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深陷「以監管代替責任」的迂腐，必須轉向從嚴治理與結果導向，躬身入局，以深層改革脫困。 

迂腐與腐敗，看似一字之差，實則一脈相承。迂腐是腐敗的前奏，腐敗是迂腐的終局。

《說文》釋「迂」為「避也，遠也」，本義是繞遠路、不直接。引申到人的性格與行事，便是拘泥守舊、不知變通、脫離實際。腐，本義為爛壞，《荀子．勸學》云「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說的是事物由內而外的敗壞。迂腐合而為一，指的是一種思想上的僵化與行為上的懶惰——明明看見問題，卻以「歷來如此」、「差不多就行」的態度敷衍過去，用層層藉口將責任推卸乾淨。迂腐是精神狀態的腐敗，腐敗是制度層面的迂腐。一個機構迂腐久了，便覺得甚麼責任都不必承擔。等到問題堆積成山，便蓋上「加強監管」四個字，彷彿監管是一張萬能膏藥，貼在哪裏都能消炎止痛。

胡適一九一九年寫過一篇《差不多先生傳》，那位「名叫差不多，字不精細」的先生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紅糖與白糖差不多，山西與陝西差不多，十與千差不多，最後連活人與死人也差不多。迂腐的核心正是這種「差不多」的心態——面對問題，不追根究底，不尋求改變，只求眼前過得去。魯迅筆下的阿Q被人打了便說「兒子打老子」，用精神勝利法將屈辱化為得意。迂腐的管治系統何嘗不是如此？出了事故，先說「已經加強監管」，再說「制度一向完善」，最後將責任歸於市民「不守規矩」。

曾國藩在家書中寫道：「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迂腐的反面是擔當，一個人肯不肯負責，願不願改變，是意識問題。利益固化之所以可怕，正因為它將「不改變」合理化為「穩定」，將「得過且過」美化為「務實」。

香港今日之困局，一言以蔽之：以監管代替治理，以程序代替責任。過去多年，政府在反對派監管下「學會」了最安全的做法——加強監管。監管是萬能的，因為它永遠正確。出事之後，沒有人會問「誰該負責」，只會問「監管夠不夠」。於是加開一個委員會，多寫一份報告，增設一層審批，便算交了差。宏福苑的問題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整個公務員系統處於一種「迂腐」的狀態，沒有人覺得自己需要負責，沒有人覺得自己做錯，人人都覺得自己做得對。錯的是誰？錯的是市民。所以結論順理成章：加強監管市民。

這種邏輯的荒謬，在於它將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關係徹底倒置。政府是僱員，市民是僱主，僱員出了錯，卻說要加強監管僱主。立法會的精英本應定大策略、把大方向，如今卻被浪費在討論雞毛蒜皮的問題上。「監管」二字固然重要，但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有沒有能力監管」。一個連自己內部責任都無法釐清的系統，憑甚麼監管社會？一個不敢面對自身迂腐的政府，憑甚麼說服市民它會改好？一國兩制走到今天，勢必要放棄「迂腐」的舊路徑。

有一種病叫「將軍症」，得了這種病的人坐在指揮部裏看地圖，覺得自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卻從未踏足前線，不知士兵的鞋底磨穿了幾雙。迂腐的管治正是將軍症的變種：坐在辦公室裏寫監管指引，覺得自己解決了問題，卻不知問題的根鬚從未被觸及。

迂腐的本質就是用教條代替調查，用程序代替結果，用「監管」代替「負責」。

中國剛剛閉幕的二十屆五中全會，把持之以恆反腐與從嚴治黨放到核心位置。其核心目的並非停留在口號或說教，而是為了讓中國發展得更好：清除權力尋租與利益固化，讓資源更多流向真正能創造價值的產業與社會發展。當腐敗不再成為市場障礙，公平競爭才有空間，創新才有土壤，經濟才不會被層層盤剝拖慢。這是對社會實實在在的貢獻，也是為高質發展清障鋪路。

香港必須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而這一切的前提，在於落實「從嚴治港」。香港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最嚴厲的手段，審視並重塑管治團隊的責任與擔當。在「港區國安法」落實、社會由亂及治的堅實基礎上，國家在科技創新等各領域已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大灣區建設更為香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廣闊機遇。香港必須藉此大勢，堅決摒棄過去由反對派製造、遺留至今的「迂腐」狀態——這種迂腐正是昔日政治內耗與推諉塞責的惡果。要徹底改變，關鍵在於「港人治港」必須真正嚴肅起來，嚴厲推動深層次改革，將精力從繁文縟節轉向實幹興邦。

近期局長辭職，特首責成一司四局（包括財政司在內）全力跟進「宏福苑」火災，這正是檢視管治效能、落實「從嚴治港」的關鍵契機。解決這些問題，絕不能重蹈覆轍，再次陷入「以監管代替責任」的舊模式，用繁瑣的新框架和指引去敷衍市民，這只會令市民失去幸福感。香港必須學習求真求是的精神，高度重視溝通與實幹，在體制與生態上進行徹底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改革。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自我承擔，而非創設新框架來逃避真正的責任。在中央的堅強指導與大力支持下，香港必定能脫離困局。大灣區等宏觀政策已為香港搭好舞台，但歸根究底還是要香港人「自己爭氣」。香港必須拿出這口不甘落後、敢於變革的底氣，重塑有為、敢於承擔的治理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