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人們通常把蘇東坡被貶海南，看作他晚年最大的不幸。

這當然有道理。 1097年，蘇東坡從惠州再度被貶，渡海來到當時被視為「南荒之地」的海南儋州。以虛歲計算，他已經六十二歲。對一個年老體衰、長期遭受政治打擊的士大夫來說，這幾乎等於被放逐到世界盡頭。

但是，細讀蘇東坡晚年的生命歷程，我越來越感到：他晚年最大的悲劇，也許不是被貶儋州，而是後來被大赦。

這句話初聽似乎反常。

大赦怎麼會是悲劇？

恢復自由怎麼會是悲劇？

結束流亡怎麼會是悲劇？

問題恰恰在這裡。

蘇東坡到儋州以後，並不是簡單地「受苦」。他在苦難中重新安頓了自己，重新打開了生命，甚至形成了一種新的生活結構、精神結構和人格結構。可是，就在這種結構逐漸穩定、成熟、開花的時候，一紙大赦又把他從儋州抽離出來，使他踏上北歸之路。

表面上，這是福；深處看，卻是另一種禍。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災禍中倚藏福分，福分中也潛伏著災禍。）蘇東坡晚年的命運，正是這句話最令人唏噓的註腳。

一、被貶儋州，反而逼出了生命最後的高峰

從一般眼光看，儋州當然是苦地。

遠離中原，孤懸海外，生活艱難，政治上幾乎等於被徹底放逐。對蘇東坡這樣曾經立於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士大夫中心的人來說，這種打擊不可謂不重。

可是，人格真正強大的人，常常有一種奇特能力：外在位置被壓低以後，內在生命反而被逼向更高處。

蘇東坡在儋州三年，生活當然艱苦，但他並沒有被摧毀。相反，他逐漸融入當地生活，與黎族百姓交往，講學授徒，寫詩作文，安頓身心。他不再只是那個「大江東去」式的豪放詞人，也不再只是朝廷鬥爭中不斷受挫的士大夫，而越來越成為一個能夠在粗糲生活中安放自己、與百姓相處、與自然相融的人。

儋州時期，他留下了大量詩文。更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這些作品顯示出一種變化：他的心不再總是向朝廷、仕途、名位、政治中心回望，而是越來越能夠落到眼前的土地、眼前的人、眼前的生活之中。

這不是簡單的“適應環境”，而是一種深層的生命轉化。

一個人如果只是忍耐，他還在舊參照系裡受苦；

一個人如果能夠重新安頓，他已經開始產生新的生命結構。

蘇東坡在儋州的意義，正在這裡。

二、儋州不是失敗之地，而是新的生命中心

在中原士大夫眼裡，儋州是邊緣，是荒遠，是政治失敗的象徵。

但對晚年的蘇東坡來說，儋州逐漸不只是流放地，而成為他重新理解自己的地方。

他在這裡擺脫了許多舊有身份的束縛。朝廷不再需要他，政敵不再讓他參與中心鬥爭，仕途似乎已經徹底斷絕。可是，也因為如此，他被迫從官場參照系中退出來，重新面對最基本的問題：

我是誰？

我如何生活？

我如何與當地人相處？

我如何在被放逐之後，仍然不失去生命的興味？

我如何在所謂「南荒」之地，看見人的普遍性？

從通心的角度看，儋州逼迫蘇東坡完成了深刻的參考系轉換。

他不再只是用「朝廷是否重用我」來衡量生命；

不再只是用「我是否仍在中心」來衡量價值；

不再只是用「我被貶到多遠」來衡量命運。

他開始把自己放進更樸素、更廣闊的人性參照系中：人在哪裡都要生活，哪裡都有兒童、鄉鄰、溪水、酒意、笑聲、遊戲、教化和通心。

這就是蘇東坡真正偉大的地方。

他不是在儋州“降低了自己”，而是在儋州擴大了自己。

三、一首小詩，寫出了儋州生活的深處

蘇東坡在儋州寫過一首很容易被人輕輕掠過的小詩：

總角黎家三小童，

口吹蔥葉送迎翁。

莫作天涯萬裡意，

溪邊自有舞雩風。

這首詩表面很平淡，實際上很深。

“總角黎家三小童”，寫的是黎族人家的幾個孩子。 「總角」是古代兒童髮式，也可代指兒童。蘇東坡沒有寫朝廷，沒有寫政治，沒有寫自己的冤屈，而是把目光落在幾個鄉間兒童身上。

這說明他的注意力已經改變。

一個仍然完全活在政治失意中的人，往往看不見這些細小而生動的生命。眼前有兒童，他可能看見的仍然是自己被貶的悲涼；耳邊有笑聲，他可能聽見的仍然是命運的不公。

但蘇東坡看見了孩子，看得很真切。

“口吹蔥葉送迎翁”，尤其動人。孩子們用蔥葉吹出聲音，迎接他，也送別他。這不是禮節，不是奉承，不是政治關係，而是兒童式的親近、撒嬌和歡迎。

這種情景，只有在熟悉、信任、親近的關係中才會發生。

這說明蘇東坡在儋州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流亡者。他已經進入了當地人的日常生活。那些孩子也不再把他僅僅看成外來的老人、被貶的官員，而是看成一個可以親近、可以玩笑、可以迎送的「翁」。

第三句“莫作天涯萬裡意”，是全詩的關鍵轉折。

不要再總想著自己被放逐到天涯萬里之外。不要再把自己固定在「我被貶了」「我被拋棄了」「我遠離中心了」的心理位置。在這句詩中，甚至體現了他對自己以前流放生活方式的批判：總是少不了自憐自愛。

第四句“溪邊自有舞雩風”，境界一下打開。

「舞雩」出自儒家傳統，關聯的是一種在自然中舒展、在禮樂中安頓、在群體生活中獲得快樂的狀態。蘇東坡在海南溪邊看見的，不只是幾個孩子吹蔥葉，也不只是鄉村風情，而是在所謂天涯海角重新發現了生活本身的歡快、人性的相通和教化的可能。

在這裡詩的深處，我們體會到蘇東坡參照系的擴大，是蘇東坡與儋州的整個生態通心了。

他與當地兒童通心，與黎族百姓通心，與溪邊生活通心，也與自己被貶後的命運通心。

所以，「莫作天涯萬裡意」不是一句普通安慰，而是一種人格轉化：我不再只是被貶到天涯的人；我也是溪邊生活中的人；我也是孩子們歡迎的老人；我也是在這裡仍然可以教化、歡笑、喝酒、行走、寫詩的人。

儋州由此不再只是地理上的邊遠之地，而成為他生命重新生長的地方。

四、《自題金山畫像》：蘇東坡對自己一生的蓋棺論定

蘇東坡過世前不久，寫下了著名的《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這首詩幾乎可以看作蘇東坡對自己一生的蓋棺論定。

“心似已灰之木”，可以理解為放下。心像已經燒成灰的木頭，似乎不再被世間榮辱強烈牽動。但這個「灰」不只是安寧，也有燃燒之後的餘燼。一個人不是沒有熱過、痛過、掙扎過，而是熱也熱過了，痛也痛過了，掙扎也掙扎過了，最後才到了這種近乎死灰的平靜。

“身如不繫之舟”，更複雜。

表面看，這是自由。舟不再被繩索繫住，可以隨水漂流。

但再往深處看，這也是巨大的無奈。不繫之舟固然不被捆綁，卻也沒有港灣，沒有根基，沒有自己能完全決定的方向。

這正是蘇東坡晚年的處境。

他一生才華洋溢，卻屢遭貶諦；

他終於在儋州安頓下來，卻又因大赦被迫北歸；

他似乎自由了，卻依然無法真正按照自己的生命節奏選擇去留。

所以，「身如不繫之舟」不是單純的瀟灑，而是瀟灑中含著漂泊；不是單純的自由，而是自由中含著身不由己。

最關鍵的是最後兩句話：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黃州、惠州、儋州，都是貶諦之地。為什麼反而成了他平生功業的象徵？

因為在那裡，他失去了仕途，卻獲得了更大的生命；

失去了朝廷位置，卻獲得了精神位置；

失去了政治中心，卻在邊緣之地完成了人格的再生成。

這首詩以「儋州」結尾，絕不是偶然。

儋州不是蘇東坡人生的失敗之地，而是他生命最後一次重大轉化之地。

五、一紙大赦：表面是福，深處是禍

正因為儋州對蘇東坡如此重要，後來的大赦才顯得格外複雜。

大赦當然是福。

它意味著朝廷不再繼續把他釘死在流亡身分上，也意味著他可以北歸，可以重新與親友相見，可以在名義上結束貶抑生涯。

但是，對晚年的蘇東坡來說，這一紙大赦也意味著：他必須離開已經逐漸適應、甚至已經開始熱愛的儋州生活，重新踏上漫長而艱難的北歸之路。

這就是悲劇所在。

悲劇不是「朝廷赦免了他」。

悲劇是赦免來得太晚，又來得太突然。

悲劇是它把一個已經在南荒之地重新安頓下來的人，再次從他的生命結構中抽離出來。

如果蘇東坡在壯年被赦，北歸或許意味著重新展開人生。可是，此時他已經年老體衰。長途跋涉，環境轉換，氣候變化，生活節奏改變，再加上多年貶抑帶來的身心消耗，都可能加速他生命的衰竭。

最後，他沒有真正回到一個新的安頓之地，而是在北歸途中病勢加重，最終病逝於常州。

所以，我說：蘇東坡晚年最大的悲劇，不是貶儋州，而是被大赦後的北歸。

被貶儋州，表面上是禍，卻逼出了他生命最後的高峰；

被大赦北歸，表面上是福，卻打斷了這個高峰正在形成的生命結構。

這正是「福兮禍之所伏」。

六、蘇東坡有沒有可能留在儋州？

有人或許會問：蘇東坡既然已經在儋州安頓下來，是否可以選擇留下來？

從今天的個人自由觀念看，似乎可以這樣設想。但在當時的政治體制、禮法秩序和士大夫倫理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大赦不是一次普通邀請，而是朝廷命令。蘇東坡身為士大夫，仍活在君臣秩序中。朝廷讓他北歸，他很難說：我已經喜歡儋州，我就留在這裡。

更何況，朝廷對他的平反，對他而言也並非沒有意義。

他當然渴望冤屈得到某種解除，渴望恢復名義上的清白，渴望重新與親友相見。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一個人即使已經在邊緣之地安頓下來，也不等於他完全不在乎中心對他的承認。

所以，蘇東坡內心很可能是有衝突的。

一方面，他已經與儋州生活建立了深厚關係；

另一方面，朝廷的召喚、士大夫的責任、名義上的平反，又使他必須踏上北歸之路。

這正是他的無奈。

他不是不知道儋州已經成為他的生命之地；

他也不是不知道北歸對晚年身體意味著風險；

但在那個時代，他沒有真正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的晚年安頓下來。

所以，「身如不繫之舟」才如此沉重。

看似不繫，實則身不由己。

七、儋州對蘇東坡的意義：從政治人到通心人

如果從通心理論來看，蘇東坡在儋州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生命轉化。

第一，他更清晰自己了。

他不再只在仕途成敗中理解自己，不再只把自己看作被貶的士大夫，而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仍然可以生活、寫作、交往、教育、歡笑的人。

第二，他更能換位體驗了。

他能夠進入當地人的生活，理解黎族百姓的樸素生命，欣賞兒童吹蔥葉的歡快，而不是始終站在中原士大夫的優越位置上俯視「南荒」。

第三，他仍然在有效影響。

他在儋州講學、寫作、交往、教化，以自己的生命狀態影響當地人，也以當地人的生活反過來更新自己。

這就是儋州蘇東坡的意義。

他不是退出了人生，而是進入了另一種人生；

不是失去了影響力，而是把影響力從朝廷轉向了生活；

不是從中心跌落到邊緣，而是在邊緣重新生成了一個更大的自己。

正因如此，大赦打斷的不是一段普通居住經歷，而是晚年生命結構。

八、我在儋州與蘇東坡通心

2019年底，我受邀到海南大學儋州校區舉辦“全人心理學·通心工作坊”，並在那裡度過了2020年的元旦。

那幾天，我不斷想到蘇東坡。

他當年在儋州搭起桄榔庵，在南荒之地重新安頓自己；我在海南大學儋州校區借一處場地，舉辦體驗式、互動式的通心工作坊。時代不同，處境不同，但我隱約感到，人與人之間的通心，人與土地之間的通心，人與歷史人物之間的通心，可以跨越千年。

於是，我寫下《二零二零年的第一首詩》：

蘇子三步乃儋州，

南荒之地人性同。

我今效法桄榔庵，

大學借我一茅棚。

這首小詩當然不能與東坡相比，但它記錄了我在儋州與蘇東坡通心的一刻。

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對蘇東坡的懷念，而是一個更深的問題：一個人究竟在哪裡完成自己？

是在中心，還是在邊緣？

是在順境，還是在逆境？

是在被承認的時候，還是在被放逐之後？

是在世俗所謂成功的位置上，還是在能夠真正安頓生命的地方？

蘇東坡用儋州回答了這個問題。

真正的安頓，不一定發生在中心；

真正的成長，也不一定發生在順境；

真正的功業，未必是做了多大的官，而可能是在被命運拋到邊緣以後，仍然把自己活成一個有光、有趣、有情、有通心力的人。

結論：蘇東坡真正的功業

蘇東坡一生多次被貶。一般人看，這是不幸。但他自己最後說：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這是一種極精準、極度深刻的概括。有自嘲，有坦然…

他的功業，不在朝廷給他的官位中，而在命運打擊他以後，他如何重新生成自己。

黃州成就了《赤壁賦》和「大江東去」；

惠州成就了他對嶺南生活的重新發現；

儋州則成就了他晚年最深的安頓與轉化。

所以，我說蘇東坡晚年最大的悲劇，不是被貶抑州，而是被大赦。

更準確地說：不是大赦本身是悲劇，而是一紙大赦打斷了他已經在儋州所形成的生命結構。

這讓人感到深深的惋惜。

如果他能繼續留在儋州，也許會活得更久；也許會留下更多作品；也許會在那片南荒之地，繼續完成一個更從容、更樸素、更通心的晚年。

歷史沒有如果。

但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從蘇東坡看見一個重要啟示：

人被命運推到邊緣，不一定就是失敗；

人從中心被驅逐，不一定就失去價值；

只要他還能清晰自己，換位體驗，有效影響，他就可能在任何地方重新生成自己。

儋州之於蘇東坡，不只是流放地。

它是他晚年最後的生命高峰，也是他與天地、百姓、兒童、土地和自己真正通心的地方。

_{♦ 本文內容轉載自 2026/5/26 心理學家許金聲公眾號，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