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種誤解：所謂的「蠻夷戎狄」是古代漢族人對周邊遊牧民族的鄙稱，我們當該釐清的是，古人反對「蠻夷戎狄」，並不立足於血緣的角度，而是立足於文化的角度，認為無論原本這個民族的血緣為何，只要認同中華文化就都是華夏族中的一員，如果不認同中華文化，即便原本在血緣上是華夏族，依然會被視作是蠻夷戎狄，這就是韓愈在〈原道〉中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而且「蠻夷戎狄」這四個字最早的形成，都只是在描寫人的生活實況，譬如南蠻，《說文解字》說：「蠻，南蠻，它穜。」這個「它」字就是蛇類的意思，南蠻人基於生活中的畏懼而信仰蛇神，這是個生活民俗，如同在臺灣社會中，排灣族的傳統圖騰就有百步蛇，相傳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百步蛇是排灣族貴族的專屬紋飾，百步蛇圖紋大量出現在排灣族的木石雕刻、日常用品與貴族服飾。「蠻」這個字的甲骨文，中間有人盤坐狀，下麵掛著一條蛇，左右各有兩串絲，這意味著南蠻已經有絲織品，黃帝的妻子嫘祖知道教人養蠶吐絲，而黃帝就是東夷系統的部落共主，前面指出廣義的東夷人則包括南蠻，估計嫘祖應該是結盟的部落領袖，因此「蠻」的造字只是在闡釋長江以南地區人民的生活實況。 

再來看東夷，《說文解字》說：「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從甲骨文上來看就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大大的人，手上掛著弓。根據考古出土東夷人的遺骸顯示，東夷人的身材普遍高大，正就是後來山東大漢的起因（陳復，2009a：32—39），孔子更因係商朝後裔子孫，具有東夷血統，長得極其高大。再來看西戎，《說文解字》說：「戎，兵也。從戈甲。」再引《禮記‧王制》說：「西方曰戎。」《大戴禮記‧千乘》則說：「西辟之民曰戎。」西戎人就是後來秦國人的前身，秦國在陝西，原本是遊牧民族，驍勇善戰，豪邁與浪蕩就是他們的生活傳統。甲骨文「戎」的造字就是一個人與一把戈，這同樣還是在說西戎人的生活實況。最後，我們來看北狄，《說文解字》說：「狄，北狄也，本犬穜，狄之為言，淫辟也。」甲骨文的造字是一把火與一隻狗，北狄人大概生活在現在長城而北的河北、熱河、內蒙古甚至遼東半島一帶。中國北部氣候乾冷，人們飼養狗來看管牛羊，並需要火來供暖，其語言比較冷僻不可解（陳復，2009a：68—69）。 

東西兩大文化的對抗與融合，歷時從新石期時期開始，直到秦朝統一六國為止，詳細內容可見敝人《商周交會在齊國：齊文化與齊學術的研究》甲編與乙編兩本書（陳復：2009a；2009b）。中間歷經的重大轉折就在周文化，徐復觀先生（1904—1982）指出，周人在宗教層面，雖然屬於商朝的系統，但，在周人的領導人物裡，卻能看出有一種新精神的躍動。這種新精神的躍動，纔使傳統的宗教有新的轉向，這使得整個文化有新的發展。周人革掉商人的命（政權），成為新的勝利者，但通過周初文獻看出，他們並不像一般民族戰勝後常有趾高氣昂的氣象，而是《易傳》說的「憂患意識」。這憂患意識不同於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與絕望。一般人常在恐怖絕望裡感覺自己的卑微，而放棄自己的責任，聽憑外在的神為自己作主，這是脫離自己意志裡的理性導引，由於這實際是在觀念的幽暗世界裡的行動，其本身沒有任何道德評價可言。由卜辭描寫「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如此。 

商朝作為東夷人發展出去的王國，自認屬於被上帝「選中的子民」（the Chosen People），其靠著神權統治萬民，長期有著殺人殉葬於王室的習俗，因為對王室而言，一般百姓都是「選民的奴隸」，並不被承認具有獨立自主的意識。然而，這種思想在商末開始受到挑戰，社會普遍的新共識就是上天會放棄一個長期蒙天眷顧的商朝，只因它不被人民接納與信賴，可見人事的奮勉纔是興衰的關鍵因素，這種思潮已經是周朝自認能滅掉商朝而得統治萬民，這是老天對新朝的「受命」（授與天命），但，他們開始體認這個天命沒有德性不會恆在，統治者必須要不斷體察民意，否則國脈會重蹈商朝斷滅的後果（陳復，2009a：78）。因此在《尚書‧康誥》說：「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後來周公（姬旦，生卒年不詳）還藉由周成王（姬誦，1056B.C.－1025B.C.）的命令，告誡負責帶領殷民後裔被封至衛國的康叔念茲在茲，不要覺得天命常在誰身上，他說：「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周朝承襲商朝的天命思想，殷人取替夏族而做共主的天命，至此重回周朝的手裡（杜正勝，1992：251—254），我們由此看出周文化在承襲商文化的影響的同時，其意識層面已經發生新的巨大變化，變成只有關注於百姓福祉纔能長保天命（陳復，2009a：79），這就是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最大的特徵，來自於當事者對吉凶成敗深思熟慮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裡，主要發現吉凶成敗與當事者的行為有很密切關係，並且承認當事者對行為應負主體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而來，要靠自身的奮勉來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因此這憂患意識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就精神層面來說，這就是開始有人的自覺的表現。徐復觀先生還表示，在憂患意識的躍動裡，人的信心的根據，漸漸由神而轉向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奮勉，這種謹慎與奮勉，就表現在「敬」的觀念裡，這是直承憂患意識的警惕性而來的精神斂抑與集中，與對事的謹慎與認真的心理狀態。這正是中國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現，「敬」成為道德的性格，變做這種人文精神的動能，使周人在制度做飛躍性的革新，並把商人的宗教做本質的轉化（徐復觀，1994，15—24）。 

周文化在形成的過程裡，長期就有「賢賢—上功」或「親親—上恩」這兩種不同治國策略的路線辯論，其最重要的辯論者就是開創周文化的兩大功臣——姜太公（生卒年不詳）與周公旦。周朝創立後，姜太公被封到齊國，周公旦被封到魯國，姜太公任用夷人當地的賢士來替齊國做事，並由實際的績效與否來做賞罰的依據，這種不依靠血緣裙帶關係來做事的態度，既是空前未有的創舉，更使得齊國迅速壯大起來，這種措施被稱為「尊賢上功」；周公則摒除夷人，依據親疏任用自己周人的貴族來替魯國做事，靠著血緣裙帶關係來確立管理政治的信任感，由於魯國對宗法制度的嚴格落實，使其國祚綿恆悠久，這種措施則被稱為「親親上恩」。 

由於齊魯兩國都在山東，政治手段卻有高度的差異，因此文獻常將這兩人的立國措施連結討論，例如《呂氏春秋‧長見》記載：「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這段對話的意思是說：姜太公封在齊國，周公旦封在魯國，兩位君主彼此非常友好。 他們互相討論說：「怎樣治理國家？ 」姜太公說： 「尊重賢能的人，重視功業的開創。」周公旦說：「親近親人，重視恩惠的給予。」齊國後來果然成為非常強大富庶的國家，但國位傳到二十九世時被篡位；魯國一直極弱不振，卻直到三十四世纔被楚國吞併。姜太公說：「魯國如果這樣來發展一定會衰弱。」齊魯兩國乍看不同的治國方略，其實並沒有完全對立起來，而只是程度的差異。 

這兩種態度在實踐過程中往往無法截然分離，猶如太極中陰陽的兩面互相輪轉，都是來自於周文化的脈絡。相對於商文化重視鬼神，周文化更重視的是人本身，體現在周朝會給賢人做官的機會，商朝則包括臣僚在內主要都由宗族人士擔任，這來自他們自認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有資格作為上帝的代理人來統治人間。相對於血緣，周朝文化更重視的是智慧，故會重視對親人的教育，希望血脈關係能轉化出道脈關係，這使得周文化自身不斷蛻變並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源頭（陳復，2009a：85—96）。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二章〈中華文化的源頭：本土心理學的詮釋〉，第二節「中華文化的兩大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