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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諾獎得主崔琦的一聲痛哭…… ☆來源:博雅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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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9 

本文來源:天涯論壇。圖為崔琦,美籍華裔科學家,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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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於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頂山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崔琦乖巧聰慧,家裡儘管貧寒,父母都是目不識丁老實巴交的農民,但也設法送他上學。

1949年小學畢業後,由於方圓幾十里沒有中學,崔琦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

1951年,有個機會可以讓他出外讀書,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崔琦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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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親就把家裡僅有的麵粉做了幾個饅頭,給他帶上,然後叮囑他說:“你要出去好好讀書,只有這樣才能有前途。”當年崔琦才12歲,從此一別,誰也沒料到,那卻成了與父母的永別。

這年秋天,崔琦進入香港培正中學讀書,因為語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艱難等諸多原因,崔琦強烈思念在家鄉的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

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讀,靠全額獎學金完成中學學業,並於1958年到美國留學。

崔琦去香港後不久,國內趕上大饑荒,父親餓死,幾年後母親背負“里通外國”的罪名抑鬱而死。

母親去世時,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鐵鍬埋葬母親,磕頭下跪求遍全村卻無一人肯借。姐姐崔穎合葬完父母,因過分悲傷,積勞成疾,不久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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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崔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後,當地政府建起了崔琦故居,並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當深入去關注,就像是要對歷史的審視。崔琦的經歷是個悲劇,他如今面對自己的成就,看得淡泊,他更願意看到這個世界和平美滿。

也許是他看透了生命,他的成就父母無法見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劇痛伴隨他一生。

諾獎得主,成為河南寶豐的榮耀。2008年,崔琦榮歸祖國,與中科院開展學術交流,寶豐縣領導曾先後兩次赴京,與來訪的崔琦教授面談,希望他回家鄉看看。崔琦一直推脫。

“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式。”崔琦的外甥說。

我們理解,面對故鄉,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記憶:旱災、水災、蝗災、戰亂;父親在三年“困難時期”被餓死;母親在“文革”初期抑鬱而亡。他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沒做好準備,不敢撕開心裡的傷疤呀!

其實,不用多說,我們也明白。崔琦沒有恨這個國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難的記憶,他反而樂意為祖國奉獻,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資助家鄉建設希望小學,他一直盡心盡力做出自己的奉獻!

闊別63年後,2014年4月22日,75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崔琦教授攜夫人琳達女士,二女兒朱迪思·崔,女婿彼得·達爾,外孫女斯黛拉、阿格尼絲終於回到寶豐老家,踏上了魂牽夢縈的故土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思念入骨髓,近鄉情更怯。

範莊村里花似錦

半是當年識崔翁

痛惜親人終作土

人生如夢太匆匆

當崔琦看到母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時,他久久站立,捧著母親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細端詳著照片,似乎要把母親的笑容銘刻進腦海中。當記者告訴崔琦,照片背後是他大姐崔穎留下的字跡。崔琦輕輕地說了聲“姐姐”,半天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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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崔琦含著淚一直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地搖了搖手,然後細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裡。

我在電視上看過一段楊瀾在普林斯頓大學採訪崔琦的對話:楊瀾問崔琦,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外出讀書還是留在農村?

楊瀾以為崔琦會這樣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就會很貧困。

本來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淚洶湧,竟像小孩一樣嚎啕大哭了起來,哽咽著說,“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選擇留在農村,寧願終身當個農民,家裡多個乾活的照顧,也許父親不會餓死,母親也不會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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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震撼!這樣的回答意外地震撼我們的心靈!在崔琦先生心裡,他就希望永遠是父母親身邊的好孩子,他寧願放棄更好的生活,去盡孝,去務農照顧家庭!崔琦先生雖然在美國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遠抹不去,未曾盡孝於雙親的遺憾。  

楊瀾說,採訪崔琦教授是她採訪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當時她根本沒想到崔琦教授會如此回答,她也跟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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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算不算成功?當然算,對許多人都是終生難以企及。

但在親情和人倫面前,特別是相對於人的生命,就不那麼重要了。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鼓勵和刺激每個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時代。但在成功之上還有些其他更重要的東西,比如人格、尊嚴和親情。

俯視當下,追憶過去,我們的國家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我們的人民是從苦難中成長起來的,家破人亡,餓殍遍地的場景,經常充斥在歷史的長河中。

如今,國家富裕了,人民有錢了,可是,能忘記歷史嗎?能夜郎自大嗎?

有錢沒錢,不能決定我們是否幸福。而要反思自己,勉勵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社會還不夠完美,我們怎能吝嗇自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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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傷心的故鄉

47歲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他現在是崔琦舊居的守門人。 

距離河南省寶豐縣縣城大約十公里,就是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鄉範莊。2 0 0 3年,寶豐縣委、縣政府將早已消失的崔琦舊居於原址重建,土坯房改為磚房,屋頂則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邊指示牌上“崔琦教授舊居”幾個字已經斑駁,但多次從美國往返中國內地的崔琦還是沒有回故鄉看一眼。 

崔明安用鑰匙打開舊居大門,帶記者進去參觀。前面是“崔琦教授事蹟展覽館”,館後還闢出一小片花園。展館內除了以四個展區、用圖片與文字呈現崔琦事蹟和舊居重建經過外,還在櫥櫃內放置了“崔琦教授少年時期曾經用過的油燈”等物———實際上崔琦用過的油燈早已無處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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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式。”崔琦的外甥王達人對記者說。 

富農之子

崔明安的父親崔高祥,生於1936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就被抓壯丁,失去消息;在1942年的大災中,母親又去世了。他開始以討飯為生,後來住在親伯父崔長生家一起生活。 

崔長生是崔琦的父親。據崔高祥介紹,他和崔琦同歲,但崔琦比他生日靠前,他叫崔琦哥哥。 

這牽涉到崔琦的生年爭議。據崔琦展館介紹,他生於1939年。這也是崔琦對外的通行說法。生於1933年的範莊小學校長金克敬說,曾經有北京記者在範莊採訪後,就年齡問過崔琦,崔琦落淚說記不清了。 

一種可能性是,崔琦1951年離開內地去香港時,將年齡從15歲改為12歲。 

在去香港之前,崔琦的家庭面臨新政的衝擊,他已經中斷了學業。 

據展館說明,崔琦的父親崔長生以種地養家,母親王雙賢出身書香門第但識字不多。崔琦的三個舅舅王治軍、王治安和王治環,均是當地精英,其中王治軍1906年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王治安曾任寶豐縣教育會會長;王治環為河南省教育廳督學。 

“剛解放時範莊大概有300戶人家,有2戶被定為地主,4戶被定為富農。”崔高祥回憶,崔琦家裡養有一頭驢,崔父種地之餘,還趕著驢子去寶豐縣城買煤,走村串戶去賣。煤馱在驢身上,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崔琦家土地不多,後來他的舅舅又幫忙置了一些,解放時被定為富農,平分了土地。 

“在範莊,批鬥時用棒子、石頭,有這種情況。但沒有那麼嚴重。崔琦家一生都勞動,只是土地比別人多大約十多畝,有部分租給別人種。土改時,土地給分了,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飾也給分了。”金克敬說,解放時崔琦家共三間房,其中一間坍塌,一直沒修繕。他家並不是很富裕,也沒有“嚴重剝削”,崔父是老實人,不是“惡霸”,沒有壓迫人,所以土改時沒有專門針對他的批鬥,只是在地主富農統一的批斗大會上亮相。 

按金克敬的說法,土改時崔琦家的家財,都是主動上繳,並非農會抄家沒收。網上有文章說,當其父親僅有的一件長袍被沒收時,崔琦跪地哀求,但毫無效果。當時也在現場的崔高祥欲言又止,不願證實此事。 

離鄉赴港 

金克敬家距離崔琦家只有幾十米的距離,兩人小學時在一個學校就讀,後來金克敬去了縣城唯一的中學讀初中。崔琦則於1949年前後從高皇廟小學畢業,輟學在家,一邊幫助父母幹農活,一邊在附近小學當代課教師。 

“崔琦在他舅舅家住了一段時間,在那讀書。回來後沒有再上學,但學校打鐘、吹哨他都能聽見,沒事時他就坐在教室門外的土墩上,聽老師講課。有時老師提問,全班同學答不上來,老師就叫崔琦回答。他還曾到教室里黑板上演算試題,能說出個所以然。”金克敬說。 

崔琦的高智商,在年少時即有體現。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采訪時都回憶起這樣一件事:土改時有一次丈量土地,兩個識字少的老人不太會算術,叫他幫忙。老人每量完一個數字,就知會他一聲,他也不記賬,只在一邊和小朋友玩遊戲,土地量完後他算出的結果準確無誤。 

土改時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貧農,他記得以前崔琦家有時燒紅薯還給他吃。但他在高小畢業後,去縣城讀完了初中,“帶著玉米、柴火,自己做飯,學費很少,吃住都在學校。”為何崔琦卻中斷了學業?金克敬說,這和崔琦的富農家庭成分無關,但具體原因不詳。 

崔琦的二姐黃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憶說:“1950年,村中進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為父親說話不慎得罪了'上層'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眾進行批鬥。他(崔琦)聞訊,雖是童子之年,卻不顧一切後果,憤然代父出現於鬥爭會上,為父申辯。一切迎刃而解,使父親免受批鬥之辱。此事後,母親為兒子前途做長久計劃,最後做出痛苦決定,讓愛兒獨自遠赴異鄉,至北京再轉至香港與吾會合(時我家已於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個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歲時夭折。剛解放時,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達人的母親)則在北京工作。 

王達人說,為了兒子的長遠前途,1951年崔母王雙賢決定讓崔琦投靠香港的兩個姐姐以完成學業。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兒子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別,竟是永訣。 

金克敬回憶,崔琦走之前,沒有告訴其他朋友,唯獨知會了他。那天清早,金克敬陪同崔父崔母將背著小包袱的他送到村口大路上,崔琦落了眼淚。 

父母之死

崔琦從河南寶豐縣去了北京,在大姐家裡沒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來北京辦出境證件,在河南辦不了。那時剛解放,估計去香港還比較容易。”王達人說。 

他去香港後,一直到“文革”前,崔琦的大姐也時或與其通信。“一般一年一兩封左右,我舅舅(崔琦)寫得少,一般是我二姨、三姨寫,他有時附帶著寫一下近況。”王達人說,這些信並沒有留存下來。 

王達人介紹,崔琦到香港後,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關,一要學說廣東話,二要學習英文。他的三姐便讓他先在荃灣小學重讀六年級。剛開始時,因為語言交流困難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異常孤獨、苦悶,強烈思念在家鄉的父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求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漸漸地崔琦的一顆浮動的心才平靜下來。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學,在那裡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而在家鄉,他的父母親則因境外的這些親戚關係,而遇到一些麻煩。但崔高祥和王達人均表示,這個影響並不大。 

1958年,大躍進開始,崔琦的父親崔長生受到一次批鬥。“那時不論理嘛,個人家的鍋碗瓢盆都沒收了,因為他是富農,就訛他,向他要錢。他哪有錢給?好幾個晚上都批鬥他。沒有吊起來,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已經在一兩年前分開單過的崔高祥說,他當時外出淘鐵砂去了,並沒有親眼見到。 

第二年,崔長生去世。“1959年,莊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點吃的都沒有,但野菜、紅薯乾、樹葉都吃光了,麥稈都磨成末,說是當澱粉吃。”金克敬說。

在大饑荒的年代,崔琦的母親被接到大女兒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爺去世後接過來的,說我姥爺餓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樹皮草根,一點糧食都沒有。”那個時候,王達人小學快畢業了,對此有記憶。 

崔母在北京住了幾年,又回到了寶豐範莊。“文革”很快開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範莊,那是1968年。 

崔高祥回憶,當時王達人的母親捎話給他,讓他找個架子車把自己病重的母親拉回來。他沒有去,“因為形勢不允許”,後來王達人母親在縣城裡雇了輛車。崔高祥晚年為此良心不安,覺得對不住崔母。崔母回來後不久就去世了。 

網上有文章稱,崔母去世後,大女兒“處理喪事,哭著磕頭,遍求鄰里,卻連一把鐵鍬也藉不到。”崔高祥稱這不是事實,當時有鄰居幫忙處理喪事。 

崔琦第一次回內地是在上世紀80年代。1998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名聲大噪。有一次,楊瀾在採訪中問他:“你12歲那年如果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來……我父母就不會死。”他後悔得流下了眼淚。 

2003年,寶豐縣重建了崔琦故居,並專門闢了一個展覽館,但迄今沒有等到主人歸來。寶豐縣委黨組成員郜現營說,他2012年專程去北京大學拜訪在此開講座的崔琦,邀他回家鄉看看,崔琦說2013年退休後一定回來。在此之前,崔琦在家鄉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學。 

在與郜現營等人的交談中,崔琦絕口不提童年的苦難,只講了一些記憶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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