牢結”，現代人的偏見結構—尤其是集體的偏見結構—好比今日伊朗深藏核彈原料的花崗岩地庫，你的批判力即使如美國13噸的穿地彈也難撼動它。 

這使我警覺：“認知失調”只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更深層的是“底層編碼”，信息排山倒海，都需經其結構化，因垃圾山的羅聚型態各自不同，就會生成各自不搭界的“元宇宙”。若在20世紀寫作此文，我可能會用“世界觀”一詞，較一目了然。此名詞偏向哲學，可以是自覺的、甚至主觀建構的。“底層編碼”則絕對不是，它是被時代編的、被所在地編的、被傳承堆在人身上的。

由兩種“底層編碼”建構的兩類“國人”

我在這裡用“底層編碼”來辨別兩種“國人”。若在大陸長大的，他們的當代史觀的底層編碼會是“抗戰”。第二種“國人”成長於台港，他們對當代史編碼的底盤邏輯會是“冷戰”。這兩類“國人”對“抗戰”的詮釋不應被誤解為國共兩黨爭奪對“抗戰”領導的歷史詮釋。它們毋寧是“抗戰”的廣義化和狹義化這兩種立場。

廣義化者：抗戰乃整個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各界各行各業、男女兩性、漢人和非漢人、海外華僑，甚至為中國抗戰犧牲的外國人）的功勞。具此底層編碼者傾向於相信：這場民族大災難從原本的分崩離析中重構一個“新”的中國。

狹義化立場正如台記“中華民國”的“軍人節”易予人的暗示：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國軍打的。縱使如此，連這方面的回憶都未獲得重視，縱使有人提起過民眾的抗日，那就更蒸發了。此底層編碼之所以是如此地編，乃因“抗日”階段已為“戡亂”階段蓋過，而國內的“戡亂”任務又與國際反共的時代任務接軌—那就是“冷戰”。

這兩類“國人”的“底層編碼”只能在本文下面的分節中漸次披露。此處略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遷台的“中華民國”則儘量把抗戰遺忘，國軍的抗日歌曲應該也是有的，但我在大陸電視劇《中國遠征軍》上首聞“青年軍”的軍歌後，事後在網站上連歌詞都找不到，我相信青年軍的成員至今還未死光，可見台方有多麼不珍惜這份記憶！

 1952年在台灣設的“軍人節”將民族抗戰勝利之紀念抽象化、去歷史化、儘抽掉主體和敵體之能事。世上國家或許除了冰島和哥斯大黎加之外，都有軍人節之類，因此到了台灣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變成了“軍人節”，好比把聖誕節併入萬聖節一併過節，令其無關宏旨。

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曾視“抗戰”為“建國”的契機，期待一個新的中國將經由抗戰浴火重生。可惜這個前景不是由他去實現，非但沒有，到頭來還與宿敵日本結盟，抵制自家的“建國”，對民國史則動了“遺忘工程”的程序（將在下面各分節中披露）。

海峽對岸則把“抗戰”當作是“新中國”的起步點，台海這一方若仍在“抗戰到底是國軍還是共軍打的”狹窄觀點裡鑽牛角尖，則基本缺乏“抗戰”是全民族集體記憶的觀念，甭說該大時代是國史一個重大里程碑的意義性。果然，在台灣過了越久“抗戰”就越煙消雲散、越發感到自己是被中國佔領的日本一省。

一條蚯蚓如果斷了身，若切口靠後，帶有頭部的一端能夠通過細胞分裂修復傷口，並逐漸長出新的尾部。若只剩下沒頭的那部分，那就絕無可能長出新頭，何況頭是斷落在很遠的他方。基因剪輯這門前沿科技不知能否給它接上一個美日雜種的頭？予人這類異想天開，也是基於台記“中華民國”自己的頭斷在了大陸。這條無頭的剩餘部分已被換頭去腦工程師貶稱“其餘人口”。

“貪天之功” 

“國人”對我去年紀念93紀念一文的反應還有：“大家都知道抗戰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打。當然，還得感激美國人。”後一句是川普在北京慶祝抗日勝利80週年當天的“溫馨提醒”。接著就有“國人”用這份溫馨來提醒我的93紀念文（其實文中確有提及美國設立的“中緬印戰區”）。但川普與他在台灣的應聲蟲難道看不懂去年大陸93節慶日全標題的後半段“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1942年1月1日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時，共有26個創始成員國。中國已經孤軍（除了蘇聯的一點幫助）抗戰了4年，國際間才弄出這麼個玩意兒，“感激”美國終於參加了!

至日本所謂的“終戰日”（1945年8月15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成員已增至52國。川普若非歷史盲，就是他本人即“法西斯”的隔代遺傳、自外於“反法西斯陣營”，似乎他的退群瘋還未盡興般。不解的是川普在台灣的幫腔：在中國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美國也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的情形下，為何獨鍾“感激”美國？

在二戰裡，美國擊敗納粹德國的比重絕對比不上蘇聯，太平洋戰爭則是美國的重頭戲，連帶惠及“美國的中緬印戰區”和“盟軍的中國戰區”。但話仍得說回來：是中國戰場以驚人的人命代價拖住了百萬日軍，替太平洋戰區舒緩了不少壓力。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二戰期間美國提供盟軍的物資大多給予英、蘇，給中國的僅佔3.36%，“稱不上慷慨”(第二卷，頁416)。

中國“八年抗戰”的前四年，美國幹的是什麼勾當？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美國向日本出口了大量戰略與軍用物資（如石油、廢鐵、機械設備等），總金額高達近十億美元（今日的計算該是近兆），這段“血貿易”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侵略已溢出中國、全佔法屬印度支那、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與凍結資產為止。好吧，先總統蔣公既然對日本都“以德報怨”，那麼對美國這一筆“見利忘義”的孽債也就功過相抵吧。至於二戰以後，美國仍以“死亡工業”禍遍全球，則已非蔣公之事，待伊朗替它消消炎吧。

問題仍存：台灣竟有“國人”將整段抗戰史透過一個嘴上有濾網的漏斗重新倒出來一遍，製成了“國軍單打獨鬥、唯美國加持”的兩層撻。這個改寫的時代背景再明顯不過：自冷戰以來，台記“中華民國”已成了與美國相依為命的“太平洋孤兒”，乃有如此形塑的抗戰史。

切勿言及不見於本地生態的異類

“貪天之功者”坐在這個井底仰視抗戰史，不用說他們目中無世界史，更甭談“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即使國內史，你只試圖把抗戰的主體從狹義的官方與“國軍”稍微拓寬至“民族”“民眾”，不要說禁忌的“人民”，他們就讀解為你意圖用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抗戰領導權，因此才會牛頭不對馬嘴。老實說：把抗戰史狹窄化為兩黨之一都是“貪天之功”。

現在，輪到談廣義化“抗戰”。它根植於另一種“底層編碼”，睜眼看得見不分中外、名副其實國際化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有外人為抗戰埋骨於中國的，亦該包含入國民的集體記憶裡。中國官方從2014年開始公布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列入從1932年開始殉國的名單。

我這裡只能舉出2014年名單裡第一、二、三名。榜首是一名奉軍（張作霖-張學良部）背景的英烈、榜二是為抗日捐軀的一名美國教官、榜三終於比較符合狹義的“國軍”了，但仍屬於國民政府未啟動八年全面抗戰前的“十四年抗戰”階段，這個比“八年”更長時段的抗戰充滿令國民政府難堪的歷史。

2014《名錄》的榜首是從奉軍解甲歸田的孫銘武，乃滿人。1931年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與弟兄們在故鄉砸了全部家當，在撫順成立了“血盟抗日救國軍“，打響了抗日起義的第一槍。後雖殉國，血盟抗日救國軍的軍歌卻響徹了長城內外此起彼落的抗日部隊間、甚至滲入軍校，左翼文人田漢和聶耳往戰地採訪所得，將其改編在1935年的上海電影《風雲兒女》裡，成為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後來的國歌。

2014《名錄》上第二名竟然是一名美國人：羅伯特·麥考利·肖特（Robert McCawley Short）。他是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飛行員，受聘於中華民國軍政部航空學校任教官。1932年日軍攻打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美國是中立國，肖特看到日海軍航空隊轟炸平民，自動請纓，在吳淞口上空截擊日軍，後在蘇州上空與日機激戰陣亡。

2014《名錄》上第三名是第19路軍吳淞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久壽，在日軍挑起“一二八事變”戰至第七日，在敵艦13艘、飛機24架向要塞炮台輪番轟擊下，中彈身亡。時值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第二度下野，孫科等人組閣、手足無措，由汪精衛接替，與回朝的蔣介石考慮遷都洛陽。中央亂成一鍋粥，駐上海的第19路軍守土有責，仍在上海低檔了日軍，贏得了全國的民心。蔣介石復職後，對這支聲望高入雲霄的非嫡系（粵系）部隊駐紮腹心地帶頗感不安，非但不予獎賞、反將其調防福建，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給予這支有抗日光環的部隊發動“閩變”的藉口，被中央弭平、解散。

上述三例或許都可由“軍人節”覆蓋，雖然隨《義勇軍進行曲》不尋常的生涯抗戰已有溢出至全民的傾向。老外為中國抗戰犧牲，透露即使政府與政府間還未配搭起來，在私人的層次已結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胚胎。至於第三例則將不經大腦的“抗戰是全部由國軍打的”變成一句諷刺。

上述兩類“底層編碼”好比Android與IOS，彼此枘鑿、彷如水密隔艙。即使有人在社交場合炫學，在大家相談甚歡時硬生插入一個剛從書本上學得的僻詞—即所謂“掉書袋”—會製造突兀，短暫地打斷了交談。若大家在暢談抗戰話題，有人忽然插入一句“人民的抗戰”，這個傢伙有從大陸來的嫌疑，若還扯出“統一戰線”，則是帶“匪”味的談吐，“反法西斯”則分明是左派帶動的潮流—大家都說“殺小日本鬼子”，你把它馬列化所為何圖？

簡言之，切勿對當地人提不見於當地生態的動植物。即使有人對它們不陌生，仍會認為是“侵入的”物種。

歷史夜郎症 

人們甚至還沒開始掌握抗戰期間“國軍”以外的國人、華人和外人的貢獻。連國軍以外第二大抗日武裝也被說成是“沒參加抗戰”，其他的抗戰參與者你會期待他們算數嗎？

只需舉一個例。僑胞透過捐款、認購救國公債、發起“月捐”等方式募集巨額資金，負擔了抗戰初期大部分的外匯與軍費需求。華僑在居住國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在碼頭上拒絕向日本裝運鋼鐵與石油，積極地向西方社會揭露日軍侵華暴行。1938年廣州、武漢失守後，中國沿海港口全被日軍封鎖，滇緬公路成為當時唯一的國際陸路補給線。東南亞各地共招募了3,200多名華僑汽車駕駛與修車技工，組成“南僑機工救援隊”回國，將數十萬噸物資從緬甸運往雲南昆明等抗戰前線，其殉國率達三分之一以上。

東南亞華僑這一段國史館和僑委會有史料彙編，足供專論研究所用。足以形成“國家記憶”者則唯靠大眾文藝：東南亞華僑義勇運輸隊險闖滇緬公路的史績見於大陸電視集《長沙保衛戰》(2014)。台海這一方患歷史夜郎症者不是聞所未聞，就是超乎理解力：該片集乃替國軍第九戰區司令薛岳樹碑立傳，他是國軍中的反共健將並參與“剿匪”的名將。

 亟亟於與共方爭抗戰領導權者從來不理會：對方的立場其實在表彰所有（不分中外）對抗戰有貢獻者，表述之密度超乎海岸這一方的想像之外。後一方的歷史記憶呈空白化，這其實已經在“去中國化”，替後繼的綠營“反中”鋪路。

別的不說，對岸拍的國軍“主戰場”的影視按不完全的記憶計有：1986的《血戰台兒莊》、1994的《鐵血崑崙關》、1995的《七七事變》、2010的《喋血孤城》、2010的《滇西1944》、2011的《中國遠征軍》、2014《長沙保衛戰》（已如上述）、2015的紀錄片《淞滬會戰》/《八一三淞滬會戰》、2020的《八佰》。還有，在抗戰的影視（即使是寫共軍的影視）中插入今日被遺忘的國軍將領殉國的情節，例如：佟麟閣、趙登禹、姜玉貞、郝夢齡、張自忠，以及在對白中涉及在中山陵前剖腹的續範亭將軍（後發想今年6月已經有一部他的傳記片在大陸上演）。

最震撼的莫如《血戰台兒莊》中川軍王銘章將軍死守山東滕縣，為了不當俘虜，與身邊的參謀長、副官集體飲彈成仁。隨後，電影出現了抗戰電影史上激盪人心的一幕—日軍飛機在頭頂轟鳴，而蔣介石不顧隨從勸阻，一身特級上將軍服，親自站在台上為王銘章將軍主持追悼會並發表講話。大廳裡掛滿了國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介石眼含淚水，表情凝重。蔣經國在台灣看了這幕，深受感動。大陸電影竟然公允地展現國軍抗日與他的父親在英烈追悼會上的領袖風采，被公認為推動他於1987年決定開放臺灣老兵赴大陸探親、打破兩岸隔絕數十年僵局的重要催化劑之一。

上述《喋血孤城》的歷史情節是常德會戰(1943)，以香港演員呂良偉飾演余程萬將軍，與《長沙保衛戰》裡張豐毅飾演的薛岳相互輝映。《長沙保衛戰》還描寫共方動員民眾配合，表述抗戰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努力。《喋血孤城》裡面一個共黨角色都沒有，連慣常的戰地記者角色都省掉，對吹噓“抗戰完全是國軍打”的歷史夜郎症病患該是得其所哉。然而，要獨佔“抗戰史”卻不要“記憶”！

當年，余程萬浴血常德的故事還被名作家張恨水撰寫成膾炙人口的小說《虎賁萬歲》(1945)，到了戰後台灣卻春夢了無痕，待到21世紀才由大陸影視業把他從歷史的遺忘中搜救出來，還參照了張恨水的戰爭美學。

在常德會戰70週年時，大陸竟然還出現了一部小說，雖然出版日晚了一年(2014)。這部《勇士之城》還被拍成一部電視片集。歷史背景是大半個世紀前的常德會戰，故事卻是一個平行宇宙，常德成了“棠德”、余程萬成了“余鵬程”，國府的縣長、將佐部隊、保安隊依舊，卻成了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和城內大糧商的千金的故事。無需理會這些，它竟然有賣點，透露抗戰史跡已融入集體記憶。這與台記“中華民國”的“遺忘工程”形成尖銳對比。

連薛岳晚年在台灣鬧上新聞，大家才記得他是抗戰時期的“遺留”。薛岳活到101歲，於1998年在台北逝世。但薛岳在1993年（當時97歲）被臺灣銀行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租金並歸還位於台北的官方宿舍。銀行勝訴，法院判決薛岳騰空並歸還房屋，並支付因佔用而產生的不當得利（損害金）。

據說老將軍在法庭上悲憤高呼：“我殺過十萬日本人！”。可以理解，他不得不怒吼，但對皇民岩里政男(Iwasato Masao)的政府吼這個，不是用大水去沖擊龍王廟嗎？假若薛老活到Rai Kiyotoku的現時代，聽到隔代克隆的“皇民”把中國人民抗戰勝利80週年紀念日錯置為“天皇宣布[侵略他國的]終戰日”（即把8月15日的張冠李戴到9月3日的頭上！），可能就在當日氣急身亡。

對抗戰的記憶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無關、一年364天不在他們的話題裡，唯有在對岸紀念抗戰勝利日時，才會在茶餘飯後宣稱“抗戰”都是由他們遷台的先輩一肩負起的。對如此的“國人”(或結構性史盲)，實有繼續消消炎的必要。因此，下列數節必須重訪抗戰，既然在去年9月3日已經“重訪”過，在本文第一節亦概括過，下面將補充新的視角。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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