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塔德爾加達海戰

雖則取材於如此雄奇壯闊的歷史畫卷，羅伯特·馬克利的著作《英國的遠東想像：1600—1730》卻未津津樂道於歐洲新老帝國的霸業，而是另闢蹊徑，掀起“帝國的新衣”，顯出其光鮮的歷史敘事下藏掖著的“小”來。馬克利反復強調的是，方今吾輩憑著歷史的後見之明，往往以十九世紀末英帝國的巔峰之勢來逆測十七和十八世紀初期歐亞交往的情形，認為英帝國可以憑藉其先進技術、強大的皇家海軍和龐大的貿易網絡，“控制、重構和統御”東方（薩義德語）。馬克利指出，在這一意義上，無論是擁護帝國“文明”事業的殖民主義者，還是批判帝國壓迫的後殖民主義者，都接受了“歐洲中心論”的前提：歐洲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全面統治著遠東。

《東方學》外文版，（美）薩義德著

借助“加州學派”非歐洲中心的經濟史敘事，馬克利修正了薩義德提出的歐亞權力關係論述。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初的早期現代世界，中國、日本和香料群島仍然佔據著自然資源、財富、軍事和技術優勢，主導著全球貿易。因此，這一時期英國對遠東的想像並不同於十九世紀極具侵略性的殖民話語，而是充滿了對遠東財富和權力的追慕和憂懼，甚至常常用“精神勝利法”的論調來粉飾和遮蔽其失敗。與薩義德強調的歐洲主宰、壓迫式東方主義不同，馬克利展現的是羽翼未豐的英帝國如何在與亞洲強國的貿易、外交、傳教和文化交流中遇挫，勾勒分析了一種“脆弱”的東方主義。由此出發，馬克利志在書寫一部“亞洲主宰時代的英國文學史”。全書涵蓋兩百餘種文史材料，以英國經典作家關於遠東的敘述為主線，爬梳同時代遊記、書信、海圖、地理志和貿易論，剖析英國社會對亞洲強國畏慕並存的微妙心態，力圖改寫歐洲中心的歷史敘事。

一言以蔽之，本書勾勒了一部早期英帝國的“失敗史”。十七至十八世紀初的英國尚未成為以“砲艦外交”橫掃世界的“日不落”霸主，仍是遠東競逐中的邊緣人，眼睜睜看著天主教的葡萄牙與沒有“君父”的“暴發戶”荷蘭，先後主導香料貿易。彼時的英格蘭仍是人口和資源有限的島國，尚未大規模開疆拓土，皇家海軍雖在十七世紀末開始稱霸，但數量有限，不足以遠征海外，配合歐洲以外的商業和殖民擴張。至十八世紀末，英國陸軍的火槍、大砲和彈藥的開支尚未逾總預算的百分之五。直到二十世紀，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和租界的治安和武備仍主要依靠印度錫克族僱傭軍。

16世紀西班牙艦隊同英國戰船交戰

一八一〇年，尚未擊敗拿破崙一戰成名的威靈頓公爵慨嘆道，囿於自身島國的資源瓶頸，英帝國猶如“種在花盆裡的橡樹”。

01

面對中國、日本和香料群島諸國的遠東，英國及歐陸諸國的身份（或曰“文化自信”）受到重創。在貿易上，英國信奉的“自由貿易”在東亞的朝貢體系中寸步難行，無法擠進香料貿易，在葡、荷和當地邦國的夾擊中淪為海盜；在文化上，中國完備詳盡的古代史傳體系撼動了《舊約》編年史的至高權威，來華耶穌會士和定居開封的猶太人後代，在禮儀、習俗方面逐步被儒家文明同化；在外交上，歐洲使節被中國和日本視為藩屬遣來的貢使，淪落到廷前獻藝的地步。於是，面對遠東的誘惑和威勢，無論是位居帝國前哨的商人、使臣和外交官，還是憑遊記、書信和地理志想像異域的文人，逐漸演繹出一套敘事策略，修正和掩飾英帝國的挫敗，維繫英帝國必勝的敘事和自我認同。馬克利著作的主線，正是通過文本和歷史的對勘，找到英國遠東敘事中的“花招”，亮出其話語層面的“破綻”，展現了帝國複雜和脆弱的一面。

首先，英國並沒有運用如今我們熟悉的東方主義式二元對立話語，劃定文明西方和落後東方的分野，而是致力於構建一種“三角關係”敘事—英國和香料群島諸國聯手對抗西、葡、荷等國的入侵和殖民。一六〇一年，在成立不久的英屬東印度公司資助下，英國冒險家蘭開斯特攜著伊麗莎白女王致香料產國亞齊的蘇丹的信件。信中，女王敬稱蘇丹為“愛兄”，有意淡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差異，凸顯新教和天主教的衝突，以樹立共同敵人來拉攏蘇丹國。這裡，自由貿易所排斥的“他者”不再是東方，而是歐洲內部的競爭對手。例如，彌爾頓在《失樂園》中描寫撒旦出逃，途經香料群島的著名詩行：

如在海上遙望，見一縹緲船隊，

群帆高掛雲端，乘著赤道的季風

從孟加拉或特爾納特和蒂多雷諸島，

就是商人們運送香料之處：冒著季節性潮水

越過茫茫的埃塞俄比亞海，駛向好望角，

連夜向南極方向挺進。

彷彿如此，那魔王高飛遠去。

詩中提及的“特爾納特和蒂多雷”兩島，位於著名的東南亞“香料群島”，是亞洲丁香的主要產地。這段將魔王撒旦與東南亞空間勾連在一起，通常被視為妖魔化亞洲的東方主義敘事。但據馬克利的分析，這般闡釋有斷章取義之嫌。其實從整體看，撒旦出逃的路線恰恰對應著十六世紀以來自東南亞至歐洲的香料貿易路線。當時荷蘭仍壟斷著香料貿易，英國在東南亞通商受阻。一六二三年，英國商人在印尼地區的安波納島遭荷蘭殖民當局嚴刑拷打後處死，自此英屬東印度公司基本放棄了遠東香料貿易。因此詩中的魔王並非指香料群島居民，而極可能是在影射荷蘭這位貿易對手。事實上，當地部分島國曾請求英王詹姆士一世助其擺脫荷蘭的殖民和壟斷。彌爾頓一直希望英國搶占遠東市場，他嚴詞抨擊荷蘭壟斷香料貿易，在任英格蘭外交秘書期間兩次提議就安波納島事件向荷蘭索賠。通過醜化葡萄牙和荷蘭，英帝國為自身遠東貿易的挫敗找到了替罪羊。

香料群島地形圖，又稱東印度群島，屬印度尼西亞管轄

面對葡、荷的霸權，以及東南亞當地成熟的貿易和政治勢力，英國無法取得像對美洲印第安人那樣的壓倒性勝利。安波納事件成為英格蘭“國恥”，被德萊頓改編為同名戲劇。面對英國人在荷蘭當局酷刑下的屈辱掙扎，德萊頓無法像他其他劇作《印第安女王》和《格蘭納達征服記》中那樣歌頌歐洲征服美洲的赫赫戰功，而是要掩蓋英國商業擴張的慘敗。他的做法是昇華為一出民族的殉難記，標舉英國商人的“自由公平貿易”的道德理想來塑造“民族英雄”，現實的挫折變成精神的勝利，化“國恥”為“國威”。在馬克利看來，民族主義呼喚是一出“空城計”，“商人英雄”形象意在掩藏英帝國的危機：英國打出“公平自由貿易”的大旗，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商業和軍事上無力與荷蘭抗衡，只能以海盜為生。十七世紀，英帝國還未形成海外擴張的“統一戰略”，國家主導、砲艦護衛的貿易殖民主義尚未形成。公司董事會希望憑武力開拓貿易版圖，但股東們只圖悶聲發財，反對耗資巨大的殖民計劃；此外，東印度貿易的反對者們還極力譴責遠東的奢侈品進口導致英國白銀外流和道德腐化，因此，英國商人並不“代表”民族利益，而是陷入了重重分歧。一六六五至一六六七年的倫敦城，史上罕見的瘟疫和大火接踵而至，不久英國又與荷蘭開戰，雙方均損失慘重，英國海上貿易近乎癱瘓。然而，在德萊頓發表於一六六七年的長詩《奇蹟年》中，卻是另一幅景象：倫敦在屍身和廢墟上浴火重生，英國海軍截下荷蘭商船，砸毀來自中國的瓷器，在“整垛的香料”上燃起熊熊烈火，船隻與貨物盡數化為“芬芳的碎片”。在歷史與文本的對照下，“多難興邦”的英格蘭民族英雄主義敘事破綻百出。最為諷刺的是，復辟時期極力貶低荷蘭暴發戶的英國人，卻在光榮革命後從荷蘭迎回了他們的新主威廉三世。

02

橫渡邦國林立、群島棋布的東南亞海域，經馬六甲海峽北上，英國面對的是一片迥異的風景：富庶而統一的中國雄踞東亞大陸，歐洲使團、商旅和傳教士紛至沓來，以求建交、通商和傳教。在《英國的遠東想像》中，英國的中國想像也是濃墨重彩之處。全書七章中有三章直叩中國主題，篇幅近半。

身為比歐洲各國更為富庶強大的“異教文明”，中國挑戰了基督教歷史敘事，也刺激著英國和歐洲作者們調整闡釋策略，重構跨文化敘事。十七世紀正值全球普遍危機，英國這廂內戰弒君，王位空缺十餘載，繼以復闢與光榮革命，一時間城頭變幻大王旗；而中國亦逢明清易代，華夷秩序一度顛覆，顧炎武等士人遂有“亡天下”之嘆。在雙重變局中，歷史現場變得豐滿起來：一邊是耶穌會士和保皇黨人借讚美中國鞏固教權和王權；另一邊，彌爾頓和笛福等傾向共和的作者則對中國大加奚落和抨擊。一時間，中國問題演變為一場英國復辟和啟蒙時期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路線鬥爭”。

20世紀畫作《馬斯頓荒原戰役》

耶穌會士、保皇黨人和赴華使團為了推動在華傳教和通商，往往對明末殘酷血腥的飢荒、戰亂和屠戮避而不談，轉而盛讚明清相繼的“大一統”王朝。利瑪竇搖身一變為“西儒”，輾轉於宴席結交明朝士大夫；衛匡國剃髮易服，歸順揮師南下的清朝新主；在耶穌會士的尋訪下，一群世代居於河南開封的猶太人家族也浮出水面，他們飽讀儒家詩書，進而中舉為官，融入中國精英階層。約翰·韋伯利用衛匡國譯介的中國古代編年史，異想天開地論證諾亞（Jaus）即為中國始祖堯（Yaus），認為漢語繼承了伊甸園中亞當的“原始語言”，並將其著作獻給復辟的查理二世；荷蘭赴華使團為了迎合中國的帝制，特意將荷蘭親王（Prince）轉譯為君主，將荷蘭這個聯省共和國塑造為君主制國家。

面對強大的明清王朝，這些敘述旨在“求同”，竭力淡化文化差異，構建跨文化共識，進而推動貿易和外交。但與此同時，彌爾頓和笛福卻心態迥異，他們認為中國動搖了英國的“文化自信”，嚴厲抨擊中國的異教和“專制”。在彌爾頓看來，中國龐大的市場頗具誘惑，但中國完整連續的古代史傳體系會動搖《舊約》歷史敘事的權威，這種矛盾心態影響了他對遠東的整體想像。笛福讀過耶穌會士和俄國使團對中國的溢美之詞，但在《魯濱孫漂流續記》中，卻號稱“一百萬中國步兵也不能抵擋我方一隊嚴陣以待的步兵……三萬德國或英格蘭步兵，一萬法國騎兵，足以擊敗全體中國軍隊”。而事實上，在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在亞洲的駐軍至多數百人，北京周邊方圓兩千英里範圍內都不見英、法、德軍隊的身影。魯濱孫譏諷中國長城是“龐然無物”，對照歷史或許會發現，若以這一斷語形容英帝國的遠東事業亦不為過。這裡的“求同”和“駁異”實乃一體兩面，反映出英帝國在強大他者面前努力調整與重構意識形態、文化心理和應對策略。

03

相比傳統的文學史論著，《英國的遠東想像》一書讀來別有一番氣象，因其融貫了跨學科的視野。儘管全書均圍繞這一時期的英國經典作家展開，但論述卻遠遠超越了傳統文學批評的範疇。從經濟學到神學，從海圖到環境史，從拉康的象徵秩序到拉圖爾的科學批判，本書力求在一種整體性的時代性視野中審思我們對文化他者的想像。

《英國的遠東想像》（美）羅伯特·馬克利著，王冬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外文版書影

馬克利多年從事文學與科學的跨學科研究，現任美國“科學、文學與藝術”學會主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便開始探討牛頓等科學家著作中的神學觀和語言觀，於本書前一年出版的專著《瀕死的星球》研究文學和科學中相互交織的火星敘事，近年又開始撰寫近代全球氣候變化的文化史。由此，《英國的遠東想像》將帝國意識形態徵候的分析引向了超越人類中心的生態批評。他認為，早期全球資本主義與新教神學交織在一起，熔鑄成英帝國對遠東的生態想像：自然資源取之不竭，資本可以無限擴張。這樣的時代精神，大哲洛克一言以蔽之：“全世界皆是美洲。”

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經濟學—神學話語中，大自然呈現出矛盾形象：一方面，自然哲學家牛頓、波義耳等認為，作為神的造物，自然的美妙秩序和豐沃資源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福祉；另一方面，根據新教神學，伊甸園之後的自然又陷入匱乏，人類背上了勞作的詛咒。對遠東寶藏的幻想，恰恰可以克服這一矛盾。尚未探明的遠東和南太平洋，彷彿是伊甸園式的平行宇宙，擺脫霍布斯式“人人相戰”的“內捲”狀態。笛福小說《新環球航行記》中，主人公遠航大洋洲，用小玩意兒換得大量黃金，再運往南美洲準備進行貿易，結果卻發現那裡杳無人煙，遍地黃金，只等人去撿。笛福的冷笑話隱去了十八世紀跨太平洋航海的殘酷境遇，遠航異常艱苦，飽受風暴、疫病、海盜和水手譁變的困擾，死亡率驚人。笛福的敘事意在宣傳南海殖民計劃，幻想取之不竭的自然資源和無盡利潤。

馬克利認為，無論是笛福在政論和小說中鼓吹的南海殖民計劃，還是轟動一時的南海貿易公司股價泡沫危機，都基於這一“無限資源”的反生態想像。時人著述中頻頻出現的stock一詞兼有“資源”和“股票”之意，一語雙關，巧妙揭示了金融資本與自然資源的同構性，二者都被賦予了無限增殖力，可以用來挽救英帝國的危機。

04

著名英國史家琳達·科利指出，《魯濱孫漂流記》和《格列佛遊記》是兩則相反相成的帝國寓言。我們往往津津樂道於魯濱孫荒島稱王的殖民霸業，但未嘗留意的是，同在帝國海疆漫遊的格列佛卻一路碰壁，頻頻遇劫、被俘甚而受辱，絲毫未顯帝國的榮光。本書以格列佛的日本之行作結，用意或亦在此。十七至十八世紀初，英國在日本陷入困局，一邊是荷蘭壟斷對日貿易，一邊是德川幕府實行閉關和禁教政策，英國駐平戶貿易站因經營不善被迫關閉。格列佛先是在海上被倭寇所俘，後得日本天皇開恩返回歐洲，充分說明了英國在遠東的弱勢地位。格列佛的日本之行沒有征服島國的霸業，而是變成了英國與天皇聯手對付荷蘭人，彷彿可以一雪安波納屠殺的百年國恥。小說中的日本仁義有禮，開明強盛，就連日本推行的“踐踏十字架”的禁教措施也被描摹成荷蘭人謀求通商的自取其辱之舉。荷使入宮覲見幕府將軍時，被迫在御前獻藝，耍猴戲、唱情歌、學說日本話，這等鬧劇全然顛覆了後殖民主義想像中的歐亞關係。

以此觀之，魯濱孫的故事也並非純是一曲帝國的凱歌。馬克利敏銳地註意到，如果說《魯濱孫漂流記》設定的是憑藉自我奮鬥、清教式內省和現代科技便可征服世界的“白日夢”，那麼《續記》則暴露出縈繞著這個脆弱帝國的“噩夢”：殖民地島嶼的內亂和衰落，荷蘭對“自由貿易”的威脅，中國文明的巨大挑戰。

《魯濱遜漂流記》外文版

《魯濱孫漂流記》劇照

從一六二三年的安波納屠殺到二〇二一年的阿富汗撤軍，“帝國墳場”的夢魘縈繞著一代代世界霸主。帝國話語的歷史矛盾體現在外來文明對英國文化身份（Englishness）的挑戰和重塑，而中國的影響尤為突出。二十一世紀以來，繼博達偉（David Porter）和馬克利之後，近十部研究早期中英關係的英語學術專著陸續問世，其中多位學者深入探討了中國在十八世紀英國的悖論式形象。如今，中國這個昔日英國眼中富甲一方的“異教文明”再度崛起，以今日之中美關係重度昨日之中英關係，可謂似曾相識。中國既是充滿誘惑的財富和文化之源，又是難以完全納入西方遊戲規則的另類“玩家”。歐美一面渴望中國的資本和市場，一面又憂心隨之而來的經濟競爭和價值觀挑戰，這莫不正是馬克利筆下脆弱的東方主義？四百年前，在與中國及遠東文化的對話和角力中，一種尚無明確中心的全球現代性在聚訟紛紜中徐徐浮出水面。這樣的歷史經驗，對思考今天的全球秩序尤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