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西周人文精神的影響，使得華人開始發展出關注現世的態度，這使得各諸侯國都在詳細記錄自己的歷史，包括孔子本人同樣高度重視歷史，他曾根據魯史改編成《春秋》，其重要的貢獻在於他打破國別史的既有體裁，創造出編年史，尤其歷史本來是由政府聘任的史官來記載，卻被孔子這位平民直接拿來改寫成自己要的版本，這其實在當時是個創舉，如果發生在封建制度井然的時期則斷然無法安然脫身。

國別史是分國記載史事，編年史是依照「時間」作軸線來探討歷史的體裁。孔子作《春秋》，雖然主要依據的是魯國的國史，可是其中並沒有狹隘的國家觀念，因此該書記載的範圍囊括當時整個華夏諸侯國，包括齊桓公（呂小白，？—643B.C.）、晉文公（姬重耳，697B.C.—628B.C.）與鄭國子產（？－522B.C.）的事蹟。孔子特別看重「尊王攘夷」，這個觀念最早出自《春秋公羊傳》，意思是怎樣促成華夏聯盟來抵禦夷狄入侵，從而促使天下和平，顯見他心中已不再是恢復周朝舊制那樣的想法，重點應該放在亂世中如何重新構築新的社會秩序。

孔子對歷史有著自己的論斷，會基於自己的主張給出明確的褒貶，這種作法後來成為中國史學的常態筆法，有句話出自於《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是因為孔子對歷史有褒貶，開始讓各國的君王與大臣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會被歷史記錄下來，使得亂臣賊子對這些內容心懷戒懼，於是歷史有如一面鏡子，開始被人意識到有訓誡功能。

孔子前不是沒有史官在秉筆直書，但是都只是記錄實情，沒有人會做歷史評論。南宋的文天祥（1236—1283）在〈正氣歌〉裡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的故事記錄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段歷史其實際的始末如下：齊國的大臣崔杼（？—546B.C.）殺掉齊莊公（呂光，？—548B.C.），齊太史於是記錄：「崔杼謀害他的國君。」崔杼就殺掉齊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都跟著如實這樣記載，接著都被崔杼殺了。

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說：「你前面三個哥哥都死了，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的死寫成暴病而亡如何？」第三個弟弟卻正色回答：「按照事實記錄，這是史官的職責，我只圖保全性命而不顧職責，還不如去死。」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掉他。南史氏聽到這件事情，立刻拿著竹簡過來，原來南史氏誤認第三個弟弟都被殺了，就想要接替來繼續記錄這件事。

「在晉董狐筆」記錄在《左傳‧宣公二年》中：「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複。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這段話的重點是說，晉靈公（姬夷皋，？—607B.C.）是個不管事的昏君，而晉國正卿（宰相）趙盾（655B.C.—601B.C.）則是個正直的大臣，他經常諫勸晉靈公。晉靈公嫌趙盾礙手礙腳，派刺客去暗殺趙盾，趙盾只得出走，不過在尚未逃出境外時，趙盾的族人趙穿（？—607B.C.）就起兵殺掉晉靈公。

晉太史董狐（生卒年不詳）聽見此事，就在史書上寫道：「趙盾謀害他的國君。」並且公佈於朝堂上。趙盾對董狐說：「我並沒有謀害國君。」董狐說：「你是正卿，逃亡沒有出境，國君被殺，你回來後又並未法辦謀害國君的人，當然就相當於是你在謀害國君了。」趙盾毫無辦法，只好歎口氣，聽任董狐寫自己謀害國君。敝人注意到孔子對此事的評論，《左傳‧宣公二年》記他說：「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他指出董狐談到最實質的層面，對此毫無隱晦，因為當趙穿殺害晉靈公，趙盾就回國且不懲處趙穿，說明他對於此事的默許，儘管他的確是個優良的大夫，孔子的嘆息在於如果他直接逃亡離開國境，就不會面臨董狐的評價了。

這兩則故事說明：「歷史記事」已到達空前的高度，人們開始發現史官對於事情的記錄，可跟政治的發展形成分庭抗禮的情況，會被史官記錄其舉止的政治人物，不得不去面對這種情境：要不然就不要去做這件事，如果要做，就不要怕被記錄下來。書寫歷史原本是特設的史官在從事的工作，本來已經具有獨立性與專業性，令政治人物心生警惕，這在政治體制衰敗的環境中，畢竟不容易維繫，結果再被孔子寫成《春秋》，轉化成任何人都能從事的歷史評論，這既奠立出中華歷史學的一大特質，使得抽象的學問與具體的政治具有高度關聯性，更使得往後任何平民學者都能參與這項工作，藉由談歷史成敗興衰來提供後人反思。

其實《春秋》這本書頗能真實反映出學問原本尚是「王官學」，到孔子的確變成「百家言」，這項石破天驚的舉措，會不會被時人質疑在標新立異或破壞典範呢？敝人每當想到這裡，就能感覺到孔子做的事情極其不容易。只有開放的心靈纔有博大的學術，如果學問夾雜著個人的恩怨情仇，帶著預設的答案來思索，就永遠看不見問題，更無法做出精確的詮釋與判斷。學問不是專業學者的禁臠，尤其當專業學者被政府體制收編，就更無法有膽識去承擔具有「照妖鏡」這一機能的歷史學，學問來自社會更需要回應社會，當我們發現這種問題，不禁深感道在山林，民間學術纔有永恆的價值，這件事實過去如此，現在何嘗不是如此？

談到本土心理學的議題，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當前的心理學已被異化成某種「科學的心理學」，不討論具有變異性的文化議題，好像任何人都只有抽象而普遍的心理現象，文化對於這種心理現象毫無影響。這種思考有著嚴重的偏差，使得心理學無法真正用來觀察華人的心理議題，更無法解決生活在民間各階層的受苦者，只能服務於住在都市中的中產階層。但，在臺灣社會發展本土心理學中的智慧諮詢，很難只寄希望於大學高等教育，此因大學生尚在生涯規劃的摸索階段，由於人生閱歷尚不豐富，要大學生能對文化議題感興趣，除非統治階層改弦更張，不再任令整個社會對中華文化採取打壓甚至敵視的態度。

不過，我們倒是可對置身於社會各階層中，已有豐富閱歷的社會人士來展開重新的教育，這就是重啟民間學者的培養機制。尤其當前做學問與做學術已經發生異變，做學術只是寫論文，其間「價值中立」的態度不需要研究者有任何生命感，但做學問則不能沒有信仰，尤其是奠立在中華文化這一基石發展出的學問，更不可能不把做學問當作救贖生命的道路，如此纔能引發探索的興趣，並堅持不懈的追求學問的究竟。

做學問有具體的方法，譬如每回上完一個課程或讀完一篇文章後，都應該善做眉批或書寫感想。善做眉批是記錄自己當下的反思，書寫感想則不是漫談，而是很嚴謹且認真的把相關的思考寫成有條理的文字，當你能完成一篇文章或報告，並將其發表在自媒體或公媒體，這就不會只是種個人化的舉措，而有著社會性的意義，包括你探討的學問就開始有傳播性，引發其他人的討論，這就開啟發展出民間學術。尤其現在各種網路平臺都極其便利，很容易帶來「同溫層效應」，吸引有著相同關注者的交流，醞釀出熱烈的探討氛圍，民間學術的風潮就會被引領起來。

相對於體制學術很容易變得刻板而僵化，民間學術自有其活潑的生機，參與者眾且影響深遠，這是對孔子思想最直接的繼承與闡發。我們應該奮勉恢復華人社會的民間學術傳統，讓民間學術發揮其社會能量，甚至自立系統與自成學派，就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建立自己分析心理學的培育系統，在全球都有榮格研究院一樣，詳情可見《榮格學派的歷史》這部著作（湯瑪士‧克許（Thomas B. Kirsch）著，古麗丹、何琴、陳靜、蔡寶鴻、潘燕華、桂莉娜、王峘、陳靜涵、江雪華譯，2007）。

孔子在《論語‧學而》第一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裡說的「學」本來是指對經典如《書經》、《易經》、《詩書》與《禮經》的傳授與接受，後來則包括《春秋》，合稱五經，站在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不只是《五經》，全部人類既有知識的傳授和接受都是「學」。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傳授和接受，卻對這些知識沒有經過反思形成更深刻的理解，通常就是「學如未學」，這種情況常見於某些學習傳統知識的人，會背很多詩或文，可是沒有反思，更無法詮釋，這就造成一個結果：好像他只是置身在中華文化圈，卻並不真能創發新知識。

我們常見華人在學校教育中老師都習慣於讓學生「只學不思」，殊不知如果要「學思並重」，我們不應把很多事情都看做理所當然，而是要在不疑處有疑，願意大膽質疑並仔細論證。我們不能太依賴自己的生活舒適圈，很容易接受到模式化的訊息和思維，這就像是動物園裡的非洲動物如獅子或老虎，其實根本就生活在牢籠中，他們的飲食作息規律而正常，來自於牠們已忘記非洲原野的存在，牠們個個都懶洋洋活著，再聽不見野性的呼喚。如果認真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眼前很多事情的細節，其實從來沒有人注意與討論，大有將其命名與顯題的需要，這來自你觀察到新的「相」，於是需要有新的詞彙去認知，纔能幫忙人理解，這就是「萬物靜觀皆自得」，當你展開這樣的觀察與行動，就開始對整個世界產生極其新穎且活潑的認知。

針對孔子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我們做個總結：儒家高度重視教育，相信教育是社會層面最重要的環節，這使得儒家會重視師道與君道的合一，政道與治道的合一，還有天道與人道的合一，要傳播這種合一的道理，最重要者莫過於通過師道來展開教育。人道的重點是在談人文化成，意即如何通過生命的覺醒來促成生命的蛻變。對於儒家的教育來說，師生授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化的繼承與展開，都需要有師生帶著「行道」的意識攜手推動志業，弟子對於師承要有清晰的自我認知，知道自己學習的原因與前景，有著有榮譽感與認同感，纔能真正參與進來，因此，對儒家思想來說，師生不僅僅只是知識的授受關係，還是共事與共命的關係。

儒家思想不能說沒有其缺點與侷限：其一，儒家思想太看重精神生活，對外面的物質環境比較忽視，這使得儒家完全不從主客對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對於實證主義角度的科學議題太過於忽略，不易促進科技發展；其二，儒家思想太看重現實政治，偏重於社會上層的改變，對社會下層比較忽視。譬如常見某些儒者自居的人對於政治非常在乎，可是他們對政治的評論常常太過理想化；其三，儒家思想太看重文化生活，容易偏重繁文縟節，忽略掉內在的樸素與真實。這類儒者對於禮教的重視往往超過心靈的覺醒。再者，他們對自己真實的生命有時反而有隱藏。儒者不能如同《聖經》裡講的「法利賽人」（Pharisees），懷著形式主義或教條主義的態度來面對事情，這就是後來會出現陽明心學這種反思浪潮的主因，其對傳統儒家思想做出很重要的修正，避免其頑固與保守的態度帶給世人無謂的限制。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四章〈文化心理的原型：多元並立的先秦思想〉，第二節「孔子對文化的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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