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穿越「美國衰落論」的表層

美國衰落了嗎？這大概是21世紀以來最具話題性的全球之問。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2023年春天，一篇題為《為什麼美國還沒有衰落》的譯文在中文自媒體上「靜悄悄」地流傳開來。這篇出自《經濟學人》之手、原題為《美國驚人經濟成就的啟示》的社論，細數美國沒有經濟崩壞、反而變得更加富裕的種種理由，又一次激起「美國衰落論」之爭。

事實上，這並不是人們第一次討論美國衰落。據說最早的版本在20世紀初的美國就已出現，到20世紀末討論達到高峰，進入本世紀則更為火熱。[1]過去二十多年來，在由恐怖攻擊、經濟危機、社會動盪、公共風險、地緣衝突、意識形態對抗等湍流組成的歷史駭浪中，不同版本的衰落論或反衰落論此起彼伏，已經從一種美國焦慮變成一種全球性的話語景觀。

那麼多人關心美國有沒有衰退，到底在關心什麼？

如果僅僅從結果意義上究問“是否衰落”，恐怕還言之過早，而且難免浮於自以為是的武斷或一廂情願的誤判。相較之下，從長時段認識美國興衰變革的歷史規律，從結構意義上掌握美國及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升降起落，或許是更為要緊的真問題——它不僅關乎美國的命運，更關聯著人類文明的走向，也影響著無形中中國的未來選擇。這正是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的《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的核心關切所在。

如其所言，任何對美國衰落論的簡單重複，不僅在理論上是膚淺的，在政治上更是有害的。[2]從長歷史來看，人類正處於數百年全球化運動所造就的「深度全球化」時代，其底層架構乃是大航海時代以來步步建構、最終在美國手中編織成型的世界帝國。有關美國國運的變奏，就深藏在世界帝國的譜系之中。因此，唯有認真研究近代西方主導的世界帝國建構的歷史過程，進而剖析美國版世界帝國體系的構成和內在矛盾，我們才能穿越「美國衰落論」的表層，深刻掌握美國問題的歷史趨勢，從而為我們思考一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必要的智識基礎。

▌「世界帝國」：重新認識美國的元框架

說起帝國，這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詞彙，它勾起的往往是關於帝國主義和殖民壓迫的黑暗記憶。也正是出於對帝國主義的拒斥和警惕，後冷戰時代以來，人們在歌舞昇平、燈紅酒綠的繁榮新時代中，選擇性地遺忘了「帝國」話語，以至於從大眾認知到理論研究，帝國問題幾乎成了一個談虎色變的話題。

然而，在歐美公共論述中，「帝國」概念頗為流行，歐美學界關於帝國、帝國史、新帝國史、新帝國主義等方面的研究不僅沒有中斷，反而如火如荼。[3]

因為在真實的世界裡，帝國的身影從未遠去——肉眼可見的帝國在國際法的意義上消失了，“沒有帝國的帝國”卻在陸海空天的各種場景中若隱若現； [4]大英“日不落帝國」的餘暉剛落下，美利堅就毫不避諱地接過「新羅馬帝國」的衣缽。[5]

如果沒有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的血腥刺激，如果沒有顏色革命、「混合戰爭」、制裁大棒的強力衝擊，如果沒有阿爾斯通高層下獄、中興公司被重罰、孟晚舟被扣押等事件的連續敲打，人們差一點就要相信：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平等、自由、文明的國際社會，只要老實本分地照著某種既定「規則」辦事，就能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機會和紅利。正是這些赤裸裸的叢林戲法，讓人幡然醒悟過來：原來這個名義上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所組成的世界，依然是一個強者的世界；原來這個看上去是平的世界，依然還在中心與邊緣的等級序列上一再重複著對強者的臣服實驗。

一個褪去帝國外衣卻處處染著帝國色彩的複雜多面體，逐漸顯露出來：

經濟這一面，它表現為一個以全球貿易和生產網絡為基礎，金融上層、跨國資本與科技巨頭相互支撐，利益高度壟斷和分配失衡的世界經濟體系；

政治這一面，它表現為一個以軍工複合體、全球駐軍以及暴力輸出為基礎，結盟政治、國際機制與法律長臂共同作用，奉行實力原則的帝國式秩序；

文化這一面，它表現為一種以宗教和英文為基礎，推行自由主義和美式人權論述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6]

強世功認為，這些力量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它們往往相互疊加和纏繞，進而擴展出不同的政治邊界、軍事邊界、法律邊界、經濟邊界、國籍邊界、種族邊界和文化邊界。[7]這些階級化的邊界不規則地交織在一起，時而隱匿於日常生活與大眾觀念之中，時而顯現於地緣博弈和國際衝突之上，最終呈現為一個美國主導的、具有支配性的隱形「世界帝國」。

對於這樣一種描述，人們自然會有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人類的帝國時代早已終結，也許帝國主義依然存在，但帝國早已失去其文明根基、法律根基、道義根基，特別是力量根基，世界已步入民主化時代，自由、平等作為根本政治價值已成為全人類的政治追求，又何來如今的世界帝國？[8]

另一種觀點則指出，帝國問題具有現實性，事實上，人們對於帝國問題的爭論，特別是對於美國作為一種帝國存在的爭論已經持續一個多世紀。[9]一些西方右派和自由主義者就公開承認帝國和帝國主義，包括弗格森（Niall Ferguson）、拉爾（Deepak Lal）等在內的一些學者不僅為英帝國辯護[10] ，而且認為美國是一個「不敢稱呼自己為帝國的帝國」[11] ，美國應該擔起責任、建立帝國統治[12] ，從非正式帝國轉向正式帝國[13] 。左翼學者則批判全球化時代的帝國政治秩序，例如：哈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確指出，帝國已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的主權形式，「它由一系列國家的和超國家的機體構成，這些機體在統治的單一邏輯下整合”，背後則是全球資本的控制；[14]而哈維（David Harvey）則批判新帝國主義，認為美國不僅在世界上處於主導地位，而且已成為帝國——無論表現形式是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還是新保守主義的帝國主義，其實質是一種新的「資本帝國主義」。[15]

這種爭論本身就反映了帝國問題的現實性，而且與人們傳統上認知的具備軍事暴力、殖民主義、寡頭專制等典型特徵的顯性帝國不同，這些爭論往往指向一種具有霸權支配性的隱性帝國，進而延伸出一條理解當今世界體系的不同進路。

其實，把兩種觀點放在一起看，究問帝國作為實體是否存在，與探討帝國作為觀念和形態如何實質地塑造世界，是兩個不同維度的嚴肅思考，體現了對「帝國」概念的不同理解。這恰恰反映出帝國作為一種問題的內在張力，以及從帝國視角觀察世界秩序的現實性。《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作為後一個維度的最新理論拓展，正是以唯物主義的批判視角，重新審視世界帝國的生成機理，為我們重新認識美國的表和里，揭示美國版世界帝國體系特徵與歷史局限，以及作為世界帝國的美國和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的內在矛盾，提供了一個元框架。

在強世功看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帝國，不是想像中的世界主義，而是一套具備力量現實感和製度現實感的全球體系。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心國家正是在這套體系之上，建構起具有壟斷性的全球法秩序；另一方面，這體系所內含的各種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基礎設施— —包括以聯合國和國際基本準則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系、經濟貿易規則、金融交易系統、全球交通網絡、互聯網等，特別是全球性的人類互動方式，已成為全球公器。

而從長時段看，世界帝國得以立足的真正根基，是地理大發現以來人類從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普遍歷史過程，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就是塑造了現代人習以為常的「全球性」狀態——基於全球連結和互動的現代生活方式。回溯歷史，人類歷史經過漫長演變，陸續出現不同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為全球歷史版圖的書寫埋下伏筆。而後地理大發現拉開人類從陸地秩序走向海洋秩序的近代序幕，也進一步推動人類從分散、相對隔絕的區域發展歷史轉向統一、相互聯通的世界普遍歷史的整體過程：新航路的開闢和新大陸的發現，帶動了全球商業貿易、市場經濟和工業革命，直到形成全球性的經濟網絡；商業、資本與新階層的壯大，引發了社會政治劇變，於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等匯聚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推動人類歷史從古典神性時代邁向現代人性時代。這場告別神性的「啟蒙理性化」潮流（不僅包括商業、貿易、科技的理性化，也包括科層、法治等治理技術的理性化），透過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商貿流通和殖民統治，把世界其他區域一併捲進來，客觀上凝成全球化的洪荒之力。

但全球性的塑造過程並不是一條「誰改造誰」的直線，而體現為雙向的衝突與互動，即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與邁向全球性的普遍歷史運動同時發生的，是區域性的多元歷史（多元文明）反抗普遍歷史（普世文明）進程的反向運動。這種反向運動往往以宗教衝突（如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民族衝突（如19世紀的大國遊戲）、階級衝突（如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文明衝突（如21世紀的全球政治）等方式展現出來。兩種運動的交織與碰撞，形成歷史發展的波浪交替過程，客觀上推動人類歷史從傳統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1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世功認為世界帝國是近代以來人類理性化的必然產物，是在西方主導下，世界各地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和塑造歷史進程的一種結果。[17]事到如今，獲得全球性的人類已經不可能回到相互隔絕的狀態，也只能在全球性的基礎上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理性化的過程也埋下了異化的種子。是理性化把人從神意的節制下鬆綁出來，使人脫離宗教或道德層面的神性追求，降格為被動物式慾望驅動的主體。圍繞著人欲釋放、人性伸張所發展出來的“普世文明”，本質上不再以古典的美德，而是以現代性的力量[18] ——如工業能力、科技能力、戰爭能力、造富能力等－為標準，重新區分文明與野蠻，由此形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法則，最終將人類社會改造成一個赤裸裸的慾望社會。[19]

如此說來，理性化所造就的世界帝國其實是一個「空洞化」的慾望世界，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價值觀成為一件包裝的外衣，只剩下技術化和動物化這兩副軀殼：動物化激髮人透過政治、經濟、科教、法律、文化等各層面的技術化來不斷填補欲壑，慾望的不斷膨脹又使技術化走向激進和偏離，反過來加劇人的異化，甚至使人與人重回霍布斯式的「戰爭狀態」 [20] 。

由此可見，現代人享受了全球互聯與生產力躍升的好處，卻並未真正擺脫野蠻與蒙昧，支配現代世界的仍是慾望與力量的「霸道」。如果任由世界帝國為霸道所左右，而缺乏真正文明意義上的「王道」的規訓，那麼這樣的世界帝國，這樣的普世文明，非但無法創造永久和平，反而很容易引發衝突和畸變，甚至把人類文明推向危險的境地。

▌權欲反噬作用：美版世界帝國的結構矛盾

今天美國所面臨的根本矛盾正是世界帝國內在矛盾的最新表徵。世界帝國幾經迭代，至今仍未擺脫「霸道」的支配。過去是以英帝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帝國，即所謂「大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21] 。彼時的美國，也曾扮演挑戰舊秩序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者」[22] ，推動建立全球民主治理體系；今天則是美國霸權統治之下的全球秩序，即一個美國版的世界帝國，也有人稱之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23] 。

與殖民帝國不同，美國版世界帝國雖然還是以軍事暴力為基礎，卻放棄了領土擴張、殖民統治等有形的帝國模式，而是創造出並且主要依賴於一系列無形的帝國技藝——如前所述的經濟、政治、文化多重體系－來控制整個秩序的運轉，從而維護「沒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體系」 [24] 。它也不再訴諸殖民掠奪，而是一方面依靠「國家和帝國政治」的混合模式，運用政治、外交和軍事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實現權力和利益目標；另一方面透過生產實踐、貿易、商業、資本流動、資金轉移、勞動力遷移、技術轉移、貨幣投機、資訊流通和文化衝擊等來靈活運作經濟權力，完成“資本積累在時空中的分子化過程”，從而取得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25]在哈維看來，這種隱藏的利益攫取或資本累積機制，是一種極不對稱也不均衡的交換關係，本質上是以損害其他國家為代價來增強少數特定國家的財富和幸福。[26]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還受到一定程度的製約，那麼，在後冷戰時代，隨著美國成為單極霸權並致力於建構“新羅馬帝國”，世界再次進入一種具有壟斷性的國際專制秩序，人們也見證了美國從「解放者」成為「霸凌者」的蛻變過程：美國不僅繞過聯合國體系，透過軍事手段和「混合戰爭」排除異己，而且以普世文明之名輸出美國模式，在世界各地引發衝突和混亂，從而坐收漁利；為了擺脫其國內危機，美國一次次「公器私用」，將全球化建立起來的世界經貿體系、創新體系、法律體系，等等，異化為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戰和科技戰，進而實現美國利益優先的工具。[27]這種權力任性，是技術化與動物化的慾望邏輯的極致表現，不僅與世界多極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趨勢背道而馳，也超越美國國際信用的底線和自身國力的極限，必然激起從世界到美國國內的各種反抗力量。這是今日美國面臨的根本矛盾，也是當前世界秩序陷入動盪的根本原因。

從世界範圍看：

為了維持霸權既得利益，美國版的世界帝國正變成一種封閉體系、失衡體系和錯位體系，在野蠻化中逐漸走向全人類福祉的反面。

其一，人類歷史的大勢是走向全球開放、互利合作，但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卻是一個陣營化的封閉體系，也就是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這個封閉體系本質上是一個中心化的強支配、高汲取系統，規則由體系主導者來定，超額利潤也多由主導者佔取，從而在根本上決定了整個體系發展以及各國在體系內發展的有限性。例如，美國基於對全球經濟體系的掌控，透過一系列法律將「經濟制裁」變成了一種類似中世紀教皇開除教籍的法律權力。任何國家一旦被美國制裁、封鎖和孤立，就意味著被開除“球籍”，它們要么選擇對美國俯首稱臣，要么被排斥在美國控制的全球體系之外。[28]

其二，現代國際法確立了主權國家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本原則，但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卻是一個以實力為基礎的、少數國家佔據中心位置的失衡體系。從客觀法則來說，世界發展格局會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出現「風水輪流轉」的局面，進而改變「中心—邊緣」結構，這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然而，美國基於其世界帝國的中心地位，運用各種力量來捍衛從中心到邊緣的等級支配結構，並透過規則制定權，試圖將這種結構固定化乃至永久化，從而獲得金融壟斷和經濟霸權所帶來的超額利潤。這種不平等的結構及製度性安排，已成為世界發展的障礙。例如，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為更多人帶來福利成長，卻與美國基於技術壟斷的既得利益產生重大矛盾。為此，美國利用世界帝國的手段機制，對中國採取全方位的“混合戰爭”，圍堵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實際上是打壓中國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總體福利。[29]

其三，處於全球高風險時代的人類尤其需要患難與共，透過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對話與合作來實現共同繁榮，然而，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卻出現了權力和責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明顯錯位。[30]一方面，美國掌握著世界帝國的主導權，享受這種主導權的利益，卻越來越不肯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反而處處強調美國優先（白人優先），把因世界金融危機、國際治理困境、疫情危機等所產生的問題和衝突轉嫁給全世界。[31]另一方面，區域性文明的復興，中國等新興力量的崛起，使全球經濟基礎發生劇烈變化，政治多極化和文明多元性日益顯現。這意味著美國基於「歷史終結」而推崇的普世文明，以及由此建構的世界帝國的政治法律制度，都需要做出調整，以促進新的文明對話和國際合作。然而，美國抱守區分敵我的固有思維，基於文明衝突論和種族優先論，不惜選擇打壓和圍堵的方式，鼓動結盟化、陣營化的對抗，製造出一個「起火的世界」。隨著三重變異的加深，霸道的世界帝國與全人類的利益漸行漸遠，勢必招致普遍的不滿，從而陷入反抗、鎮壓與失道的泥潭。

從美國內部看：

隨著美國的帝國化，跨國資本與美國國家力量結合所形成的霸權利益，與美國作為政治國家和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之間，衝突越來越難以協調，其結果是美國的自我消耗。因為世界帝國的霸權利益在全世界，但主要依靠中心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國家能力來支撐，這意味著，權力的任性，實際上是以裹挾美國自身為前提的。換句話說，美國的利益一旦全球化，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自然要成為資本全球鏈的一環，美國不僅要享受其中的紅利，也要把自己交出去，承受資本全球逐利所帶來的一部分政治經濟代價。

然而，這種紅利與代價的分配在美國內部是極不公平的。事實上，作為世界帝國的中心，美國本身就是一座慾望之都，圍繞慾望和實力而形成的社會等級結構已高度板結化，呈現為“一條從上到下永無止境的勢利鏈條”。[32]

長期以來，由華爾街金融資本、軍工資本、大宗商品資本、科技資本等組成的壟斷財閥與美國政治權貴結盟，並在議員、執法機關、司法機構、情報機構、律師、企業高管、基金會、媒體等構成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的配合下操控美國的政治和法律，成為美國內部一股不受約束的力量。[33]這一上層階級實際上也是世界帝國的統治階級，他們吞食全球化和美國霸權帶來的紅利，動用世界帝國的全部力量來保護美國資本的全球壟斷利益，實現“贏者通吃” ，卻帶來三個後果：

其一，從長時段來看，美國國家利益讓位於資本全球利益，圍繞資本利益最大化而展開的金融優先、資本集中、產業轉移、對外濫用武力等一系列操作，消耗了美國自身發展的基礎。

其二，美國的廣大中下層人民特別是白人勞工群體承擔了美國被消耗的代價。他們起初是全球化物質豐裕的受益者，但在繁華盛世中養尊處優，逐漸喪失競爭力，變成被社會性否定的美國「後排人」[34] 。隨著美國資本向外尋找低成本窪地，他們事實上被拋棄，成為拉里·M.巴特爾斯筆下「不平等的民主」的受害者。[35]而外來移民的大量擁入，更是加劇美國內部的族群衝突。被身分政治割裂的底層人民，從相似階級分化為一個個群落[36] ，他們在「文化戰爭」中相互消耗，社會矛盾不斷淤積。[37]

其三，與美國對外行動的果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內事不決。在上層階級內部，打著高尚道德主義的政治勢利之風盛行[38] ，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客利用美國政治體制開展博弈，在美國內政事務中頻頻上演“否決政治”，形成了“不解決問題」的精英戲法[39] ，使得美國許多深層問題久拖不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出現了「下層民眾造反的時代」[40] ，從白人勞工階級選擇另類資本家川普，到川普挑戰美國精英建制派，再到「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攻占國會山」事件，這些內部反制性力量的噴湧而出，暴露了世界帝國的統治階級與美國下層階級之間的深刻矛盾。

▌餘論：美國鎖定美國的“權力魔咒”

如果說世界帝國得益於理性化的孕育而難逃理性化的“鐵籠”，那麼美國也正是在建構世界帝國的過程中，深陷慾望與權力、技術化與動物化的糾纏之中，從而鎖定了美國自己——這不僅僅在於美國把基於「歷史終結」的普世文明，作為人類文明模式的終結版，從而把自己鎖定為文明衝突中當仁不讓的優勝者，反過來變得野蠻化；也在於美國始終抱持著「強者—弱者」「中心—邊緣」「我們—敵人」的固有思維，以世界帝國為私器，來把守帝國的中心地帶，把自己鎖定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既得利益者。

依照這個命定論，中心國家永遠佔據中心位置，以開化其他國家、民族乃至文明的「昭昭天命」為名，行自我利益優先之實；而半邊緣、邊緣國家永遠居於邊緣，成為普世文明的臣服者和世界帝國的納貢人。這種所謂的天命，更像是一種自封的優越性，並不符合天道自然。人類歷史上的多輪全球化都以打破某種壟斷性的國際專制秩序為標誌，如達爾文所言：「如果說從對過去的漫長檢視中，可以發現什麼不變的事實，那就是歐亞世界對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一規範的抵制。」[41]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野蠻擴張，也必然面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巨大張力，面臨來自全球地理空間上的邊疆地帶和內部階層分界中的邊疆地帶的雙重反抗。[42]

對於這種世界性的反抗，已經自我鎖定的美國，回應也必然是民族主義而非世界主義的。過去一個時期，人們親眼見證了美國如何透過對邊緣國家的無形掠奪、對競爭對手的有形封堵以及多種形式的向外“甩鍋”，來延緩或轉嫁矛盾。這當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正如烏爾里希·貝克在《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中所強調的，誰在世界性的超級遊戲中只打民族國家的牌，誰就輸。[43]美國對世界秩序的支配權，與其在使用這種權力、履行相應責任時的民族主義風格，是極不對稱的，其結果是形成“權力任性—內外失調—轉移矛盾—加劇失調”的內耗循環，不僅傷害美國自身，也迫使世界其他國家承受代價。那些支持美國開闢帝國新事業的理論家，曾寄望於美國承擔世界責任，卻不料成就帝國霸業之後的美國，不但在履行責任時消極怠工，而且在行使權力時任性失控。還有不少人寄望於美國民主體制所具有的自我糾錯能力，可以使美國及其領導的世界秩序走向「王道」。然而，當民主的體制及其意識形態本身都被綁上慾望的戰車，成為世界帝國統治階級食利全球的器具，糾錯顯然已不切實際。

就此而言，美國鎖定美國，無異於世界帝國的權力魔咒。在這道魔咒下，力量輻射全世界的美國，和當年過度擴張的羅馬帝國一樣，在功成名就之後漸漸墮入自我腐化的陷阱。[44]而在霸道不肯退場、王道猶未到來的晦暗時代，這道魔咒不僅困住了美國，也讓全人類身陷高風險的混沌之中。此情此景，對於任何希望獲得基本尊重和公平對待，希望參與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創造更加美好的人類生活的文明體或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深刻的警醒——不僅要避免犯下和美國一樣的錯誤，更要在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基礎上尋找世界秩序的新的普遍性。

這種“普遍性”，不應是慾望社會的普遍性或動物化的叢林法則的普遍性，而應在理性化歷史進程所推動的技術之“明”的基礎上，重新思考超越性的精神之「文」的問題，從而扭轉被顛倒的文明與野蠻秩序，推動人類從世界帝國的精神控制和權力支配下解放出來，為共同的世界賦予文明的意義。[45]這也是我們重新認識美國、重新理解世界的要旨。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