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年級開始，每天上學的路程，就是從深水埗家裏的長沙灣道181號，走路到石硤尾巴域街旁邊的聖多馬小學，十幾分鐘的旅程，沿著南昌街走，好幾個街口，都看到那些當時俗稱「寫信佬」的攤子，一位大叔擺上一張簡易的桌子，就為前來的顧客寫信。光顧的大部分是女性，都是不識字的底層婦女。她們坐在寫信佬的對面，大多愁眉苦臉，絮絮地訴說她們和信的另一頭的牽掛。

那些寫信佬大部分都是用毛筆，筆走龍蛇，邊聽邊寫。我背著書包，總是喜歡在旁邊偷偷的看，也偷偷的聽，往往會被那位寫信佬趕走，但也有一些不在乎，他們似乎對一位小學生的好奇心有一種容忍度。我在那邊斷斷續續、隱隱約約地聽到那些家事的糾結，看那位大叔字斟句酌地寫，字體蒼勁有力，彷彿一位文字的魔法師，搭建一道感情的橋樑，讓我對文字的力量有一種現場感的體會。

結果這種對文字的崇拜，變成對我的懲罰。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語文課要寫週記，我突然神來之筆，寫自己的父親就是在南昌街的寫信佬，為很多的文盲寫家書回廣東的鄉下，也為她們解讀家鄉來的信。但週記還沒交上去，就被母親檢查作業時發現，她勃然大怒，說我亂寫，會讓學校老師誤會父親真的是街頭的寫信佬，她拿起家裏的雞毛掃，就抽到我的屁股和大腿，我痛得哇哇的叫，滿屋子跑。後來祖母（廣東人叫阿嫲）過來勸阻，叫我「斟茶認錯」，改寫週記，才平息這場風波。

這幾年我和姐妹談起這場風波，她們都笑我想像力太豐富才闖禍，惹母親生氣。我父親是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畢業，但二戰後來到香港，學歷不被香港殖民政府承認，只能在一些私立的商科學校任教，薪水微薄，要到處兼課。從母親的眼裏看來，寫信佬是一個更低的職業，我這樣寫父親，會讓學校老師誤會。

那次我被母親打了一頓之後，並沒有減少我對寫信佬的好奇心，反而讓我更細心觀察這行業，發現他們還是藏龍臥虎，寫的信不僅是寫給廣東鄉下，也寫給東南亞和西方國家，因而信封都要寫上英文。他們放下毛筆，拿起鋼筆，寫起了英文地址，也會和顧客解釋那些國家在那些地方。攤子的桌子上，還擺滿了各式字典和年鑑，給人很專業的感覺。

我被母親打了一頓的「事件」，後來也傳到父親的耳朵，有一次他帶我在南昌街散步時，還和我解釋寫信佬這行業有不少高手，大多讀過私塾（廣東人稱卜卜齋），會背唐詩宋詞和經史子集，有些還讀過教會學校，中英文兼佳，所以他們為陌生人寫起家書來，可以倚馬萬言，文采斐然。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失業嚴重，不少人才就流落街頭成為寫信佬，父親說職業無分貴賤，讓我對自己的「亂寫」不再有罪惡感。

因而看《給阿嬤的情書》，看那位在泰國唐人街的寫信佬寫的家書句子，都是字字珠璣：「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圓如玉墜，彷若身在故鄉，似與你並肩共賞」，其實就是借別人家書的杯酒，澆自己心中的塊壘。這些代書「潛意識」展現的「代入感」，將一位文盲的強烈的牽掛，化為自己澎湃的文字，成為中華文化史上奇特的一頁。

我從一部電影想起了童年往事--那些被母親鞭打的痛感，變成了追憶一個時代消逝的傷感；也難忘街頭的文字魔法師，療癒了一個時代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