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肉身出海經歷實錄《小出海》連載的第5篇，每篇皆可獨立閱讀。

1279年春，南宋在崖山海戰中敗於蒙古，末代楊太后投海殉國。據稱遺體飄到了越南海邊，逃到當地的宋人遺民為了紀念她修了一個聖母廟，至今仍在越南興安。

七百多年後，另一批中國人來到興安。不過這次不是逃難，而是辦廠。

2023年4月，我到興安省的一家中資起重機工廠考察參觀。興安省距離首都河內約五、六十公里，車程一個多小時。一路路況很好，非常平穩，與國內的高速公路幾乎沒有差別。

後來聽說越南也有中央財政轉移，南方收入被調去修北方的基礎建設。不過在我搬到南方的胡志明市後，去附近的海邊小城頭頓過週末，確實發現路況稀爛，100公里左右坐車要三個多小時。一路顛簸，一路擁堵，極為痛苦。

這家起重機工廠生產的不是工地上常見的大型起重機，而是安裝在廠房內部、專門用來搬運室內重物的起重設備。它的客戶主要是注塑、模具和消費性電子工廠，也有一些鋼鐵廠。因為這些工廠裡很多設備和零件動輒幾噸甚至幾十噸，不可能靠人工搬運，只能靠起重機。

工廠負責人姓郭，戴著眼鏡，見面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藍色襯衫，看起來很斯文，來越南已經很多年了。

我去這家工廠，本來是想了解中資供應鏈轉移到越南之後的實際情況，所以先問了他很多基本問題：這幾年生意怎麼樣，上游零件來自哪裡，下游客戶又是哪些企業。

調查快結束時，我問他越南能否複製中國模式，實現產業升級？也就是先做代工，再逐漸學習迭代，形成自己的本土企業，並不斷往產業鏈上游爬坡？結果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行」。

郭總給我舉了一個例子：在工廠起重機裡面，有一個零件叫做「電動葫蘆」。可以大概理解為一套負責把重物吊起來和放下去的電動滑輪組，在起重機上不可或缺。

但他們使用的電動葫蘆，基本上只能從中國進口，很難在越南本地採購。雖然幾年前曾有一家韓國企業嘗試在越南建造一個電動葫蘆廠，但沒多久就倒閉了。

原因很簡單：越南本地的需求太小，養不活這樣工廠。

相對於汽車、手機或家電，電動葫蘆是一個非常垂直的產品，下游基本上只有起重機，而起重機的下游又只有特定的工業場景。本身越南的工業體量就不大，再沿著產業鏈一層層細分下去，留給電動葫蘆的市場就更小了。

以下遊場景之一的鋼鐵廠為例，2025年，中國粗鋼每個月的產量約7,000-8,000萬噸，而越南全年的粗鋼產量才2,500萬噸左右。以至於類似電動葫蘆這樣的垂類工業品，越南一年的量往往不如中國一個月。

工廠前期的重資產投入，在如此小的需求量下回本時間會非常長，甚至根本無法回本，因為客戶不如直接在國外買。

既然越南本土市場太小養不活，那能不能靠國際市場出口造血呢？可以是可以，但得先打得過河北人…

河北保定清苑區的東齲鎮，是中國做電動葫蘆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東齲鎮的東齲村，光是一個村就有700多家，產品包括手拉葫蘆、電動葫蘆、吊索具和各類起重搬運工具，是中國最大的輕小型起重設備產業帶。

然而就算打得過河北人，後面還有河南人…

河南長垣是中國起重設備生產的另一個重鎮，聚集了1300家起重機整機和配套企業，年產門橋式起重機和電動葫蘆合計30萬台、零部件170萬台套，也是中國最大的起重機整機和配套產業集群。

而根據海關數據，2023年，電動葫蘆等電動提升設備（HS 842511）中國的出口額是2.71億美元，越南是377萬美元，中國是越南的72倍。

這意味著，有強悍的中國產業鏈擋在前面，越南本土的電動葫蘆廠商不僅很難靠國內的有限需求自食其力，也極難靠國際市場自我造血。

通常我們認為“便宜無好貨，好貨不便宜”，似乎價格就是和品質硬相關。但我在越南乃至之後中東、拉丁美洲的工作生活經驗讓我意識到，由於中國極致的產業群聚和巨量的規模效應，對於許多標準化的工業零件和大眾消費品而言，中國貨就是可以做到比當地生產的產品更便宜，品質甚至還更好。

以我個人為例。我剛去越南的時候因為不想讓鞋子佔用太多行李箱空間，所以只帶了兩雙鞋，想著可以在當地買。越南商場裡的耐吉普遍賣得很貴，至少一千多人民幣。我覺得沒必要，畢竟只是一雙代步鞋，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雙最便宜的，但也花了八九百。

結果穿了不到半年，這雙鞋前面就破了，還出現了開膠，我只能把它丟掉。

後來趁回國休假的窗口期，我抓緊花300塊人民幣左右在淘寶上買了一雙李寧的運動鞋。之後兩年，這雙鞋跟著我一路從中南半島走到波斯灣和加勒比海，又陪我走進中亞的戈壁、北非的荒漠和高加索的群山，直到我最終回國後才正式榮休。

當然，一雙鞋不能完全證明越南製造業的整體品質。但至少打破了我過去一個很簡單的認知：貴不一定代表品質更好，便宜也不一定代表品質更差。這不只在貨的層面成立，在人的層面也成立。

在越南時，一位台灣消費電子高層提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個同樣水準的能在電子廠裡獨當一面的成熟工程師，深圳、台北和河內，哪裡的工資最高？

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台北或深圳，因為大家往往會下意識地把價格和能力正掛鉤。

但答案其實是河內，原因倒不是因為河內的工程師一定比台北深圳的更優秀，而是這樣的人在河內太少了。反倒是深圳因為電子產業夠龐大，工程師供給非常密集，不僅優質人才更多，甚至價格也沒那麼貴。

我自己後來在越南招人時，也有類似感受。很多越南人履歷看起來非常光鮮，海外名校+外企，但聊下來能力很一般，有的甚至感覺就像外企PPT復讀機，但要價卻很高。反倒是一些越南本土頂尖大學的畢業生，讓我感覺相對還稍微可靠一點。

所以，中國因為規模夠大，無論是再垂類的產品，還是品質稍微差一點的產品，都能有足夠的下游需求先實現自我造血，再慢慢迭代爬坡，逐漸形成全方位覆蓋的產業帶和全產業鏈，以及海量的各類人才，並在此過程中長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競爭的本土企業。

典型如立訊精密的創辦人王來春，最早在深圳富士康做了10年廠妹，1999年開始靠代工和製造電子連接器起家創業。先活下來，再一點累積製程、通過客戶認證，從零件爬到模組和整機，並在2010年上市，成為蘋果在中國大陸最核心的超級供應商之一。

那麼如今給這麼多的外資做代工的越南，能長出自己的立訊嗎？

產業升級分兩種，表面上的一種是一個國家出口的產品越來越複雜，從紡織到消費電子，越南確實已經在發生了；更真實的一種是這個國家的本土企業也越來越高端，這在越南卻沒有以同樣的速度發生。

根據越南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25年，越南GDP中的外資部門佔比約20%，進出口的外資佔比都在70%左右。近幾年在越南十分突出的產業，如電腦、手機及零件，外資出口佔比超過95%。

 以越南三星為例，在三星公開的涵蓋其80%採購額的全球主要供應商中，有35家位於越南，其中29家韓資、4家中資、2家日資，沒有一家越資（具體供應商名錄見附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三星在越南完全沒有本土供應商，只不過基本上都是包裝材料等非核心板塊。在佔據大額採購的核心供應商中，越資企業仍然十分邊緣。

三星2008年進越南設廠，距今將近20年，仍然如此。甚至即便連門檻更低、發展時間更長的紡織業，也是外資在出口中占主導地位。根據越南海關數據，2025年，紡織服飾出口額396.42億美金，其中62.3%仍是外資企業，37.7%為越南本土企業。

換言之，雖然中美日韓歐各國供應鏈在地理上來到了越南，但並不代表這些供應鏈在資本和技術上已經屬於越南。

雖然外資來越南也創造了就業訓練了工人，但更多地只是為了薅當地生產要素和監管套利的羊毛（招商引資政策、關稅優勢等），並沒有實際給當地留下多少核心技術，也沒有像當年的中國一樣刺激出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越南本土企業。

也就是說，外資並不會自動推動一個國家的本土企業升級。在某些環節，它甚至可能產生相反作用：外資直接帶來成熟供應商，不僅壓縮了越南企業的學習空間，也會擠佔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

而且，雖然越南廣納外資，但不同外資往往有著不同標準，這讓原本就不大的越南市場變得更碎。

以工業園區為例，雖然越南在國家層級有對工業園區建築、消防和電力規範的基本要求，但這些規範更多解決的是安全底線和基本合規問題，具體到不同開發商提供的標準廠房，在層高、地面承重、消防配置、電力容量以及其他設施規格上，仍然可能存在不小的差異。

我當時在越南找工業園區時，就聽人提到這個問題。不同國家背景的工業園區，各自習慣的廠房規格並不完全一樣。一家企業如果想從某個園區搬到另一個園區，原有產線和設備未必可以直接搬進去使用，有時需要重新改造廠房，甚至調整部分設備。

這就意味著，表面上看，越南全國有許多工業園區和大量廠房，但這些需求可能無法完全合併成一個高度標準化的市場。同樣是一百萬平方公尺廠房，如果每個客戶要求的層高、承重、電力和消防配置都不一樣，就很難像生產同一種標準產品那樣，透過規模把成本迅速降下來。

規模不只是單純的數量問題，數量只有是同質化的或是經過標準化改造後，才能真正變成規模經濟。這點我之後在中東，有了更深的體會。

所以，從絕對數字來看，越南本來就不夠大的國內市場規模，還因為標準不一等各種原因進一步削弱了規模效應，而出口又有成熟的中國產業鏈擋著，導致本土企業僅靠市場化力量很難發展壯大——因此越南政府也開始嘗試效法韓國走“財閥模式”，不過這是後話了。

想到這裡，我不禁感嘆國家的發展，也相當程度上要看時運。日韓能靠東亞模式崛起，除了美國的外部援助外，也是因為當時旁邊的中國還沒成為「工業克蘇魯」；中國自己能崛起，除了內需足夠大帶來的正循環外，也是因為國際市場上除了中國，別無中國。

還有一個原因是，當代製造業的複雜度與90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承接外資產業鏈時，正好趕上一個「沒有簡單到只需要勞動力，也沒有複雜到只有巨頭能參與」的時期。

以消費性電子為例，90年代的電腦家電零件數量、自動化和精密加工要求等都比現在要低，一個做電視機外殼的工廠可以從注塑、模具、材料慢慢學起，未必趕不上。

但到2020年代的，一個智慧型手機背後涉及各種晶片、軟體、相機、顯示器、電池材料和精密結構件，從0開始學起的難度大幅提高。這也導致外資寧願直接帶現成的成熟供應商過去，而不是慢慢培養本土的供應商。

因此，近幾年雖然看起來越南的外資工廠越來越多，出口額越來越高，產業複雜度也不斷增加，但真正屬於越南本土企業的產業能力，卻沒有以同樣的速度成長。

甚至可以說，中國供應鏈外溢既是越南工業化的梯子，也是越南本土產業升級的天花板：它讓越南更容易接住全球製造業，卻更難把製造業真正變成越南自己的。

1932年，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雁陣模式”，即日本作為頭雁，產業升級後把中低端產業交棒給後發國家，一步步轉移。後來的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確實是依照他的劇本漸次發展的。

但前段時間，我聽到一個韓國政論節目裡的人說中國不是新的頭雁，而是一隻翼龍。因為中國在發展高端產業時並沒有放棄低階產業，所以不僅打亂了原來的雁陣，甚至還會吃掉其他一些雁。

與其說是翼龍，我倒以為是中國是一隻「雁中雁」──因為它夠大，所以它的身體裡面，本身就裝著一整支雁陣。

「規模」不僅意味著有多少人可以買東西，它還會決定一個冷門零件能不能找到足夠的訂單，一個工程師是不是稀缺，一個供應商能不能活下來，一條產業鏈能不能在同一個國家內部閉環。

在後來中東拉美等全球其他地區的出海經歷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最特殊的點，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十四億人”，而是被文化、基建、制度等整合的“被組織起來的十四億人”。

這讓中國可以最極致地發揮規模效應的恐怖威力，幾乎封死了「下一個中國」的出現；但這也恰恰正是大量中國企業出海時水土不服甚至翻車的根源。

因為「被整合的超大規模」這一點實在太特殊了，全世界僅此一家，別無分店。所有長在這塊極為特殊土壤上的果實，如果不加調整直接移植，就一定會遇到問題。很多出海所謂的“水土不服”，看起來是不理解當地，其實是看不清我們自己。

我在越南這家起重機工廠裡，第一次模糊地意識到了這件事。

在郭總的工廠考察結束後，我坐車返回河內。路上正好趕上工人下班，很多人騎著摩托車從工業園區出來，密密麻麻地駛向周邊的村落。

至少在我看到的這個工業園區裡，沒有中國早期工業區那種規模龐大的員工宿舍。中國早期的製造業工人，大量是跨省流動的農民工；而在越南，許多工廠使用的還是周邊幾十公里範圍內的勞動力。

雖然我沒有親身經歷過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但看著這些騎摩托車下班的工人，還是會讓我想起電影中那個剛開始工業化的中國。這些越南工人當然也在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但個人的努力能不能最終變成一個國家的產業升級，還取決於許多個人無法決定的結構性條件。

回到河內，晚餐吃了一碗北方口味的牛肉粉。手機震了一下，原來是我的越南語老師阿英問我週末要不要一起吃大排檔。

我愉快地答應了。（未完待續）

_{♦ 本文內容轉載自 2026/8/23 奧特快出海筆記公眾號，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