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疲勞和對制度的失望持續擴散至全球，可能再次導致社會主義成為迷茫世代的選擇。

當代世界正經歷一場無聲的集體心理轉變。從美國到歐洲，從日本到巴西，越來越多人陷入一種名為「社會情緒疲勞」的精神困境。這種疲勞源於長期的不確定性、持續的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的普遍迷茫。當人們發現無論如何努力，生活依然承受壓力；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問題似乎都無法獲得根本解決時，社會便逐漸陷入集體疲憊的狀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股新的政治思潮——Ｚ世代社會主義——正在全球各地悄然崛起。

社會情緒疲勞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近年來，世界各國接連經歷新冠肺炎疫症、供應鏈中斷、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全球通貨膨脹、利率急升、極端氣候災難以及多國政治動盪。每一場危機本身都是一次衝擊，而當這些衝擊接連不斷地發生時，社會的集體心理韌性便逐漸被侵蝕。

對一般民眾而言，國際政治原本是遙遠的社會事件。但當加油站的油價持續上升、超市的商品價格不斷變貴、房貸利率在短期內大幅提高時，戰爭便不再只是電視上的畫面，而是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生活現實。這種由國際衝突帶來的「外溢效應」，正逐漸改變各國人民對未來的心理預期。人們開始擔心下一場危機何時到來，也開始懷疑政府是否真正有能力控制局勢。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會長期處於高度警覺狀態，不斷消耗心理能量。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持續消耗將導致情緒資源枯竭，最終表現為冷漠、悲觀、無助感與對改變的絕望。當社會不同世代都開始產生不安全感時，情緒疲勞便會迅速擴散，形成一種跨越年齡、性別、職業與地域的集體現象。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社會情緒疲勞往往會進一步演變為制度疲勞。當民眾長期看不到問題改善時，他們不僅對政治人物失望，也可能對政府機構、媒體、專家甚至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任。這種信任侵蝕的過程通常是漸進且難以察覺的。

失望情緒帶來民粹主義

近年來全球各地民粹主義興起、反建制力量崛起，某種程度上都與這種制度性疲勞有關。許多人並非真正相信某位政治強人能解決所有問題，而是因為對既有體制感到極度失望，因此願意嘗試任何看似不同的選擇。然而，當新的政治力量上台後仍無法改善現狀，甚至因為缺乏執政經驗而使問題惡化時，失望情緒便會再次累積，形成新的惡性循環。

於是社會逐漸陷入期待、失望、憤怒、再期待、再失望的循環之中。每一次循環都消耗掉更多的社會信任，也讓下次改革的難度更高。這正是當代民主政治面臨的重大挑戰。

正是在這種集體疲勞的背景下，Ｚ世代社會主義應運而生。這不是傳統那種強調集體主義或爭奪生產工具的左翼思潮，而是一種以我優先為核心的新教條。它的核心邏輯極其簡單且容易在社交媒體傳播：「國家財富充裕，只要限制物價、讓富人買單，我們就能過上好日子。」

絕望通過短視頻擴散

這股思潮背後的焦慮源於真實的經濟感受。西方世界Ｚ世代面對著高房價、低薪資、通貨膨脹與氣候焦慮，內心不滿與日俱增。在他們心中，傳統政治菁英描繪的中產階級神話已經幻滅，取而代之的是被零工經濟與學貸套牢的殘酷現實。這種結構性的絕望，進一步透過TikTok和Reddit等社交媒體擴散，將反資本主義、反工作和寧靜辭職等思潮包裝成短影音，在全球各地年輕人之間引發強烈共鳴。

這些新的社會主義者希望透過價格管制、富豪稅和一系列國有化措施重塑經濟。在加沙局勢激起的憤怒情緒驅動下，他們正以驚人速度贏得選民支持。許多人開始嶄露頭角，例如英國綠黨領袖Zack Polanski、美國紐約市長馬姆達尼等。

然而，《經濟學人》直言，Ｚ世代社會主義的解藥充滿瑕疵。它不僅沒有辦法修正資本主義，反而對全球經濟構成嚴重威脅。文章指出三大謬誤：

第一，零和賽局的思維。他們不相信經濟增長能普惠大眾，認為財富不會被「創造」出來，而會被少數科技與資本巨頭「掠奪」走。

第二，新一代社會主義者承諾大眾「不加稅」，但免費的公共服務與福利應該透過擠壓「超級富豪」來籌措。

第三，對民營企業充滿敵意，渴望國家力量的強勢介入，從房租上限到公營超市，都應該用「國家命令」取代市場機制。

民粹藥方導致資本外逃

歷史早已證明這些民粹藥方的慘痛代價。房租管制只會徹底摧毀建商與房東的投資誘因，導致住房供給更加匱乏。強行限價只會破壞已經成熟的供應鏈。而富豪稅將扼殺創新並導致資本外逃，歐洲過去的低增長泥潭以及阿根廷的百年衰退都是前車之鑑。

當人們長期處於疲勞狀態時，最大的風險並非憤怒，而是冷漠；不是抗議，而是放棄；不是反對，而是不再相信改變的可能。唯有人們重新相信努力有回報、制度能運作、明天會更好時，這場席捲全球的社會情緒疲勞才有可能真正得到緩解。疲勞或許助長了社會主義，但唯有希望，才能引領我們走出疲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