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復

    孟子與荀子的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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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把孟子當作對手,使得他刻意將自己的主張設計成看來跟孟子針鋒相對,其實「性惡」跟「性善」談得根本是不同層面的事情,兩者都有「性」這一字,指的內容卻完全不同,兩者本來並行而不悖。譚嗣同(1865—1898)在其《仁學》中說過一段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譚嗣同說得到底有沒有道理呢?請讓我們來做個討論。荀子的思想影響華人很深,甚至影響中國的政治制度,但是基於其太露骨談政治與人性導致的「不正確」,使得深受影響的人不會談自己如何深受影響,更使得荀子的觀念在這兩千年來並沒有被認真討論。荀子雖是趙國人,可是他的學術風格跟三晉地區那種權謀鬥爭的學問風格很不同。荀子的思想博大而複雜,因為在齊國稷下生活,他有機會廣博吸納各家思想,在儒家思想裡別開一生面,獨創一學派。

    荀子認為莊子太在意於「天」的層面,形成一種個人不思變革,只是全然順應天的狀態,這導源於莊子對「人」這一層面的不認識(或者說漠視),《荀子‧解蔽》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天論》則說:「惟聖人為不求知天。」荀子認為對於聖人來說,「不求知天」的意思是說不要把天神格化來對待,因為這是對於人事興衰毫無意義的事情,相對於孔子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第十一)或「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第六),荀子徹底否定靈性存在的意義,因此會見到他在《荀子‧天論》中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的運行有自己的常態規律,不會因堯是賢明的君主或夏桀是殘暴的君主而受到絲毫影響,因此人不需要跟天打交道,我們可說荀子是中華思想裡極罕見在反對「天人合一」的思想家,更使得他對於孟子講的性善無法有「同情的瞭解」。

    相對於墨子認為天有意志,會賞善罰惡,荀子的思想裡完全沒有這種宗教性的內容,而且他覺得人要跟天並立,甚至人要征服天與利用天,《荀子‧天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意思是說:與其推崇天與思考天,不如把天當作物質來掌控與制伏;與其順從天與歌頌天,不如掌握天的規律並運用與獲益;與其期待天機的成熟,不如因應天的變化來役使與發展。

    荀子並覺得與其等待萬事俱備纔去做事情,還不如主動發揮能量,直接把事情完成;與其空想事物能自動發揮效益,還不如主動規劃事物,不要讓其被埋沒;與其瞭解萬物怎樣產生的原因,還不如主動栽培萬物,使其生長來收成。因此,放棄人的主體而寄希望於天的恩澤,這是在違反萬物運作的原理。這的確是種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思想。就整體而言,中國歷來的變法者,常都在學習荀子這樣的觀點,如王安石(1021—1086)曾經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見《宋史‧王安石列傳》卷八十六)意即天象的變化不足以畏懼,祖宗的規矩不足以效法,人們的議論不足以體恤,重點在主事者到底要完成的總體意志。

    儘管王安石深受孟子影響,但這個想法出自於荀子的思想脈絡。猶記得敝人童年時期在讀各類古書時,如果讀到跟《四書》的觀點不一樣的內容時,常會有兩種心情:其一,心中擔憂不止,覺得讀到這些思想會不會讓自己品德敗壞;其二,心中深感興奮,覺得古人竟然已經有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這就是敝人在大學時期會全面研究先秦諸子百家的遠因,更可看見當年在臺灣長期發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喚醒敝人文化集體潛意識帶來的深刻影響。

    敝人覺得我們展開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如果自己能多讀古書,並能鼓勵當事人多讀古書,尤其不應該被單一價值侷限住視野,如此纔能避免自己受到教條主義的綁架,並能瞭解前人已經發生過的案例,甚至拿這些具體案例在諮詢過程中討論,讓其帶著探索自己的心情來理解思想史和文化史,那麼不僅諮詢師對於當事人的任何奇思異想都不會覺得奇怪,甚至彼此會逐漸在交流中獲得解決問題的共識。

    荀子對天是一種征服與利用的態度,但並不具有科學精神,因為學習科學需要求知,但《荀子‧儒效》中說:「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意思是說,沒有知識不妨礙人做個君子,具有知識同樣依然會是個小人。身為工匠,即便沒有很多知識,都不會妨礙做好他的技術工作;身為君子,即便沒有很多知識,都不會妨礙治理好他的治理工作。他還在《荀子‧君道》說:「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這段話意思是說:屬於機械性的原理,這是統治的技術而不是本原,君子應該掌握住本原,只有技術官僚纔要掌握住這些機械性的原理,君子則應該把握住本原。

    由此可知荀子是個徹底的實用主義者,這種心態導致他對於哲學思考的消極態度,使得思考的空間被極度壓縮。人如果只是強調實用,科學就沒法獲得發展,譬如人類登月就是很耗智能與經費的巨大工程。科學首先都是在乍看無用的思維層面裡去研究其學理,纔促成人類科技的飛躍發展,無用並不等於無意義,無用有時候是大用。荀子不同意孟子「法先王」的觀點,意即不同意效法堯舜禹湯這些上古聖王,而是主張「法後王」,意即效法周文王、周武王與周公旦,因為他覺得上古的制度文物都已不可考,不如後王所做的事情更清楚明白,這還是實用角度。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來自他對於「性」的理解根本就不同,《荀子‧性惡》中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對於「性」與「偽」,荀子在該篇中解釋說:「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在《荀子‧正名》中,他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又說:「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由此可知「性」對荀子而言是指天生的情性,意即不用特別去學習或效法,人天生就具備的本能,就像小鹿剛出生就會站起來踉蹌走路,接著就能跑來跑去;或像鮭魚只要來到繁殖期,就自發游到出生的上游去產卵。這種情性是生命本能產生的欲望,和孟子闡釋具有自性意義的「性」完全不是一個意思。荀子講的「偽」更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指人為的意思,意即後天的教育來讓人具備的技能或教養。

    荀子認為人的情性對社會而言具有惡的內容,因為社會資源有限,但人的欲望無盡,這就會產生爭奪,善就是後天人為教育產生的壓抑與調教,《荀子‧性惡》說:「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意思是說:只要順從人的情性而不遏止,人與人就會產生爭奪,讓人離開本分與干擾天理,最後就會產生暴亂。因此只有依據客觀規律的變化,從事於禮義的道理,讓人懂得辭讓並能合於社會的脈絡(文理),最後纔能恢復秩序。他藉此指出人的性惡是極其真確的實情,要能恢復善良只有靠後天推崇禮義的作法來改變。

    這種觀點對後世形成很大的影響,使得儒家會格外重視教育,尤其希望能通過禮義的教育,培養出有素養的人民。再者,相對於孟子把君王排在人民與社稷的後面,荀子則把君王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更是兩者的很重要的差異。荀子如果想要說明他的學說同樣是種儒家思想,他就要削弱已被視作大師的孟子的影響,纔有自己學說發展的空間。究其實,荀子是在跟孟子相爭誰是孔子後的正宗,纔會如此激烈去批評孟子的思想。雖說荀子的學說深受齊學影響,但荀子的出身背景畢竟是趙國這樣戰爭頻繁的環境,他不可避免會觀看到人性的黑暗面,纔會提出性惡論,因此他還是有受到晉學的影響,只是他懷著更寬廣的角度在探討相關議題。

    荀子思想的淵源在晉學層面可追溯到子夏,荀子批評子夏為「賤儒」,其議論的側重點只是子夏的言行,而與義理無關。將荀子與子夏兩人的思想做個比較,不難發現子夏與荀子皆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屬於「由學以致聖」的思想路徑;兩人皆注重儒家經典的學習,更重視外在規範對於人的作用,意即他們都關注修身的重點在「禮」,而不是從「心」入手;荀子的論證自然更加細密深刻,義理表達更加顯豁,這是後出轉精的結果,學者指出荀子罵子夏為「賤儒」,其實與兩人學術旨趣多有相通,可謂「貌離而神合」(王紅霞,2017:16—27)。

    在做智慧諮詢的過程中,如果當事人的成長經驗,使得他對人性充滿不信任,這時諮詢師不需要跟當事人辯論人性的善惡,但諮詢師可從荀子思想的角度出發,或許可在某種程度肯認當事人對人性的悲觀態度,但同時還要讓當事人看見,即便人性有其黑暗面,但荀子還是有其積極的面向去改變社會,提出通過教育、法律與禮樂等手段來改良人性的作法。學習先秦思想可幫忙我們看到各種價值觀,使得我們無論是跟人討論問題,還是給人做諮詢,都不會總是懷著「想要糾正他人」的角度,而是站在當事人的思路,在不悖逆其思維脈絡的基礎上,提出更合適的建議。做一個智慧諮詢師不能只會真情實意,這是展開對話的根本態度,但會顯得「力道」不夠,當諮詢師運用知識來表達自己對當事人的理解時,當事人就會意識到諮詢師的話語有憑有據,從而容易與諮詢師形成同理共情的空間。

    但,其後,諮詢究竟要導向做工夫,還是要順著當事人的觀念和想法繼續發展,具體的答案就因人而異了。有時候當事人的生命特質比較淳樸,比較容易信任諮詢師,這時諮詢師就可幫他盡快進入做工夫的階段;但有時候當事人的人格,呈現出濃鬱的個人主義風格,凡事喜歡先大肆批判一番,並站在審視與懷疑的觀點來與諮詢師對話,這時諮詢師就不用急著做出任何建議,而是耐心與其對話,用淵博的知識來論較觀點的長短,尤其具有個人主義人格特質的人,常有生命孤絕於他人帶來的困惑和痛苦,但當他受教育獲得的先備知識無法幫忙他解決問題,既有的生命狀態已不再可支撐其精神,諮詢師讓當事人體認到諮詢師不僅瞭解自己的思路,甚至能說中這種思路的知識背景或概念陷阱,就比較容易促使當事人願意調整與改變。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五章〈不同的內外整合:性善與性惡的大爭論〉,第一節「孟子與荀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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