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談到「天下一家」，就需要先談到家族與家庭對於華人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家庭的觀念是人類天然的需求，早從舊石器時期就已經存在，從各個不同的文化中我們都會發現，高度發展的文化，都是靠著家庭甚至家族來凝聚，其中有些特別興旺的家族常常都會成為文化與政治的領導階層，這就是後來通稱的貴族（在東漢直至北宋的中國則變成士族）。有時候他們冀圖維持其社會階層，都會有政治聯姻，但差別是中國社會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將這種天然的家族觀念給倫理化，建構出一種符合秩序的禮教結構，通過這種禮教結構去維繫家中子孫的興旺發展，西周時期稱此為宗法制度，後世則在基於該制度中不斷變異發展。 

西洋社會並不具備這種特徵，其後來特別看重個人主義，其實是在工業革命後，個人主義的核心觀念是追求自我的發展，強調人在追求自我的發展時應免於受到任何壓迫，當然，個人主義在思想層面有著最早期的支撐點，因《聖經》就認為天跟人有著永恆的斷溝，人要靠天的救贖，在確定天如何纔會救贖自己的過程裡，個人就得要做無止盡的奮鬥，這種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其實就是最早期促使個人主義發展起來的思想支撐點。 

不屬於貴族的一般信眾本來被限制不能去跟上帝直接溝通，而是要通過教會裡的神父來獲得輔導與指引，通過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新教革命，主張每個人都能直接去跟上帝溝通，於是個人主義就更被刺激與擴張開來。因此，個人主義的思維會特別在深受新教影響的英美社會高度盛行，歐洲大陸卻不見得如此蔚為主流，現在我們耳濡目染的美國個人主義的生活風格，其實源自英國清教徒（清教為新教的一個分支）的思維型態，就是人要靠著自己獨立在世俗層面的奮鬥來榮耀上帝。 

在美國西部拓荒的過程裡，人始終要靠著自己來完成全部工作，包括跑馬圈地並與印第安人戰爭，於是個人主義甚至英雄主義（heroism）就在這個過程裡被激發出來。當然，早期發生在歐洲大陸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因素同樣不能忽略，意即人開始有著深度的自覺，主張人文主義（humanism），人纔是世界的尺度，反對神性，人不要再受到上帝的編派。 

另外自然科學層面的很多進展，譬如由地心說（geocentric theory）進展到日心說（heliocentric theory），還有對歐洲人而言的地理大發現（age of exploration），這樣一路發展到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主張的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上帝觀念就被瓦解和動搖，直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在他的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說：「上帝已死。」（尼采著，黃敬甫、李柳明譯，2013：5—8）其背後就是在反映出人對上帝存在的絕望，指向人要自立自強。這就更凸顯出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既然有沒有上帝已經不再是重點，個人就要伸張個人的權利，當然其中同樣要基於「不傷害他人的個人權利」做原則。接著，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更在強化個人主義的出現，商業競爭尤其需要人有個大大的自我感來不斷進行計算和掌控，通過積累財富來實現個人價值的熱情就變得空前高漲。 

轉化與變異，的確是中西兩大文化的重要差異。西洋社會常見一個民族衰亡後，被另外一個民族取替，因此文化就跟著發生質變，而且，直到現在，我們依然會看見歐洲各國繼續不斷在裂解或新生（尤其是東歐各國，根據不完全統計如摩爾多瓦、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黑山）、北馬其頓、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阿爾巴尼亞，甚至還存在著有領土爭議且有限承認的國家）；而中國即使曾經歷某些草原民族統治，從人口來說，都一直是漢族作為主體民族，並沒有真正被誰取替，文化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只能說是不同的階段有相對應的轉化（反而是從農業社會轉型成工商業社會，實屬根本性的變化）。 

中華文化沒有向外征服的特點，而是朝著中道思想軸線不斷凝聚和凝結，再接著往外輻射開來到各層面。華人從來沒有清晰的民族界限，而有文化高度與否的共識，這是來自華人早在先秦時期就有「天下」的觀念，它是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核心觀念，更是我們闡釋中華文化的民族觀、信仰觀、政治觀與經濟觀後，最至關緊要的觀念，該一觀念應該稱作道統觀，畢竟沒有道統就沒有天下。 

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來觀察，這些思想家都沒有狹隘的國家觀念，他們相信自己掌握著「道」（智慧），提出自己的主張，在各個國家中遊說，只要這個國家肯接納他的主張，他們就服務於該國，並不會被視作「不愛國」，或者被貼上「賣國求榮」的標籤，這就是因每個思想家都在尋覓一個能平治天下的路徑，只要獲得機會來實踐，任何一國的良窳都能影響整個天下，因此戰國晚期出現的《大學》經一章會談外王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四個層次，正就隱含著內聖有關「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四個層次，沒有內聖四條目就無法發展外王四條目，這就是「道」（智慧）的推演統緒，最高理想就是「平天下」，故而稱作「道統」。 

因此，後世華人的思考重點都是怎樣纔能參與平天下，讓天下處於大同狀態，這是華人在文化集體潛意識裡更在意的核心議題。這種現象就能解釋為何在中國「王朝」會不斷替換，文化卻始終不滅，更能解釋為什麼這一百六十餘年來，華人有相當大量會讀書的人，讀到大學畢業後就接著想要出國，最後留在美國當大學教授或擔任高級工程師。因為對華人來說，「國家」始終不是一個上位概念，「天下」纔是中國的上位概念，宋念申在其《發現東亞》第一章「新天下秩序」中的研究指出，美國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1921－2008）曾表示「中國是個佯裝成國家的文明」（宋念申，2008：87），這個觀點說得很有意思，白魯恂出生在山西省汾陽市，當年跟他同時期的華人，很多留學生面對中國本土的戰亂不斷與殘破不堪，如果沒有出於強烈的「愛國」這一情懷，恐怕心中難免滋生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想法，甚至有人會覺得「美國纔是中國」，美國社會纔象徵著「天下大同」的社會，因其強調自由與人權，展現出一種更開闊與恢弘的文化景象。 

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高知識的親美華人常有的想法，但，他們對於自己居住的美國恆常會有著「邊緣感」，敝人住在美國的親戚常在談話中稱自己是「老中」，稱其鄰居或同事是「老美」，敝人每回聽見都不免疑惑他們不都早已是美國公民嗎？但這反映出在他們心中其實永遠有個更核心的「中國認同」，不是更換國籍就能輕易消失不見，這種認同的指向就是「天下」。美國現在正面臨著長期性的衰退狀態，這個時候中國能不能重新恢復成「真正的中國」，這就有待於華人的心靈自覺，意即華人的主體性來自於華人意識到自身文化的價值與內涵，能否呼喚出深刻的文化復興，不再拿西洋文化中「民族主義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未來，而是拿中華文化中「天下一家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未來。 

但要認識這種道統觀，還是要回過來認識華人的家族觀念。華人的家族觀念是垂直軸而不是水平軸，垂直軸是親子觀，水平軸是夫婦觀，夫婦結合來自於愛情，因愛情的有無而可合或可離，但親子關係是華人一輩子無法切斷的狀態（親子關係不見得只是父子關係，母子關係同樣極其重要），傳統的華人不會把夫妻所結合成的核心家庭放在主軸，而是相當重視折衷家庭的組成，並高度重視由多個在垂直軸與水準軸的家庭立體呈現出來的家族，儘管國共內戰後七十餘年來，兩岸華人社會因西化浪潮的影響，居家建築多已改成大樓，已經逐漸在往核心家庭發展，但該核心家庭依然沒有真正離開折衷家庭，而是夫妻常圍繞著祖父母或父母的生活空間周圍而居。 

這種有血緣的家庭相互圍繞而居的現象，其實來自家族共居經驗的文化集體潛意識，直到現在的臺灣社會，不論是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每到清明節、中元節或農曆春節，就會有大家族會群聚在祠堂祭祖，並常會在端午節、中秋節與重陽節群聚同樂。這是一種永恆的聯繫，更是華人高度關注的生命整合現象：個人的短生命融於家族的長生命中獲得延續與開展。家族的傳承對於華人來說幾乎像是宗教般具有神聖性，而且這樣的觀念變相發展，從完全血緣關係跨越到超越血緣的關係，這就是中國後來形成的「道統觀」。 

中華文化關注個人與社會的大同，這一文化態度指向於心體，因此其核心價值在於中道精神。這種精神並不是對任何人消極的憐憫，而是人與人彼此間誠懇相待，從而展現出忠與恕的風格。這是一種需要在現實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中去積極踐履的人道觀念。親人間如果不能忠恕相向，卻自認能善待他人，華人絕不會相信。這使得家族成為華人的最主要的根基與支柱。中華文化都是從家族觀念中建構起來，首先有家族觀念，順著這一觀念發展出人道觀念，接著纔會擴大思考人類整體的存亡絕續（錢穆，2011：48）。 

儘管國共內戰後這七十餘年來，兩岸華人社會隨著生育人數與產業變遷，逐漸由「家族」轉成「家庭」，但華人社會中人都具有某種「戀家情結」，這應該還是沒有改變的事實。這使得華人不大重視民族界限與國家疆域，其關懷的核心單位是家人而始終不是個人，甚至當從事於心理諮詢時，當事人關注的議題常是家庭間發生的議題。這種家人意識的擴大化，就接著會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想法，總會藉由各種關係的連結（譬如同鄉、同姓、同校、同鄰、同袍或同黨等各種相同的生活經驗與生命背景），將彼此本來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視作兄弟姐妹，共構成「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只要有這一層情感關係，就很容易產生同理感，更關注著整體的人道，而不是主張個體的人權。 

這種家人觀念有沒有把華人的心胸變窄呢？敝人同意錢穆先生的意見，這其實反而把華人的心胸放寬了，因華人很輕易就可由「家族觀」過渡到「世界觀」，橫通與直通把整個人類交織成一片（錢穆，2011：48—50）。因此，當韋政通先生覺得中國的家族制度培養不出博愛的精神，因祖先崇拜與單系親族群相聯繫，使得崇拜者只崇拜自己的祖先，不管別人的祖先，祖先同樣只照顧自己的子孫，不管別人的子孫（韋政通，1996：82），敝人覺得這只看見祖先信仰作為一種信仰系統在直通層面的事實，卻沒有看見家族觀如何在橫通層面發揮其擴張的效益。 

相比於錢穆先生，孫中山先生的觀點正好反過來，他認為華人向來只有家族主義與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的想法，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孫中山，2011b：5）。但在敝人來看，這種差異只是各自面對當時的社會，不同階段的觀察與反思，清末面對國破家亡，如果再沒有民族跟國家的觀念，中國可能會混亂到不可收拾，於是需要特別強調要建構民族與國家的界限，纔會形成內聚的能量。 

譬如我們通常會認為清政府賠給殖民列強大量的金錢和土地，這是喪權辱國的體現，這被稱作「割地賠款」，但賠款誠然是令國人羞恥且有感的事情，但割地就不見得會有明顯感覺了，尤其是邊疆的土地看不見摸不著（當時更沒有即時影像告知最新實況），其實，癥結是因為清朝沒有西洋各國後來國界線的精確概念，古時候只有天然國界線如河流或山脈簡單做出國與國的區隔（更沒有辦法清晰畫出中線），中國的大型人工國界線只有萬里長城，但後來的人工國界線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開始有幾何國界與數理國界的設置。 

譬如西洋殖民各國在非洲設立殖民地時，殖民者只拿著尺畫出直線的國界，這就是幾何國界，更是非洲各國直到現在動盪不安的根源（常見相同一個部落卻被某條國界線畫到不同國家中，或不同部落因國界線與各自部落傳統生活領域不盡相同的爭議而產生地盤的爭鬥）；數理國界則是拿地圖上的經緯度作為國界線的依據，這種天文國界係後來纔有的概念，中國當年不重視國界線這是出自中國本來沒有這種認知，現在會重視則是出於維護國家尊嚴與各國平等對待的需求。從民族主義再發展到天下主義，有如從起點到終點的過程，意即先藉由民族觀念來謀得國家富強後，還是需要恢復成天下觀念來謀得世界大同，有天下觀念並不是說恢復成過去不在意國界線，而是最終要有個願意濟弱扶傾的國家，來引領世界諸國恢復天下的秩序。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五節「天下一家的道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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