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李在明政府上台後，韓國外交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雙重姿態：一方面，中韓關係回暖成為區域政治中的重要信號；另一方面，日韓關係並未因此降溫，反而在安全、能源與地區秩序議題上持續推進合作。對於一個並非右翼出身、且以修復中韓關係為重要外交方向的政府而言，繼續維護日韓關係，折射出韓國深層政治結構中較頑固的力量格局。

理解這一矛盾，不能只停留在「進步—保守」的表層二分。韓國保守主義本來就不是伯克式的傳統保守主義，而是在冷戰分裂、反共建國、美國安全依賴、財閥發展主義和威權統治遺產中塑造出來的特殊政治形態。進入21世紀後，伴隨「新右派」與「新親日派」的興起，這一保守主義又進一步異化為以歷史修正主義包裝現實利益、以「國家利益」淡化殖民創傷、以「價值同盟」掩蓋依附結構的政治敘事。

因此，李在明即便試圖推動中韓親善，也必須面對韓國國內強大的親日右翼勢力、保守派媒體網絡、財閥利益結構和安全同盟慣性。日韓關係的維持，不只是外交層面的權衡，更是韓國保守主義長期嵌入國家結構後的現實結果。

本文深入分析了韓國保守主義的演化路徑，指出韓國保守主義的危機並非簡單來自選舉失利或政黨更替，而是來自其無法同時回答民族自主、歷史正義、民主合法性與社會公平這四個根本問題。

本文原載《東北亞學刊》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韓國保守主義的異化：

從依附性發展到合法性危機

大韓民國建國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根基於極端反共和親美的「生存型保守主義」，其核心目標是確保政權生存、發展經濟以證明體制合法性，並非哲學或文化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西方保守主義奠基者伯克強調保守主義對社會傳統和有機漸變的維護，認為人類社會不是建立在完美的理性設計上，而是建立在傳統、經驗、習俗、道德與緩慢演化之上。韓國的保守主義則不同，其是在冷戰格局與依附性發展模式下形成的特殊形態，核心特徵表現為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與財閥的資本共生以及對威權遺產的延續。保守主義政黨上台，無論是軍部支持的或是民選的，都不斷發生執政危機。

自21世紀初以來，韓國的保守主義發生新變化，其內部衍生出所謂的「新右派」與「新親日派」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敘事和親日政策，進一步加劇了保守主義的合法性危機。這種異化現像不僅折射出韓國政治文化的深層矛盾，也揭示了保守主義在現代轉型中的結構性困境。作者從歷史根源、異化表現和合法性危機等不同向度，深入分析韓國保守主義的蛻變過程。

▍依附性發展與傳統保守主義的形成

1948年8月建立的大韓民國，並非朝鮮半島民眾自主選擇的統一建國進程，而是在美國杜魯門政府違背《開羅宣言》確立的在朝鮮半島建立獨立、統一和民主政府的精神，透過美國佔領軍軍政府推翻「朝鮮人民共和國」、鎮壓半島南部反朝鮮分裂和反獨裁政權的精神，透過美國佔領軍政府推翻「朝鮮人民共和國」、鎮壓半島南部反朝鮮分裂和反獨裁主義的背景下，聯合國人民化選舉所以，從其誕生之初，韓國政府就制定了《國家保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起以反共、反民主、打壓異己為核心的威權體制，對朝鮮勞動黨為首的左翼進步力量、民族主義民主勢力及反對南北分裂的社會力量進行持續肅清與壓制。這種「建國的非正義性」成為長期主導韓國政治的保守主義陣營難以擺脫的歷史原罪。

迄今為止，大韓民國已經經歷了六個共和國。史稱「第一共和國」的李承晚政府時期（1948—1960年）是由自由黨執政，其社會基礎是極右、親美、反共的保守勢力，該政權具有明顯獨裁性質，主要依靠鎮壓反對派與異見力量來維持統治。 1958年，李承晚政權甚至以莫須有的「間諜罪」處決韓國進步黨委員長、韓國政府首任農林部長曹奉岩，進一步扼殺進步勢力的生存空間。保守主義在經濟領域選擇了一條依附性發展道路。[編按：第二共和國是大韓民國於1960年6月15日至1961年5月16日間存在的短暫民主政權。 ]朴正熙執政時期，韓國先後經歷兩屆共和國，即1961年透過軍事政變建立軍部政權的第三共和國（1961—1972年）以及朴正熙透過發動「自我政變」 後確立的第四共和國（1972—1980年）。這段時期的發展路徑是在國家權力庇護下，依靠政商結合、扶持財閥資本實現的。政府透過控制銀行信貸、提供特惠政策，定向扶持特定大企業，創造了「漢江奇蹟」。同時，也形成了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這種發展模式雖帶來經濟成長，卻造成了保守主義與民主原則之間的根本對立。財閥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政府則需要財閥的經濟績效和政治獻金，從而形成了「政-經-媒」鐵三角的壟斷性權力結構。韓國經濟成長的成果被財閥和權力階層攫取，而勞工權利則被系統性壓制。

韓國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存在先天結構性缺陷，其核心是扭曲的「反共民族主義」，為反共，可犧牲國家主權而依賴美國軍事力量，將民主運動定為「容共」予以鎮壓，甚至擱置或淡化對日本殖民歷史的清算，使親日分子受到庇護。這種以反共凌駕於民族利益、以依附置換國家自主、以鎮壓消解民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使其民族主義敘事從根源上缺乏說服力，其話語體系始終難以擺脫歷史原罪的陰影。

▍走向保守主義的異化：“新右派運動”與“新親日派”

1920世紀末，以全鬥煥為首的新軍部建立了第五共和國（1980—1988年）。在當時民主化運動的強大壓力下，接替全斗煥政權的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簡稱民正黨）代表盧泰愚與反對黨一起制定了第八部憲法，成立了第六共和國（1988年至今）第一屆政府，即由民正黨、民主黨與共和黨三個偏保守黨組成的金泳三「文民政府」（1993—198年）。特別是1998年春，代表民主力量的自由派金大中聯合政府成立；2002年，出身平民、屬於開放民主黨非主派的盧武鉉政府上台。兩次政權更替，使連續失去政權的保守主義右翼大國家黨深感危機。該黨2002年3月聚集“正確社會市民會議”組織為首的保守勢力，於2003年3月1日利用第二次朝核危機，組織“反核、反金（正日）自由統一三·一節國民大會”，正式集結。這些團體自稱為“新右派”，並迅速形成規模。

2004年10月20日，開放民主黨向國會提出廢止《國家保安法》，提交《查明歷史真相法》、《私立學校法修正案》、《媒體關係法》等法案。 2005年5月，盧武鉉政府依此前國會通過的《日帝強佔下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特別法》，建立了直屬總統的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糾明委員會，根據歷史罪證公佈《調查報告（2006—2009年）》，先後確定了705人的親日尊者以及李正派。在此情勢下，保守勢力的邊緣化，以及因90年代一系列改革而遭到的利益打擊達到極點，促使其加速分裂與整合。而「文民政府」時期，尤其是金大中、盧武鉉政權時期寬鬆的政治氛圍，為保守勢力重整旗鼓與新保守主義的成長提供了空間。  

韓國的政治民主轉型不久便趕上了金融危機，恢復和發展經濟成為重中之重，新執政者來不及在思想領域對極權主義進行清算，民眾在政治理念上缺乏對保守主義的必要警惕。結果，韓國新保守主義在盧武鉉執政時期形成氣候，實現了世代交替。

韓國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發生在金泳三政府後期。1995年12月15日，金泳三第四次改組內閣，此時韓國政治已明顯趨向保守，「實用主義和保守主義並行抬頭」。 當時韓國經濟出現泡沫化，經濟活動失範且分配不公，產生嚴重的社會犯罪，以至出現綁架、勒索、殘殺與焚屍一條龍「作業」犯罪團伙的極端現象，政府除不斷改組外始終拿不出有效對策，民眾對前景普遍喪失信心。1996年4月11日，參加第15屆國會選舉的新韓國黨、新政治國民會議、自民聯和民主黨候選人在競選論戰中，競相爭奪「保守主義」招牌，紛紛自詡所屬政黨是「真正的」、「穩健的」或「唯一的改革取向」的正統保守派勢力，指責對方是「保守派的保守派的」。這場政治鬧劇使韓國保守主義主張淪為爭權奪利的空洞口號。在這種政治虛耗中，1997年1月23日韓寶集團破產，直接拉開了韓國金融危機的序幕，成為韓國保守派治理失敗的鮮明註腳。

盧武鉉政府執政正逢韓國金融危機後國家經濟低迷時期，其對朝政策又未能阻止朝方核武開發，民眾懷疑開放民主黨的執政能力，進一步助長了右翼保守勢力的抬頭。被彈劾的總統盧武鉉再度復職所體現的民主力量成長，又使得新生的右派勢力愈加認為舊右派無能，也愈發感到重新集結力量的緊迫性，結果以“新親日派”為主要成分的“新右派”勢力成了氣候。

2004年10月4日，約160餘個右翼團體在漢城市廳前廣場舉行“死守《國家保安法》的國民大會”，有30萬人參加，六名前總理作為大會主席。於是，以11月「自由主義連帶」的成立為起點，「教科書論壇」、「新右派智庫網」、「新右派網路」、「新右派全國聯合」、「新右派教師聯合」、「新右派文化體育聯合和新右派財團」（後來更名為「時代精神派」）、「基督教新右派等新右派。新右派將此自我標榜為“21世紀韓國版文藝復興運動”， 廣泛傳播“健康的右派價值”。

2007年底的第17屆韓國總統大選是在「分裂的左派、決裂的右派」 的混亂政治生態下舉行的。 右派分裂為大國家黨候選人李明博和先前退出該黨的無黨派候選人李會昌兩股勢力，形成李會昌「正統保守」與李明博「新保守」、「新右翼」對決。結果，「新右派」與現有的右派團體「基督教社會責任」「韓國基督教改革運動」「公正教育權實踐運動本部」等合作，使李明博得以勝選。至此，舊有的「正統保守」派退出政治舞台。

這時，新右翼與新滋生的親日分子開始發動攻擊。 2016年7月26日，韓國最大文化團體，擁有1.3萬名會員的韓國文人協會理事會不顧「歷史正義實踐連帶」等組織的反對，決定設立「六堂學術獎」為「春園文學獎」。而「六堂」「春園」是崔南善、李光洙的「雅號」，二人號是韓國政府列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名單的核心人物。自2008年以來，「新親日派」連續發動兩次歷史觀對決，首爾未來社連續出版《反日種族主義》《與反日種族主義的鬥爭》等書籍，公開挑戰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姦罪行的歷史清算。這些書籍依據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代表人物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觀”，否認日本侵略罪行。

日本投降後「南韓」的狀況，為右派與親日派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社會條件。 在美國軍政府以及韓國自由黨和軍政府的庇護下，以「普成集團」為核心的親日勢力在大韓民國建立時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並打造了21世紀新親日勢力的主要社會基礎。

韓國輿論認為，李明博政府的成立，意味著從進步主義回歸保守主義，是時隔十年的「政權交替」。韓國保守主義重新奪得政權，是對1990年代以來進步主義主導政權的民主運動的系統性轉向。

作為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重要思潮之一的保守主義，因其脈絡或歷史階段的不同，有著不同的意義，本質上是一種強調既有價值或現狀的政治哲學。一般而言，保守主義認為財產和地位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會領導權屬於社會精英，強調代表連續性和穩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維護傳統社會紐帶，主要代表既得利益者，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農民、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等當中保守分子的訴求。現今美國與西方國家又出現了從自由主義轉變而來的新保守主義，核心是批判現代自由主義的「大政府」 與文化激進主義，同時融合保守主義的道德秩序與強硬外交理念，亦稱其為現代右翼保守主義，帶有民族保守主義與強硬威權色彩。

韓國的保守主義則不然，不僅與進步主義對立，而且真正反對民主主義。韓國的保守主義源自於近代獨立協會和以金九為首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路線和綱領，當時的保守主義以民主主義為根基，甚至包含一定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但是，大韓民國建立後，從李承晚執政開始，保守主義蛻變為反民主的保守主義，後經朴正熙、全斗煥直到盧泰愚，歷時40年的獨裁統治，至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反民主的保守主義逐漸衰弱。

韓國進步學者認為，韓國保守主義的特徵是在民主口號下否定民主主義的基本內涵，將真正主張民主的人士視為“赤色分子”；反對民族主義，反對徹底清算親日派，將安重根和尹奉吉的行為稱為“恐怖主義”；維護獨裁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反對福祉主義，是“畸形的保守主義”。韓國學者所謂的保守主義主要是指保守主義的右翼，即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李明博、朴槿惠、尹錫悅代表的保守主義；而民主黨體系的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所代表的，則是中道保守主義。

在分裂的外部環境下，韓國存在著保守主義的社會土壤。根據保守立場的《朝鮮日報》2008年公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結果，韓國社會自認為持中間立場者佔63%，支持保守主義的佔23%，擁護進步主義的佔14%；該報另一項有關調查顯示，支持保守主義的佔37.2%，支持進步主義的佔28.6% 1%。兩項調查顯示，保守勢力大於包括中道保守派與左翼進步政黨在內的政治勢力。韓國民主勢力上台後，保守勢力為重掌政權，把視線轉向民眾，利用其控制的傳統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透過《韓國論壇》《月刊朝鮮》等保守勢力媒體發動「保守行動主義」運動。於是，由政界元老、退役軍人和「失鄉民」、下野官吏，以及基督教總聯合會、保守學生聯隊等建立的組織紛紛登場， 最終異化為自稱「新右派」的「新保守主義」。

但是，正如韓國學者所言，韓國「存在保守勢力，但不存在保守理念」。 2000年前，韓國保守勢力並沒有秉持的保守理論體系。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韓國社會兩極分化加深，因此，李明博保守政權的建立與其說是保守主義政策或保守主義理念的勝利，不如說是迫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金大中、盧武鉉兩屆政府加大反面分配的力度，加強對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視，從而為改革性保守主義的形成了一套可近利主義的工具並贏得新舊保守勢力的支持，從而促成​​李明博的上台。

2005年11月，時任大國家黨代表的朴槿惠、首爾市長李明博等保守勢力領導人物現身「新右派全國聯合」成立大會，標誌著泛保守營壘在革新型保守主義旗幟下形成為聯合勢力。他們強調時代差異以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原國民力量黨首李俊錫等年輕保守派人物強調「民主化時代對工業化時代」。以尹錫悅為首的國民力量黨屬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強調威權、親美反華、對朝強硬、反多元、親財閥。

韓國新保守主義並沒有擺脫思想意識偏執、發展層次粗淺的狀態，以致其「保守行動主義」發展成為向包括左翼保守政黨在內的「進步勢力」施暴的程度。 2009年3月20日，在首爾大法院前​​，發生了保守團體侮辱、衝擊“民主化實踐家族協議會”成員的暴力事件；6月23日，“在鄉軍人會6.25參戰勇士”等80餘人砸毀展示民主運動成果的建築物，哄搶展品，造成數人受傷；9月10日，以「大韓民國父母聯合」「韓美友好增進協議會韓國支部」為首的保守團體成員在首爾國家公墓性質的「顯忠院」示威，毆打祭奠金大中的民眾，並破壞、踩踏金大中墓地。

與出身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政界元老和舊軍部勢力為核心的保守主義不同，新保守主義是以部分386世代人士[”386世代「是韓國社會對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長的30歲人士的稱呼]為骨幹形成的社會力量， 且輿論多為知識分子、保守論2005年11月，朴槿惠、李明博等保守勢力領袖出席「新右派全國聯合」成立大會，標誌著新右派獲得主流保守政治勢力的認可。

▍合法性危機：異化保守主義的困境與悖論

「新右翼運動」最初是以「新親日派」組織「教科書論壇」「全國聯合」等為核心，以歷史修正主義進行系統性的歷史敘事。他們透過編撰《代案教科書》等手段，貶低民主化運動、質疑朝鮮半島近代化的內生動力、宣揚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近代化論”，為保守主義重構認同基礎。「新親日派」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親日勢力，而是在「實用主義」與「國家利益」包裝下的對日妥協派；鼓吹「超越歷史」的對日合作論，接納親日歷史評價。他們試圖透過歷史修正主義重建民族認同，卻因親日傾向陷入「賣國式愛國」的諷刺性境地，其民族主義敘事與民眾基於傷痛記憶的歷史認知產生嚴重衝突，導致保守主義在民族認同建構上始終缺乏真誠性與說服力。

新右派在國家歷史敘事中，主張以“建國節”取代“8·15”朝鮮半島“光復節”，其核心邏輯是淡化日本殖民統治，強調導致朝鮮半島分裂的南部“單選”建國的正統性。然而，這與韓國社會對殖民壓迫、強迫勞工、「慰安婦」等創傷記憶形成直接衝突，使保守主義難以建立文化主導權。

新右派號稱擁護“民主價值”，卻往往透過司法手段，強制解散代表工農民眾利益的左翼進步政黨、打壓勞工運動、控制媒體輿論，導致其執政的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

韓國保守主義依靠經濟成長的成效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但必然造成財閥壟斷與經濟不平等的結果。當經濟成長放緩時，這種基於經濟績效的合法性便難以為繼，而結構性改革又觸及其階級基礎，使保守主義陷入改革困境。韓國雖然是經濟發達國家，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性降低等問題日益嚴重，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進一步導致社會不平等加劇。這些問題都削弱了保守主義發展模式的基礎。保守主義面臨兩難選擇，要麼進行深刻的結構性改革，動搖自己的基礎；要麼維持現狀，陷於民眾日益不滿的社會環境。

右翼保守主義的親日親美路線與民族自主訴求存在根本矛盾，其越是強調“價值同盟”，親美媚日，就越是暴露其民族自主性欠缺。這種依附性始終面臨國內民族情緒的強烈反彈。韓國保守主義的異化過程揭示了一個深層悖論：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存在方式與民族主權民主原則有根本矛盾。

國民力量黨的尹錫悅政府執政期間，新右派與「新親日派」的聲勢興起，非但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興，反而是其合法性危機深化的表現。這種透過歷史修正主義和認同政治來重建合法性的嘗試，最終只會導致社會進一步撕裂和保守主義自身的空洞化。韓國政治要走向真正成熟，必須超越這種異化的保守主義，只有在徹底清算殖民歷史、實現社會和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穩固的政治正當性。

▍韓國的進步主義與進步派之辯

不能簡單地將韓國政壇劃分保守陣營（或稱右翼）和進步陣營（或稱左翼），否則將模糊韓國政治光譜的真實複雜性，並客觀上系統地邊緣化真正的左翼進步勢力及其政黨。

進步主義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源自於美國的社會思潮與改革運動，涵蓋教育、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進步派則是受進步主義思潮影響形成的政治派別或群體。以美西方進步主義與進步派概念套用於韓國政治體系，以「進步-保守」二分法的簡化標籤，無法充分認識韓國現代社會政治光譜的複雜建構。

一直以來，韓國政權（政府與立法機構）長期受財閥控制，代表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即進步陣營）一直遭到排斥、壓制。韓國主流政治勢力只能分為「自由派-保守派」或「進步自由派-右翼保守派」。被稱為韓國歷史上第一個「文民政府」的總統金泳三並非由「進步陣營」推選，而是作為新軍部執政的民正黨，以及在野的民主黨、舊軍部的共和黨合併的民主自由黨（簡稱民自黨）候選人掌握政權。 此後，金大中政府也是新政治國民會議與自民聯的聯合政府，競選期間不僅與朴正熙軍部政權二號人物金鐘泌實現聯合，而且還拜訪“國家報勳處”和“韓國自由總聯盟”等右翼保守機關和組織。其實，早在漢城亞運會前的1984年11月4日，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金大中就公開與左翼劃清界限，宣稱：“對於韓國以親共與反美情緒為形式的激進趨勢，雖然不難理解其背後的種種原因，但是這種情緒只會為獨裁者提供難得的民主運動。這等於是公開與韓國左翼切割，所以，包括金大中在內的韓國民主人士，至多是左翼進步陣營的同情者，並非真正的左翼。就是被標示為「進步」政黨的共同民主黨，其經濟政策也常表現出明顯的保守傾向，其政策核心並非要挑戰財閥，而是更傾向於在現有體系內進行有限的改革和調節，這與全球許多社會自由主義或進步自由主義政黨的路線更為接近。事實上，迄今為止，韓國並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左翼政權。所謂「進步派」政權，相較右翼保守政權，充其量只能被視為「民主化的保守派」或「改革派保守主義」。從韓國的政治結構來看，金泳三的民自黨政府是保守的文人政府；金大中也非左翼，而是民主化保守派；當前執政的共同民主黨似屬社會自由主義-改革保守派政府，也不是左翼政權。

韓國社會真正的左翼進步力量，往往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即使短時間成為體制內政黨，如目前的正義黨、民主勞動黨等左翼政黨，在國會中的席位都非常有限，常常難以組成議會黨團，難以對國家大政方針產生實質性影響，其政策主張很少能進入全國性政治議程的核心。執政的右翼對其非常排斥，例如，朴槿惠執政時期國會議員、統合進步黨領導人李石基遭到逮捕；韓國統合進步黨國會議員金美希、金在妍以及該黨代表李正姬也被拘留。韓國政府又以統合進步黨「違憲」為由，向憲法法院提出要求解散該黨的申請。時任韓國政府訴訟代表、法務部部長黃教安稱：“統合進步黨的目標與政黨活動違背了韓國憲法民主的基本秩序。”另一官員鄭點植則稱，統合進步黨的最高理念是“進步性民主主義”，這一理念引用了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日成的思想——“進步性民主主義”，目的是煽動韓國社會發生根本變化。這些事件表明，韓國主流政治圈與保守勢力對真正的左翼勢力大力排斥、法律打壓、政治妖魔化的行為，使其很難發展壯大。

其實，統合進步黨的綱領是實現普遍的福祉社會、追求普遍的醫療保障體系、確保教育的公共性、保障國民基本生活，主張廢除《國家保安法》，主張對親日、親獨裁行為進行歷史審判。朴槿惠新國家黨政權透過憲法法院解散統合進步黨，該黨主張並非激進，但其存在對右翼勢力構成威脅。所以，學界批評朴槿惠政府在搞「第二次維新」。

將韓國政壇劃分為保守陣營和進步陣營的二分法，往往只聚焦於保守陣營內左、右兩大集團，而無法充分認識真正的左翼進步力量也是主要一極。那些體制外或邊緣的真正左翼進步力量，仍對主流政治有不可忽視的限製作用。韓國真正的左翼力量植根於工會、公民社會和各種社會運動中，透過組織罷工、示威、推動進步立法等，培育韓國社會進行民主化運動的基礎。左翼進步力量的存在拉高了政治辯論的座標，使「進步」政黨向左靠攏。對於無論是保守的還是主流的「進步」政黨而言，左翼進步力量的存在是一個警示，意味著民眾可能會尋求體制外的、更激進的解決方案。這使得執政者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下層社會的基本訴求。韓國形式上多元的政黨競爭，與實質上被嚴格限定的意識形態邊界之間存在巨大矛盾。從這一意義上說，韓國左派不僅是政治邊緣群體，更是韓國式民主限制最直接、最鮮明的體現者。

▍結語

第六共和國政黨政治的歷史是「自由派-保守派」政權輪替，不應將其簡單化地劃歸「進步-保守」二元結構，韓國政治所謂「二元對立」背後的一元本質，即其主流政黨是在「依附性發展主義」大框架下的不同派別。因此，韓國政黨政治是保守主義內部不同派別，即右翼保守主義和保守的自由主義的權力輪替。形式上的自由民主輪替，掩蓋著實質上的保守一元體制；韓國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進一步固化了政治上的依附與結構不公。

韓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推動經濟起飛，但在這過程得以發展的保守力量及其異化形態，卻成為其政治成熟、社會實現和解的長期障礙。經濟發展帶來了物質基礎，但變異的新保守主義由於否定歷史正義、拒絕理性對話、加劇社會分裂的特性，恰恰成為政治​​發展的阻礙。

韓國的經濟發展產生「雙刃劍」效應，由於保守主義與龐大的資本利益深度捆綁，儘管韓國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為新右派、「新親日派」控制。韓國第六共和國的政權交替，是保守主義內部不同派系的權力調整。這種異化結構，使韓國雖邁入已開發國家行列，卻長期面臨「政治跛腳」與社會難以和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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