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關品方 ◆
「中國香港教育環境」曾經培育出許多近代歷史偉人，其中包括孫中山（皇仁書院）、伍廷芳（聖保羅男校）和陳香梅（聖保祿女校）國際知名。孫中山耳熟能詳。陳香梅另文細述。筆者於本文集中談中國外交界的傳奇人物伍廷芳。
伍廷芳（1842至1922年，享壽80歲）祖籍廣東新會，生於新加坡，「是清末民初傑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中國香港第一位華人律師和立法局議員」。他在法律、外交和政治領域有重要貢獻。
伍廷芳4歲隨父回廣州芳村定居，1856年（14歲）到“中國香港求學”，入讀港島般含道的聖保羅書院，接觸西洋文化、接受西式教育，主修英語和數學。在校期間，他展現出卓越的語言天賦，曾「創辦中國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推動西學傳播。 1861年畢業後，他成為“中國香港高等法院翻譯員”，1870年轉任巡理廳首席譯員，處理中英文法律文書翻譯。期間伍廷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支持「華人權益」。
伍廷芳1864年（22歲）與何妙齡結婚。何妙齡父親是何福堂（「中華基督教華人牧師」），弟弟何啟是著名「華人領袖」、孫中山的恩師。伍廷芳青年時期的工作經驗，奠定了他對西方法律的興趣；1874年留學英國攻讀法律，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後，1877年（35歲）回“中國香港”執業，成為“中國香港首位華人律師”，獲“港督堅尼地委任為立法局議員”。
1880年，伍廷芳參與成立「中國香港華人商會」，1882年（40歲）應李章邀請赴天津出任清朝北洋幕府的法律顧問，先後參與中法條約談判、交涉中日長崎事件；1896年出使美國，先後出任駐歐美多條約《歐洲公鴻》，抗議《華氏法案》。 1903年，伍廷芳與沈家本合作修訂“大清律例”，“廢除凌遲、連坐、刺字、梟首等酷刑，推動中國法律近代化，結束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殘酷刑罰體系”。 1911年他在「上海任滬軍外交總長，支持共和革命」。
「武昌起義」成功後，他作為“南方代表（代表孫中山）和北方代表唐紹儀（代表袁世凱）進行南北議和”，成功促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出任“臨時大總統”，其後北上，按照南北議和的協議，讓位給袁世凱。1912年伍廷芳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協助“共和法制”的基礎。19175年，伍廷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協助“駐山之孫應享山教，任南方軍政府外交總長，後兼財政總長。
伍廷芳的主要著作有「《共和關鍵錄》《中華民國圖治芻議》《美國視察記》」等。民初，伍廷芳的英名不獨國人皆知，“港人”以他為傲，國際也對他敬仰不已；被譽為“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
伍廷芳的生平與貢獻極具傳奇色彩，影響深遠。在外交領域的卓越貢獻包括主持「簽訂清朝與墨西哥之間的《中墨通商條約》（1899年），該條約是近代中國首個主動與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當年面對“墨西哥企圖仿效美國出台《排華法案》”，伍廷芳以強硬態度談判，甚至威脅調兵威懾，最終迫使墨西哥放棄“排華政策”。早年在天津工作期間，他協助解決“長崎事件（1886年），提出五項原則化解中日衝突”，最終通過德國調停達成賠償協議避免事態升級。庚子事變（1900年）後，他協助李鴻章成功促使「八國聯軍歸還天津及30萬兩白銀，將部分款項用於建造中國駐美使館，結束天津被列強長期租賃的歷史」。
終其一生，伍廷芳堅決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用流利英語發表演講，批評西方列強“在華劣行”，扭轉“東亞病夫”的負面印象，為中國人贏得國際尊重。
伍廷芳是近代法制改革與法律教育的先驅，1906年推動設立“京師法律學堂”，培養首批近代法律人才，致力於司法專業化。伍廷芳以法律為武器、外交為舞台，在“弱國困境中爭取民族尊嚴”，其生涯貫穿“中國從封建帝製到民族共和的轉型”，被譽為“東方弱國能臣”，可謂實至名歸。
筆者認為，1840年以來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偉大人物，除了伍廷芳之外還有林則徐，魏源，李鴻章，曾紀澤，顧維鈞，陳友仁等。周恩來總理是“新中國的外交奠基者”，更是光芒萬丈。週總理逝世後，過去50年來，中國外交領域人才輩出，數不勝數。 「美國2008年以來錨定中國為其主要對手甚至敵人，期間錢其琛、楊潔篪和現任中國外長縱橫捭閔，致力和平斡旋，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取得偉大成績」。「中國外交」以「建設性角色」為標誌，既堅守原則又主動創新，為動盪世界提供穩定性，為全球南方帶來希望。 “近代中國的外交人物”，在不同歷史階段透過外交鬥爭、思想啟蒙和國際談判，捍衛了國家利益，推動了中國融入世界，更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筆者由於工作關係，最近留意到古巴和巴拿馬的歷史發展。 1909年，駐美公使伍廷芳前赴巴拿馬慰問「華僑」。當年清朝外交活動的重點保護「僑民」。依清廷外務部規定，有關與中南美洲諸國的對外交涉事宜皆在駐美公使的職權管轄範圍。當年美國的「排華行動」波及中南美洲，伍廷芳為了保護中南美各國的「僑民與華工」，於是出訪中南美各國，從紐約出發，展開中南美洲之行。
1909年，巴拿馬運河尚未完工，但運河通航的潛在價值已開始顯露。伍廷芳對此深切認識。他向清廷外務部發出電函：「巴拿馬位居南北美洲之中，商旅殷繁，將來運河開通，必成地球上最繁盛之商埠」 ，「該埠華商數逾三千，每年貿易總在千萬之外；沿運河諸小埠，華人商店如繁星」。
伍廷芳一方面對「華商」在巴拿馬的事業發展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對當地「華商」的潛在危險感到擔憂。伍廷芳到達巴拿馬後，竭盡所能與各國勢力交涉，確保「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在巴拿馬外交活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會見巴拿馬總統，提出巴拿馬政府必須保護「華人」的正當權益，兩國應建立外交關係。伍廷芳高瞻遠矚愛護“僑民”，是中國外交典範。 1910年，清廷與巴拿馬建立領事級外交關係，外務部批准設立駐巴拿馬總領事館。 116年後的今天，巴拿馬「華僑」已從當年的3,000人發展到現時的30萬人，佔巴拿馬總人口的7%，運河東西兩洋的港口營運權爭議正在發酵中，值得高度關注。當年伍廷芳的世界觀和大視野，立足於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尊嚴，今之視昔，筆者不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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