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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國際秩序亟需修補

 

1、戰後美國建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空前的裂解危機。西方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續性已存在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權力基礎全面動搖：美國正快速失去在生產、貿易、科技創新、意識型態等領域裡的支配地位，現在只能勉強維持軍事與安全、金融與貨幣等領域的霸權。內外交迫的危機：近年來，在西方內部湧現的右翼排外民粹主義和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不斷肢解社會的共識；在外部面對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國家顯得十分無力，回應緩慢且不足。特朗普變局：西方國家內部出現了許多令外界和自己吃驚的政治風暴，有人稱之為“黑天鵝”現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紛紛被反主流、反自由經濟秩序、反區域整合的力量擊敗或削弱。特朗普的異軍突起更是讓原已動盪的政治結構重組過程出現更大波折。他主張美國優先、美國利益最大，將所有國際領導責任、政治信用、價值理念原則等都視作美國的包袱，皆可拋棄；對於既定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與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棄或修改；對推進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長期目標，則毫不留戀；美國原有的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皆可重新設定，既有的經濟協定則可重啟談判。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舉動與美國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格格不入，也讓外界無比訝異，包括把美國駐以色列使館正式遷往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全球移民協定》，威脅隨時準備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減少對聯合國各個專業機構的預算承諾，甚至將美國一手創建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稱作“災難”並威脅不受制於其裁決……其惡劣影響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在對全球貿易沒有任何實質共識的情況下落幕，慘交白卷。WTO多邊體制現在已陷入功能上的失調或癱瘓的僵局。

2、美國主流外交精英擔憂“世界正邁向金德爾伯格陷阱”。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當下炒得很熱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個偽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嚴肅面對的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即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國又沒有能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時，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曾經扮演過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支撐起了開放的貿易體系，確保了貨幣的穩定。但戰後英國元氣大傷，無力也無心再擔任這個角色；而美國則全面倒向孤立主義，雖然客觀上有能力接替英國，主觀上卻完全沒有意願。於是，便出現了青黃不接、領導真空，造成了世界經濟大恐慌和政治危機。歐洲很多國家出現了政治兩極化，法西斯政權在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紛紛崛起，最終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約瑟夫•奈認為，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就像當年的英國，已逐漸要退出這個角色，而中國好像並沒有準備去承接。

依照金德爾伯格的理論，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兩個範疇：一是經濟交換與合作的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等，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能實現。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也就難以避免，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二是世界經濟的危機管理機制，即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出現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當經濟出現巨大週期波動或金融危機時。第一當經濟嚴重緊縮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購買者，它不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買力；第二在資本市場陷入恐慌時，這個國家是最後的信用擔保者，可以即時為世界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其陷入流動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或緊密團結的少數核心大國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其他經濟體都只能搭便車。

3、“鑲嵌自由主義”有效維護了二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邏輯，確實可以套用解釋1946-1971年美國在國際秩序重建上發揮的關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世界出現了權力真空，美國迎來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機，由此主導構建了戰後國際秩序以及相應的多邊體系。鑒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慘痛教訓，在美國的引導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即以國內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護需求之間的矛盾。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成為主流，各國普遍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等政策，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和跨國勞動力流動。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

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後秩序涉及很多領域，包括安全、維和、貿易、貨幣、金融、運輸、通訊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太空等。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戰爭不再是通行的國家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國際法不再承認以武力奪取領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國際社會將集體予以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也會出面干預。這一新秩序開啟了人類近代史上最長的和平繁榮時期，儘管有冷戰與局部代理戰爭，但沒有爆發全面性戰爭，美國也趁機極力向外推廣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

4、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嚴重不公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時任美國總統雷根開始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蝕社會階級間的力量均衡，民粹主義和右翼極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時開始逐漸累積力量。首先，過去三十年裡，許多西方國家（也包括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都變成政治的侏儒，放任跨國企業在全球市場裡的壟斷行為，最終導致全球化利益與風險分配嚴重不均，也動搖了自由國際秩序的社會基礎。幾乎在所有國家內部，跨國資本取得絕對支配地位——壓縮工會權力、放寬勞動條件，全面減稅、厲行財政平衡，長期執行緊縮政策、倒逼社會福利體制逐步減縮等等。其次，金融市場本身變成創造巨額短期暴利的來源，大量資本被吸納進虛擬經濟，金融淩駕於實體經濟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鬆綁，拆除金融防火牆，全面開放衍生性金融產品，最終導致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概括來說，美國根據新自由主義藍圖打造的國際經濟秩序，讓跨國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成為全球權力行使主體，他們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動自由與資本回報的全球治理或監管機制，他們有能力影響各國的法律、政策與國際規則。

 

四、超越西方思維的框限，尋找突破困境的新途

 

1、“金德爾伯格陷阱”是西方中心思維的產物。中國既要重視“金德爾伯格陷阱”中的客觀分析和警示作用，又要看清西方主流的國際關係學者背後的意識形態立場和維護國家利益立場。尤其當美國處在逆勢和困境的時候，其本位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變得越來越明顯。霸權穩定論其實是在為美國唯一超強地位做背書，其敘事也是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與普世性提供理論基礎。但其中充滿了矛盾和悖論，掩蓋了很多問題。比如，自由貿易體系也長期存在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與支配宰製關係；再比如，帝國主義與殖民體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各種遺留問題，這些他們都避而不談。

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普遍對非西方國家的興起抱持一種悲觀的論斷，認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應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傳統，如果西方國家不主導，這個世界一定會分崩離析。而近年來西方世界出現的許多預測都是在這個邏輯上推演的。他們著重強調如果美國不再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那也沒有國家會提供，接下來就會出現1929年前後全面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同時刻意低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忽略其在全球重組和全球治理改革裡起到的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在發展中國家眼中，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並不公平，也出現不可持續的危機，亟需改革。在2015年舉辦的“紀念亞非會議60周年”的亞非領導人峰會上，印尼總統佐科就表達了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共同心聲和期望——“60年後，雖然國際環境發生巨變，但基於公正、平等、和諧、繁榮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夢想仍未實現。亞非國家需要繼續團結起來推動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新秩序”；“一些國家不願意正視世界已經改變的現實，那些認為世界經濟問題只能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解決的觀點已經過時”。當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國家使用了70%的全球資源；當北半球國家的人們享受超級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十二億人在每天生活費用不足兩美金的貧困中掙扎；當一群富裕國家認為他們可以使用武力改變世界，而聯合國卻完全無能為力……人們已無法再對全球不公視而不見。即使西方國家沒有爆發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國家也會要求修正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

2、認清美國霸權的真面目和兩面性。如果我們跳出西方中心的視角，我們對美國霸權的本質可以看得比較清晰而全面。其中至少包含以下四個角度：

一是美國僅提供符合自身意識形態和國內利益結構的領導角色，而並非從全球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早已存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與生態危機管理的需要，也無法有效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需求。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各類全球議題，美國最積極回應的就是反恐等與美國有重大利益關切的領域，而在移民、氣候變化、科技變革，企業壟斷等領域，都未推動形成有效的全球層面的管理機制。

二是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帶頭破壞規則和秩序。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規則”，在各合作領域成立多邊機制、制訂規範與程式，以此來設定各國的權利與義務，從而協調行動、解決爭端。作為領導者，不僅應帶頭創立規則，也需承擔維護規則合法性與權威性的主要責任。但現實情況是，美國常將自身霸權利益淩駕於國際規則之上，因此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難以鞏固，而美國常常既是規則制定者，又是破壞者，時不時拋出美國例外主義與美國單邊主義，肆意曲解國際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帶頭創立的多邊體制中，美國常常是第一個任性的違反者。同時這個秩序也從來沒有真正覆蓋全球，既不能覆蓋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團，也無法覆蓋主張不結盟運動的發展中國家。

三是美國霸權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穩定之源。美國既是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也是國際公共之惡（public bads）的主要來源。比如，美國新保守主義陣營推動的軍事干預政策和偏頗的中東政策，徹底攪亂西亞與北非地區，致使一片生靈塗炭；在許多地區肆意操縱所謂的軍事平衡，挑撥領土爭端，加深許多國家的安全困局，激發區域性軍備競賽；比如，從九十年代開始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在各國製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放任華爾街有毒金融資產氾濫全球；此外，美國在貿易談判時強推智慧財產權，維護美國跨國企業的暴利與市場壟斷，阻礙創新與知識分享，把美國大藥廠的利潤看得比人命還重要。

四是美國長期阻礙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與創設。當前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為捍衛美元霸權，阻止特別提款權（SDR）的超主權貨幣功能，極力防範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長期拖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股權比例與投票權調整的方案；長期拖延世界銀行增資提議；長期拒絕承認全球變暖問題，等等。所有其他國家帶頭推動的治理機制改革或國際規範創設，美國都消極對待或抵制，除非享受特殊待遇。

3、美國逐漸“退位”帶來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歷史契機。過去三十多年裡，由於美國的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框限，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長期處於供給不足、品質欠佳的狀態。全球治理機制早已嚴重落後於全球化進程及科技發展帶來的利益協調分配、社會風險管控等議題，亟需在全球層面進行有效回應。比如，巨型跨國企業對市場的扭曲與壟斷以及對基本社會責任的回避；虛擬投機交易的系統性風險和受金融資本淩駕的實體經濟；人口爆炸帶來的糧食、水資源、疾病、生態等挑戰與基本需求保障；網路時代安全、隱私、監控與道德風險等問題。當前，人類正處於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面對資訊技術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變革性影響，如果放任資本主導，壟斷性數字資本主義將可能嚴重威脅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並阻斷資訊技術將人類帶往分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可能性。而這些全球性議題絕非單一國家層級的治理機制能夠有效應對的，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勢在必行。

 

五、新時代中國的全球擔當

 

1、中國有機會開創嶄新的世界領導者模式。一是中國仍有維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巨大潛力，具備帶動非西方國家發展的巨大能量，與多數發展中國家有巨大互補優勢。二是中國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共產黨領導的治理體制，能夠確保國家機構基本上不被跨國資本與軍工利益集團掌控；能夠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即優先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存發展權利；在賦予國家資本以優先地位的同時，又能有效節制資本的掠奪性與破壞性。三是中國仍在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制度創新的動力依然豐沛，意識形態包袱相對較輕，鼓勵多元文明相互借鑒。四是中國的社會精英階層仍深受傳統的天下觀、義利觀等思維方式和道德觀念的影響，更願意承擔對於弱小者的扶持責任。

2、中國已經在提供可觀的補充性國際公共產品。在過去十年裡，中國已經搭建了全方位的多邊或區域性的協商平臺以及配套的政策對接和協調機制，有的具有潛在能量，有的已經發揮很明顯的作用。一是應對區域金融風暴的緊急換匯機制，中國通過與周邊國家組建相關的多邊機制，有效防範了國際金融大鱷惡意炒作的風險，保障了地區各國的金融安全與匯率穩定。二是大力推動協助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的長期融資機制，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以及區域性的絲路基金、中國-中東歐基金、中非基金等。三是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設施，例如跨境電子商務平臺、跨境電子支付平臺、銀聯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四是全球通訊與導航領域，包括推動制定全球統一5G標準、推動全球IPv6根伺服器的架設計畫，北斗衛星定位與通訊系統等。五是能源與金融交易結算機制，包括發行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準備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可轉換成黃金的原油期貨合約等，這些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以美元作為唯一的結算貨幣或儲備貨幣的基本格局。

3、中國正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抓住自主發展的新機遇。中國根據自己的發展經驗，依託基礎建設來全面規劃並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而且讓經濟發展普惠效應能夠擴散，照顧到更大的區域和群體。中國正在全方位推動大規模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是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當前，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發展中國家；具備同時在多個國家興建電廠、超高壓輸電網、通訊光纖網路、鐵路、地鐵、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能量；能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通訊與網路基礎設施，以及跨國電子商務平臺；作為最大交易夥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中國尊重各國國情，不灌輸意識型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搞顏色革命。

4、中國需警惕外界的各種質疑和阻礙。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也必將面臨各種不信任和批評，比如炒作中國“銳實力”的聲音。中國要審慎應對當前美國的冷戰思維重現與新一輪的戰略圍堵，要理解西方國家對中國全方位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不適應，以及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敵意與干擾。同時，對於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準備，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為長期受西方教育影響，接受西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甚至沒有擺脫“後殖民的情結”，以致短期內不能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一帶一路”倡議。

5、中國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做足最壞的打算。可期待的最好結果是：在既有多邊框架內實現領導地位平穩過渡。舉例來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去年7月份曾公開說，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經濟規模增長的速度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或許十年以後其總部會遷到北京，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章載明，總部必須設在投票權比重最大的會員國境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調整過出資比例與投票權比重，預定2018年還有一次調整。她其實是在提醒美國，如果美國不負責任也不履行義務，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的地位就要慢慢下降。對於中國來說，未來如果能在現有國際體制框架內，經過協商、妥協，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那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

反之，面對新一輪的戰略對抗，中國也有能力沉著而從容的應對。首先，中國沒有全球稱霸的野心，美國精英感受到中國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威脅”，很大程度上不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心理上的不適應與意識型態框架塑造的。其次，美國對中國發起一場新冷戰的可能性較小，它的傳統盟友們也不太可能配合其全面圍堵中國的戰略。第三，在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依存關係已經很深，盤根錯節、相互交織，美國如果真要動手拆解這個結構，將給自己以及世界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鄰”——推進中國的全球化方案，引領全球治理機制改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越來越積極的支援；而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帶給歐洲帶來新的經濟動能。當前，大部分亞太國家都有兩個同樣的期待：一是既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也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二是希望中、美兩國通過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問題的解決之道，構建21世紀的共同繁榮。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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