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外文系主任英千里，曾經在日本人的牢房裡叫「770」

如果你是1950、60年代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學生，有一天突然知道自己的系主任，曾經被日本人逮捕、刑訊，而且坐過兩次牢，你會是什麼感覺？

我大概會先愣一下：「我的系主任，原來是一個抗日英雄？」他叫英千里。

留學歐洲多年，精通多國語言，回國後長期在大學教書。來台後，他從1950年起主持台大外文系長達十六年。但在成為「英主任」以前，他還有過另外一個身分。

他的兒子英若誠後來一直記得，父親第一次被捕後，在日偽監獄裡的囚犯編號：770。

我也是一路查下去以後，才慢慢發現：原來這位後來站在臺大講臺上的外文系主任，曾經是一名地下抗日工作者。

英千里的父親，是英斂之。

晚清知識分子、《大公報》的創辦人，也是後來輔仁大學創建過程中的重要人物。

英千里少年時就被父親送往歐洲，希望他學習西方的科技與文明，將來回來為自己的國家做事。1920年代學成返國後，他沒有從軍，也沒有進入情報機關。

他走進的是大學。他長期服務輔仁，也曾在北大、北師大兼課。

如果沒有1937年，也許他這一輩子就是一個教授。

可是1937年，北平淪陷了。

有意思的是，英千里後來沒有把自己寫成一個從戰爭第一天起，就義無反顧準備犧牲的英雄。

他自己在〈鐵窗回憶〉裡承認，北平淪陷以後，包括他在內的一些教授，最初也只想：「苟全性命於亂世。」

我很喜歡他留下這句話。因為真正的人，會怕。

會猶豫。會想保護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會想：

我只是一個教書的人，這場戰爭，我能做什麼？

可是後來，他看見一些知識分子投入日偽政權，也看見占領下發生的種種事情。他終於坐不住了。英千里紀念資料保存的回憶也把這個轉變記了下來。

他與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張懷等知識分子，秘密組織抗日團體。不同資料有「炎社」「炎武學會」等名稱。

為什麼取這個「炎」字？顧炎武。

那個活在明清易代之際，不斷追問讀書人對天下究竟負有什麼責任的顧炎武。

最初，這群人甚至沒有中央的經費補助。

他們是教授、學者、知識分子，帶著很濃的書生氣開始抵抗。後來組織發展為華北文教協會，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書記長兼總幹事，才逐漸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接受指示與津貼，協助青年離開淪陷區，也派人以講學等方式前往各地聯絡地下人員。

這一點，我認為很重要。

因為從目前找到的資料來看，英千里並不是先當了國民黨地下幹部，才奉命出來抗日。

比較接近我目前理解的順序是：先有一群知識分子的自發抵抗，後來組織逐漸與重慶國民政府接軌，英千里再進一步承擔國民黨北平地下黨務。

至於英千里究竟哪一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我查了很久。目前沒有找到足以回答這個問題的原始資料。所以我不替他編答案。

還有一件事，讓我更想理解英千里這個人。

他長年服務輔仁期間，曾獲羅馬教廷授予榮譽爵位。

臺靜農 後來留下過一段很有意思的回憶。

他說，英千里得到這項榮譽以後，反而想到：這樣的榮譽，一個人應該真正有功於自己的國家，才受之無愧。

臺靜農 把這個念頭，和英千里後來投入沈兼士領導的地下抗日工作連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英千里走進地下抗日的唯一原因。

或許吧！但至少，它讓我看見這個讀書人理解「榮譽」的方式。

他原本相信，一個讀書人報效國家的方式，是教育。

可是戰爭逼著他回答另一個問題：當你的國家已經被占領，只教書，還夠不夠？

到了1941年11月底，日本方面已經注意到沈兼士與英千里。

地下同志勸他們離開北平。沈兼士最後化裝離去。

英千里沒有走。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整理的資料裡，用了四個很重的字：「獨撐殘局。」

也就在這個時候，重慶方面派人進入北平，帶來新的指示與補助款。英千里把相關訊息與人員、款項資料藏進家中的《華裔學誌》。

妻子蔡葆真則把錢縫進棉被。

可是還沒來得及分發——英千里就被捕了。

就在被捕前幾天，還發生了一件很小的事。

小到如果不是學生張秀亞後來把它寫下來，我們今天大概永遠不會知道。

當時張秀亞是輔大西語系四年級學生，正在幫英千里整理一部彌撒經文。

1941年12月底的一天，她到學校沒有看見英老師。

於是跑到老師家裡。危險其實已經逼近了。

英千里身體也不舒服。

可是學生來了，他仍然坐下來陪她繼續工作。

那一天，他們正好譯到《若望福音》開頭：「太初有道……」晚上，師母還留她吃了飯。

八點多，張秀亞才離開。幾天以後，她得到消息：

英老師被捕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英千里心裡在想什麼。

張秀亞沒有告訴我們。所以我也不替他回答。

但我知道一件事：危險已經到了門口。

學生來了。他還是坐下來教完了那堂課。

1941年12月30日深夜，英千里第一次被捕。

日本方面要他交代沈兼士的下落。

他不說。於是刑訊開始了。

英千里後來在〈鐵窗回憶〉裡，記下自己遭到灌水刑訊的經過。人被綁住，頭被按住，鼻子被捏住，水往嘴裡灌。一次，又一次。

日本人要的是地下組織。

他沒有把人交出去。

而就在父親被關進監獄以後，英家裡還有另一件危險的事情沒有解決。那份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

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保存的家族與近身回憶裡，留下了一個我一直忘不了的畫面。

英千里入獄第三天。蔡葆真準備了酒菜，招待留在家中監視他們的三個人，把三人留在外院。

然後，她叫當時只有十二歲左右的英若誠進父親書房。

那份不能落到日本人手裡的資料，就藏在一本《華裔學誌》裡。英若誠找到了。然後把它燒掉。

我讀到這裡時，真正讓我停下來的，其實不是那份名單。是他的年紀。十二歲。

看到這裡，我忍不住去想：十二歲的孩子，本來應該在做什麼？可是在1942年初的北平，父親已經被日本人抓走，外院還坐著監視他們的人，這個孩子卻要偷偷走進父親的書房，找到一份可能牽連許多人性命的資料，把它燒掉。

這不是我替英若誠編出來的勇敢。

這是英家留下來的回憶。

而我只是讀到這裡時，突然覺得：戰爭離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竟然可以這麼近。

後來，英若誠還要跟著母親到監獄給父親送吃的、送衣服。所以這個孩子記住了一個數字。770。

那是父親第一次坐牢時的囚犯編號。

大約三個月後，英千里活著走出了監獄。

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我已經覺得他很勇敢。

可是，真正讓我對這個人產生敬意的，其實是後面發生的事情。他又回去了。

他已經知道日本人的牢房是什麼。

知道灌水是什麼。

知道半夜有人闖進家裡把自己帶走是什麼。

更知道下一次再被抓，未必還有三個月後走出來的運氣。可是第一次獲釋後，他繼續地下工作。

1942年前後，他進一步承擔中國國民黨北平地下黨務。

然後，他果然又被捕了。關於第二次被捕的時間，現有資料有1943與1944兩種主要記載；其中韓拱辰保存的回憶明確記為1943年3月20日。

這一次，比第一次嚴重得多。

大批輔大師生遭到逮捕。英千里再次遭到刑訊，最後被重判；現有資料多記其刑期最後定為十五年。

可是他沒有坐滿十五年。

1945年，日本戰敗前夕，他終於走出了牢房。

據近身回憶轉述，後來有人問英千里：

你到底怎麼熬過那些刑訊？

他回答的大意是：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我讀到這句話時，突然又想起他的父親英斂之。

父親當年把年幼的兒子送到西方，是希望他學習西方文明，將來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

我不知道英千里在日本人的牢房裡，有沒有想起父親。

史料沒有告訴我們。所以我不能替他說。

可是父子兩代留下來的東西，隔了幾十年，竟然在這裡接上了。父親當年說的是：去看看這個世界，將來為自己的國家做事。

兒子後來走到的地方，卻是：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英斂之大概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兒子所謂的「為國家做事」，竟然會做到日本人的牢房裡。

抗戰勝利後，英千里重新回到教育與文化工作。

1949年，他來到臺灣。

最後，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大學。

1950年至1966年，他長期主持臺灣大學外文系。

學生來了。他教英文。談文學。談西方文明。

如果你只在那時候認識他，你看見的，大概只是一位戴著眼鏡、學問淵博的老教授。

很難把講臺上的「英主任」，和十幾年前日本人的刑凳聯想在一起。

多年以後，還發生了一件很小、卻讓我覺得很溫暖的事。英若誠後來在自己的回憶裡，稱馬英九是：

「我父親在臺灣大學的學生。」

1949年以後，英若誠留在大陸。父子從此隔著海峽。

1969年，英千里在臺北去世。

直到1993年，英若誠終於有機會來臺灣祭父。

協助促成這趟旅程的人之一，正是父親當年的學生馬英九。一個老師。一個學生。一個留在海峽另一邊的兒子。

歷史兜了一大圈，最後竟用這樣的方式，又接了起來。

可是查英千里的過程中，我後來又看到了一個名字。

英茵。一位活躍於1930、40年代的電影演員。

許多資料記載，她是英斂之的女兒，也是英千里的妹妹。而她的生命，最後也與地下抗日工作者平祖仁連在了一起。1942年，二十多歲的英茵服毒，數日後去世。

今天網路上關於她有很多極其精彩的故事：「女特工」、「七次情報任務」、「誘殺九名日偽人員」……

我也一路追了下去。

可是追到最後，我沒有找到足夠可靠的原始材料，可以讓我放心把這些情節寫成史實。

所以這些，我不寫。不是因為它們一定是假的。

而是因為：我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說它們是真的。

但是英茵與平祖仁的故事並不是今天網路突然創造出來的。

在距離事件很近的年代，鄭振鐸已經寫過平祖仁與英茵；1948年，平祖仁的妻子羅亞西也留下〈平祖仁殉難始末〉。她真正的故事，也許還值得我們繼續等下一份史料出現。

寫到這裡，我忽然發現：

我原本只是想查一個人。

最後卻看見了一個家庭。

父親英斂之，一輩子相信教育與文化可以改變國家。

兒子英千里，原本也是教授。

妻子蔡葆真，把地下工作的錢縫進棉被，在丈夫被捕後想辦法保住地下資料。

十二歲的英若誠，走進父親書房，把可能牽連許多人的名單燒掉。

另一邊，還有英茵。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簡單地說：「這一家人都是英雄。」

我甚至不太喜歡這樣寫。

因為「英雄」兩個字，有時候太容易把一個人寫得不像人。我反而更願意記住英千里自己承認的那一句：

「苟全性命於亂世。」他不是沒有怕過。不是沒有猶豫過。也不是從第一天起，就準備犧牲。

他只是走到某一個地方以後，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只做一個旁觀者。

所以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後又一步。

直到走進牢房。又從牢房走出來。

然後——再走回去。

這才是我真正佩服英千里的地方。

如果我是當年臺台大外文系的一個學生，有一天知道講台上那位英主任的這段往事，我想我大概會一直盯著他看。

然後在心裡偷偷說一句：「我的系主任，原來是一個抗日英雄？」而我的腦子裡，大概還會一直浮著那個數字：770。

那不是一個英雄的勳章。只是一個囚犯的編號。

可是七十多年後，當我重新讀到它時，我看見的卻是一個中國讀書人，在那個最艱難的年代裡，從「苟全性命於亂世」，一步一步走到了——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建勛

作者註｜幾個我不想含糊帶過的史料問題

關於英千里第一次被捕時間，部分後出資料及維基百科記為1942年底，但本文採1941年12月30日。理由是英千里本人〈鐵窗回憶〉相關材料及後來整理的生平資料將第一次被捕置於1941年底；于斌回憶亦明確記載「民國三十年冬」傳來英千里因地下抗日工作遭逮捕的消息，而韓拱辰保存的時間線同樣指向1941年底。綜合比較，我認為1941年冬的證據較強，因此正文不採維基百科的1942年說。

至於第二次被捕，情況不同。韓拱辰回憶明確記為1943年3月20日，其他生平資料則有1944年說。由於目前尚未取得與第一次被捕同等層級、足以完全排除異說的同期材料，因此本文不把精確日期寫成沒有爭議的定論。

英千里獲羅馬教廷授爵的年份，目前資料也有1938、1939及1945等不同記載；臺大相關資料記1939年並具體記載爵位名稱。綜合年代與臺靜農回憶，我較傾向1938至1939年間，但在取得教廷原始授勳文件以前，正文不寫死年份。

至於英千里何時加入中國國民黨，目前我沒有找到可靠的入黨紀錄。因此本文只依現有時間線描述：北平淪陷後，他先參與知識分子地下抗日組織，組織後來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他再進一步承擔國民黨北平地下黨務；我不把「1942年前後擔任地下黨務職務」倒推成「1942年加入國民黨」。相關回憶也明確記載早期炎武學會沒有中央經費，後來改組華北文教協會才與重慶建立聯繫。

最後，包括蔡葆真縫藏經費、十二歲英若誠銷毀名單、囚犯編號「770」等細節，主要來自英家及近身人物留下的回憶與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整理資料。本文保留這些畫面，但也交代它們的來源性質，不把回憶冒充成已由多份官方檔案交叉驗證的紀錄。

史料有邊界，作者可以有判斷。

我仍然相信：史料負責告訴讀者，我憑什麼這樣寫；作者負責告訴讀者，我為什麼要寫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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