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革命”撐死的蘇聯

現在輪到說蘇聯連贏也是輸。與美國忝列兩強俱樂部的蘇聯，完全缺乏美國那種全球金融槓桿。盧布根本不是世界性的通貨，蘇聯連自身的消費經濟都不發達，連帶國內金融服務業仍處於原始階段。蘇聯和美國拼，比軍隊誰大、導彈誰多（後蘇聯的俄國至今是世上核彈頭最多的—管個屁用！），是掏庫存、是砸真金白銀。

固然，作為馬列主義的發源地，它還有世界各地的“革命群眾”資本。戰後“去殖民地化”運動成為洪流，蘇聯只主張“和平過渡”，天上卻不斷掉下餡餅。蘇聯起初是滿懷喜歡地接了，後來吃不了仍兜著走，最後是被這些餡餅撐死。

蘇聯至取消共產國際這個組織時（1943），其對“世界革命”的支持早已變質。它的瞎指揮在中共“國內第一次大革命”期間幾乎毀了中共。後來中共避入農村，既超脫了馬列主義教條，亦躲掉蘇聯的干涉，革命始起死回生。東歐共黨原初的革命領袖被蘇聯整肅殆盡，餘下聽話的全變成戰後衛星國集團的工具人。偏偏“世界革命”在戰後的去殖反帝的狂潮中找到了新的化身，蘇聯被趕鴨子上架。誰叫你是馬列主義的原鄉呢！

古巴在非洲18年的“革命大業”已把蘇聯的資源燒了一個大窟窿。不禁懸想：若美國不在智利搞政變、北京也不為虎作倀，為了不讓蘇聯攻下一城。索性把智利送給蘇聯吧！社會主義政權搞國有化，勢必趕跑所有的外資，也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斷絕往來戶”，到時就請蘇聯來埋單吧！說不好連糧食都得供應。我有時不無疑惑：美國大可濫用國際制裁，讓受制裁國經濟崩潰，這些“兄弟國家”紛紛跑到莫斯科要求援助，即可把蘇聯變成了一個無回報的“提款機”。但美國思維受限於“骨牌原理”，不能讓智利變成另外一個古巴，或許，它已看出世上還有其他地方夠蘇聯嗆的。

蘇聯不只被耗在“世界革命”上，而是被耗在世界革命陣營的窩裡反上。喜樂島《公開信》裡指責中共“與同屬共產國際的越南興戰、與美帝狼狽為奸”，雖不盡不實，卻也道出一個死局。蘇聯在越戰(1955-1975)期間必須與中國競爭支持越共。越共早期靠中共的“人民戰爭”驅逐了法國殖民主義者。後來美國介入，越共更需蘇聯提供現代化武器以及比中國寬裕的資源。1969年親中的胡志明去世，1972年北京又接待了尼克森，越共的天秤遂倒向了蘇聯。

對蘇聯來說，簡直是後患無窮。胡志明的繼承人若在兩大之間保持平衡，那麼1975後蘇、中的軍援該就終止，頂多再擠出一點幫助越南經濟建設，還可經貿互惠。但建國後的越共簡直和古巴一樣，還要從事“大業”：古巴是世界革命的大業，黎笋領導的越南則是稱霸中南半島的大業，都要蘇聯埋單。

此時中國已經聯美抗蘇，而且與東南亞拉好關係，反對區域霸權，越南則要接收前法屬越南、老撾、柬埔寨的“大印度支那”。至此不只與中國為敵、還驚嚇東南亞國家，陷於絕對孤立。越戰時代是結束了，越出國境的中南半島戰爭方興未艾，甚至溢流成中越衝突，蘇聯不只繼續軍援，還得提供生活資料。

1979年，越共用蘇式現代化裝備滅紅色高棉，觸發中國越界“略施薄懲”。與越南有攻守同盟的蘇聯有義務在北方開戰，但面對中美同盟，唯有在北疆陳兵百萬、在遠東和太平洋作空前絕後規模的二十萬人大軍演、派高層軍事顧問團至河內、緊急且密集地空運和海運了大量先進軍火給越南。在1978-1980年期間，蘇聯向越南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與經濟物資，包括數百萬噸糧食和石油，以便維持越南長期處於多線作戰的戰爭機器。但鄧小平的“小朋友不聽話要打屁股囉！”的“懲越”行動才化了28天，河內門戶洞開中方就撤軍，順勢收回先前大量的援越物資回國，就讓蘇聯如此大出血。

如此這般的“世界革命”真是夠了。拜託，天不要再掉餡餅了！偏偏還是砸下來，且在自家門口。1978年，馬列黨在阿富汗上了台，它的土改、男女平權和世俗化政策在這個伊斯蘭文盲國導致大規模的反抗，1979隔鄰的伊朗亦爆發“伊斯蘭革命”，輪到蘇聯害怕骨牌效應。在自家門口自然不便調動古巴兵，唯有自己赤膊上陣，介入後，變成替大失人心的阿共力挽狂瀾，抵擋聖教士反革命的“人民戰爭”，美國乃得以插手其中，也不急著推翻阿共政權，而是用阿富汗戰場慢慢地耗損蘇聯剩下的家底。蘇聯終於1989年從阿富汗撤軍，離自身解體只有兩年，阿共則於蘇聯消失後一年垮台（比起2021年拜登撤軍後，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政權4個月就垮，風光多了）。

若美國的全球戰略贏了是贏、輸也是贏，蘇聯則是“世界革命”越蓬勃則是棺材蓋上多錘下一釘。這就是冷戰宣傳的“共產主義全球擴張陰謀”的真相！若此命題遭解構，蘇聯的敗亡亦非“資本主義優勝於社會主義”的明證，乃是上節分析的美國“制度化的陰招”所奏之功。但對只聽得懂“資本主義勝利論”者，唯有任他們去蠢。

在冷戰裡長大的人，如果仍固置在“冷戰”裡，早該進入凍屍的冷凍庫。對真欲理解歷史者，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誰勝了？誰敗了？這一串20世紀的黨八股用在今日的美中對局裡，已牛頭不對馬嘴，必須另啟新章，我正在努力另建新的分析框架。

敢教日月換新天？

我在上面舉出蘇聯敗在未能進入“消費主義社會”的命題，來解釋它如何敗給美國，而且死得屍骨無存。後蘇聯的俄國除了出售能源之外，在全球的消費業裡簡直是侏儒。有俄國的好萊塢嗎？有俄國品牌的汽車嗎？有俄國設計的時裝嗎？有佔市值的俄國手機嗎？市面上有俄製的通用電器嗎？連典型的俄國土產伏特加和魚子醬已非俄國的專利。蘇聯垮台，政府津貼的工人福利渡假隨著消失，富裕階層出國旅遊是增加了，外國觀光客也劇增，但觀光業好景才開始就為俄烏戰爭掐死。俄國的跨國金融服務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亦整個地被封死，打回蘇聯時代的原形。蘇聯消失了，後繼者俄國連步入新時代都未成功。後蘇聯的俄國其GDP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廣東省。

歷史提供了一個尖銳對比：冷戰勝利者美國是人類史上帶頭進入“高消費社會”的，也是首位服務業在比例上壓到製造業的現代工業國家（史上一度藉航運業、銀行業興旺的小區如威尼斯、荷蘭等“前現代”小型非典亦偶爾出現，還有希臘化時代的羅德島呢）。將人類文明開創一個簇新市面的美國，它的本命區是消費主義。進入21世紀後，本命區卻淪陷給中國。

在超消費型態上，中國並未超趕美國。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供應端，美方亦用制裁和關稅戰硬生生把它扭轉。真正致命的是：1970年代以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陸續生成的消費主義“美麗新世界”，如今成了中國的大豐收場。諷刺的是：這卻是在美國贏了冷戰，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後發生的！。

這裡並無陰謀，亦非意料之外。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壘未撤下前，美國先把“自由世界”帶領入消費社會。日本即藉機從戰後的殘破重新崛起為一個製造業大國，其勢之猛已危及美國，做出反制、將它打趴。但本世紀崛起的中國卻有質的不同、規模不同、時代更不同（詳下文）。

讓我們先談一個弔詭：最先進國的服務業既然壓倒製造業，後者就開始空洞化，尤其服務業裡的金融業是一個最“高端”的生財之道：用錢滾錢，那麼吃力不討好的“低端”製造業就必然讓給下游，好比工業生產將靠天吃飯的農業降維一般。農業並非不再重要，只是被從屬化：傳統農民(peasants)在現代社會裡已“作古”，農業自身被大企化、不斷人工改良的農產品種則專利化、受版權法保護，如知識產權然。同樣道理，美國金融業已成“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亦思將製造業大國中國納入“從屬階”(subaltern)，非但未能如願，倒似自掘墳墓。 

在這裡：“自由世界vs.共產國家”這類懶人包一點都幫不上忙。只能說：世界史進入21世紀這個時辰，帶頭羊美國仍是世上最大的消費市場、而中國則是在共產世界消失、世界併為一體的“全球化”巨浪裡冒出來的巨無霸製造業國家，中國卻非一般的共產政權、更非一般的國家。它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帝制末期已是唯一養活四億人口的生產大國、今日不過恢復原先的份量，用的是趕上時代的中央計劃經濟（是把市場經濟的作用也計畫在內的國民經濟），對“生產力”乃歷史的動力更多了一重唯物主義的認識。

我們不無困惑古巴為何在糖這個單一作物上一條道上走到黑，受美國全面制裁、由蘇聯全部埋單，蘇聯歿後怎麼還滯留其上迄今？試問這個人口連台灣的一半都不到的島國，也在中央計畫和唯物史觀指導下、轉行其他製造業，會成為“世界工廠”否？它對世界市場是無關宏旨、甚至很快被淘汰掉。歸根到底，不論轉行製造什麼（即使變成一個觀光島）都被美國封殺。中國也被美國封殺了近半個世紀，但全球“一體化”後，發達國家們看到這個歷史大翻篇的衝浪良機，趕緊將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高效勞力庫包捲進全球經濟，以便進階自身優渥的高消費生活。古巴有和沒有都沒差—川普打算把它如昆蟲般掐死算了。

在消費方美國越來越依賴中國製造業的當兒，美霸的“制度化的陰招”之效用亦在遞減中。那根用來消滅蘇聯的全球金融魔法棒，再往上操作即觸到天花板。不斷透支全人類的財富和他們子孫在未來所生的財富不知伊於胡底？美國是史無前例，因此真的不知伊於胡底，總不離災難吧！從近來川普開始用行政手段征收全球尤其是盟友的財富，就看出“陰招”技窮、改用下策“陽招”。

美國對蘇聯是“降維打擊”。當“自由世界”尤其美國民間正在用各行各業的服務：金融業、信貸業、股票市場、房地產、觀光業、民用航空業、大企化的運動與娛樂、好萊塢、電視、私家汽車的普及創造富裕的時候，蘇聯仍在用第一次工業革命晚期的“鋼鐵產量”是否居首來衡量“先進”。

如今輪到中國對美國“降維打擊”。中國在新能源上將執世界牛耳的當下，川普卻視新能源為寇讎、拼命挺石油業。川普固然不反對另一種舊能源核能，但核能無法應用於飛機和汽車，而美國是公交不發達、每家有車、每五哩有油站的“輪子上的國度”。倒行逆施，不啻將美國阻滯在“內燃機時代”、拒絕無人化，也阻礙環境的淨化。

不能全怪川普，其實是他的蒙昧主義與美國的積重難返相互惡化：美國經濟的石油密集度極高，在每單位GDP的生產中，美國消耗的石油是歐盟的兩倍，也比中國高出40%。美國的自發性轉型已發動，非川普螳臂足以阻擋，但他的錯誤路線具拖後腿效應，導致遠落中國之後。在搶救地球環境窳敗的行列裡，川普的美國在逆天操作，淪為大自然之敵、人類物種之叛徒。 

我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石油業已成跨國利益集團的建制，勢必抗拒另類能源，其實，更關要害的是美元綁石油交易這個“制度化的陰招”。美國研發了頁岩油開採，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油國，伊朗目前在封鎖荷姆茲海峽，當重演烏俄戰爭初爆發俄國截斷西歐的天然氣供應、美國乘機撈了一筆橫財的故事。但上次是害慘了歐洲的企業和老百姓，這次害慘的包括美國自身老百姓在內，肥了的都是油氣私商。況且這次的衝擊是全球性的，石油供應不穩定、油價飆出天外的焦慮將加快新能源的上場。我們拭目以待：這場美伊戰爭會是一個歷史性里程碑。“美元綁石油交易”已近黃昏。

美國阻擋新能源是一個經典的唯物史觀範例：既得利益階級拼死力維護舊的生產方式，阻礙不斷進步的生產力催生新的生產方式、帶動歷史向前。落後的、反動的生產關係遂與革命的生產力發生矛盾，唯有推翻它方能釋放歷史。

民生工業vs.死亡工業

美國還有沈重的冷戰時代的包袱：國民經濟被嚴重地軍武化。1930年代，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靠二戰的戰時經濟把它救出。解甲歸田是否會恢復普遍失業？沒有！繼二戰的是冷戰、韓戰、越戰。

戰時經濟遂成為平日的新常態。不特如此，軍武的量與質都不斷飛躍。戰爭變成拱頂的大企，成為製造業的主心骨、帶動百業。“死亡”怎麼變成盈利對象呢？莫少見多怪。美國的醫保業即以人的病痛為盈利對象、美國的壟斷大食品業亦從養成人的不健康裡生利，病痛多了，大藥廠亦生意蓬勃。不如此，並非無利可圖、拆掉資本主義馬達那麼簡單的問題，而是造成百業蕭條的大事。

韓戰、越戰等熱戰結束—這些局部衝突活化國民經濟未能達到二戰的力道，具此份量的是讓冷戰制度化為“軍備競賽”，一方面替代了真正的熱核戰爭（好事一樁），另一方面又是一份長期、穩定、高額的訂單，是繞過市場經濟內卷化的國家保障。美國的“軍工複合體”還保有民營經濟的假象，蘇聯的則是赤裸裸。冷戰時期美、蘇雙方其實共享同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差別在美方的是浮在消費經濟上水漲船高的，蘇方的則是任民生工業凋敝的。

作為國民經濟軍武化的另一環則是打造全球軍事網絡，是美國在“自由世界”遍設的750-800個軍事基地。作為“自由世界的軍工廠”的美國，又成浩瀚的商機，帶動駐守國的經濟，在駐軍的小鎮且成該鎮繁榮的唯一來源。冷戰一旦結束，該如何是好？

蘇聯解體後，北約大功告成，葉里欽的俄國甚至渴求加入西方，結果熱臉孔貼冷屁股。這個要求對死亡商人來說是面臨“大蕭條”恐慌，但蘇聯解體也是現代史上難得一遇的天降甘露，遂唆使政客們搞“北約東擴”，吸塵器把俄羅斯以外的前東歐碎片都要吸入，北約非但不功成身退、會員反越來越多。每增一國，就需多置一套“全國國防裝配”，用歐美式淘汰蘇式，非常規的散裝軍售可比。這筆生意終於好到爆表，至激反俄國，俄烏戰爭生靈塗炭無了期，死亡工業反而供不應求。

這裡凸顯資本主義將“國安”當成一門生意，乃利潤動機已織成天羅地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能用道德化的“唯私利是圖”形容之。但難免近視：若俄國被西方收編了，今日便是美國、被俄國加強的歐盟、加上日本一起圍堵中國。歷史的走向卻是：死亡商人為了商機製造了戰機、坐失良機，反將俄國推進中國的懷裡！

若蘇聯這個“馬列主義”的原鄉是被“世界革命”撐死的，美國冷戰遺留的全球基地帝國亦經不起“時空環境變了”，變成癡肥的贅瘤，自家家底薄了，還要求在地國餵養。連蘇聯都沒了，冷戰體制如今用來震攝被激反的後蘇聯俄國，以及冷戰化石朝鮮，自然還有“後革命”的中國（詳下）。這把牛刀如今也被用來“反恐”，其實是幫助以色列欺負阿拉伯人；被用來“緝毒”，則是宰制拉丁美洲的藉口。換而言之，刀刃向內，割向原先受美國防衛的非共世界。

唯“中共”偏偏還原封不動地在，因此“冷戰”被唯一還原得似模似樣的是在東亞，尤其台灣。本島的住民感到蔣介石時代又回來了，重溫“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這份懷舊感。難道不覺察時空環境已面目全非？舊冷戰時代兩大陣營政治上壁壘分明、軍事上刁斗森嚴，彼此間更無經濟瓜葛可言—脫鉤乃是常態。

川普首任-拜登繼任期間，美國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與中國脫鉤，至2020始擺脫美國是中國最大出口國的窘境。但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2020-2022），由於全球對居家辦公、防疫物資與電子產品的需求大增，加上中國製造業供應鏈復工較快，中國對美出口的絕對金額不減反增—美國該時已不居中貿的榜首。在川普“王者歸來”前，拜登已開始用“去風險化”和“友岸外包”把這個金額強壓下去，讓墨西哥上位。“脫鉤”嗎？只是美國從中國出口名單上“自降身價”，代替中國上位的墨西哥則成了中製最大的洗產地，簡直就是《莊子》裡的朝三暮四寓言。因此，兩造不知如何用“島鏈”劃清楚河漢界？ 

如今，美方有中方“坐二望一”之憂，中方則露“東升西降”喜色。無論如何，中國不可能複製美國全球軍事基地的帝國，那是21世紀去複製20世紀—且複製的是20世紀在21世紀的爛尾—好比20世紀的美利堅帝國不可能去複製19世紀的大英殖民地帝國一般。

況且，來龍不同、去脈迥異。英、美崛起的途徑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英國的舞台是世界海洋、美國則由西半球投放全球。中國卻是在反帝鬥爭中憑自力奮起。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國近代史上列強交侵時代），同為東亞的日本“現代化”是走上西方列強的路子，中國沒走這條路、一路挨打，也因此磨練出另一種認同，最後是在抗日民族鬥爭中浴火重生。

目前，布在全球棋盤上的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國的民生工業vs.美國的死亡工業。中國已成為全球的工廠、生產性價比都極具競爭力的消費品，仍出現“產能過剩”，為了貨暢其流，就創議在境外搞基礎建設，同時解決“基建力過剩”問題，即在國內基建已飽和的情形下不解散可貴的基建團隊，也轉成一個出口項目。從外貿順差累積的巨額外匯亦需有個用途，搞國內基建和購美債後仍剩下一大筆，總不能放在那裡蒸發。一箭四鵰的是：此舉是對世界落後地區的開發，引起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聯想。“一帶一路”創議可溯源至“文革”的中國在東南非蓋的坦贊鐵路，當時還是毛澤東說的“窮人幫助窮人”。

“滋生大家不滿的隆冬”

低收入國家只買得起中國的“白菜價”消費品。進入21世紀後，令人心亢目眩的美式超消費生活方式已不再能複製，因為它在原鄉也在破產中，M-型社會的來臨削弱了中產的消費群。這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已種下禍苗，是價廉物美的中製消費品暫時延緩了美國再度陷入“大蕭條”。

然而，在“滋生大家不滿的隆冬”(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裡，美國煽動家為了在本國奪權，卻責怪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以掩蓋本國的金融資本造成製造業空洞化。仇恨政治的妖風一旦刮起，就波及替美國低端勞動兜底的非法移民，驅逐他們加厲成迫害，近年甚至鬧出格殺勿論的慘案。被製造業沒落零餘化的本國勞工能紆尊降貴接過移民遺下的低端薪酬否？若不能，則是損人損己。但仇恨政治往往端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它把美國名校訓練出來的外國人才也排擠，流入他國，對中國則是多送歸幾個錢學森。作為“機會的國土”的美國國門已關閉，遷出的人數趕上新移民。

既然已搞成“仇中”政治，及通貨膨脹捲土重來，再也沒有充足的高性價比的中國消費品來當枕墊了。然而，衰象已露、貧富劇烈兩極化的美國，經濟仍強勁得很。這是起死回生，還是迴光返照？

全產業鏈的勞動端對金融帝國大廈的逆襲

川普對全球昧著良心、絕口不提美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好萊塢和高科技電子通訊—在全球範圍內是大順差，反而單方面責怪靠製造業過日子的國家，控訴彼等掏空美國的製造業，必須付懲罰性的“對等”關稅！金融業是贏麻了一小撮（且是不容易覺察的一小撮），專打製造業則是打擊一大片，讓本國的民粹有集體洩恨的國家、地區，甚至抽象的“境外”。

美國如今重新啟動之方難道是川普吹噓的“製造業回流”嗎？當然不是！乃是順著自身的金融業仍能武斷世間，以之為槓桿，把科技打造成照樣獨霸世間的新興企業，以此替補在美元、軍武、國際信譽漸將失去的霸權。因此，“使美國再度偉大”是靠科技業和金融業這首尾兩端的火車頭推拉中間那些空洞的車廂。 

光看AI這門新興企業。從2013-2025年的累計投資來看，美國民間投入的資金是中國的5.7倍。美國大型科技巨頭在AI基礎設施與研發上的投資，規模約是中國網際網路巨頭的6至7.5倍。在2025年單年度的私募資金吸引力上，美國囊括了全球絕大部分的AI投資，乃中國的23倍。後者尤其凸顯美國是國際金融的霸權，不會讓它流入“資敵”的渠道。

這般泰山壓頂的砸錢，肯定使人類史邁出一大步。然而，金融資本需要“高天花板的故事”來套利。如果一個商品太過低端（像防疫口罩），它的利潤率極低、沒有技術壁壘，金融資本無從將其包裝成“高估值”的金融資產（例如資產證券化、IPO），絕無可能在全球範圍吸走如此巨大的資金，對不是創大業的料子亦根本無此必要。

這裡存在一個弔詭：美國的金融霸權加速了AI的發展、功不可沒，但代價是創新的科技得同時養肥金融資本。作為金融資產，高科技方能沖到比它“產值”高得多的“高估值”，引誘比研發方大得多的盈利群也能滿載而歸，則必然轉嫁為高市價。美國又登上了一個極峰，其高不可攀世上誰與爭鋒？傳統製造業已空洞化又怎樣？美國將繼續其領頭羊地位，憑的是收取新興科技的專利金版權稅、在AI新領域裡美國亦替全世界制訂治理框架，訂市價。還怕不能維繫霸權地位於不墜嗎？

一個好發問：高大上，誰與爭鋒？但真的就有現眼報。中國目前的AI業仍落後於美國，然其研發高科技業，無需養成雙頭魔獸，只花研發經費、製造成本，付還投資方國有銀行與政府引導的基金合理的回報。美國的壟斷金融業既然拒絕“資敵”，那就剛好而已，中方省得把它養得更癡肥。與美國爭鋒，它搞壟斷、你難道也搞壟斷不成？這裡產生語病—有兩個就不是“壟斷”而是競逐。 

在美國制裁底下，自然禁運最尖端的科技，中方也拿不到巨額融資去堆疊算力，就透過演算法優化，用極低的成本做出媲美美國頂尖模型的效果。它索性走“開源”的路子；局部開源的商用模型收費亦只有美國同級產品的10%-25%。 

走這條路線，中國不販售美式昂貴的專利版套牢他人一生繳費，反把AI當作基礎設施（像水和電一樣便宜），直接嵌入到各種實體硬件與工業場景中，追求的是“應用的廣度”而非“單一產品的估值天花板”。除了軍武之外，中方的軟硬件整合（AI嵌入實體產業）在民生工業上比美國快，也將把產品降到白菜價。 

換而言之，中國的AI業是緊貼在實體製造業上頭，不似美國在大地荒瘠化後騰空為飛天毒龍。隨著中國的實體消費品及其服務型態流入世界各地，AI的用途亦將平民化。美國小院高牆的AI業彷如芬蘭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裡的北方女巫把日月都禁閉在鐵山的洞穴裡，有待史詩的英雄把他們釋放。

美國的財經-高科技雙頭毒龍從高空鳥瞰的是地面上的庶民。經濟學曾用“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與“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解釋美國中產階級的消失。傳統製造業（如汽車、鋼鐵、機械）曾是美國中產階級的搖籃。一個只有高中學歷的藍領工人，在工廠裡能拿到具備工會保障、足以買房養家的體面薪資，如今不堪回首。但這個學說只講了社會M-型化。經濟的金融化在催生高不可攀的新興科技上則把社會推向K-型。

當金融資本主導了經濟，為了極大化短期股東回報（即股價與股息），資方將製造業大規模外包（outsourcing）至海外低成本地區。這導致“鐵鏽帶”與“金融中心”的斷裂，美國社會趨向M-型，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產階級的割韭菜把這個型態尖銳化。接著新科技與金融業的二位一體化，又將科技新貴與高薪金融師集中在少數幾個口袋，帶動了GDP的真飆升、假復甦，實質上加劇這幾個口袋與失去傳產的大片中產階級兩極分化。後者被迫流向毫無保障、薪資低廉的服務業（如餐飲、零售、物流寄送）。M-型社會惡化成K-型，下層向上流動碰到的是一道天塹。美國這個“機會的國土”在沈淪中。

在同一個AI蓬勃的現時代，K-型社會亦在今日台灣複製: 有資源遊走股市者和科技新貴是一個高升端，台灣的股市在世界股市裡的升等正與AI代工業息息相關，台灣GDP的飆升亦獨靠新科技這一劑亢奮劑。傳統產業、勞工階級、小市民、服務業—尤其是教師、護理師和社工這類不適應利欲利念的生涯—則是一個滑落端。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利潤，它如果令到一個國家連防疫口罩都不自備，則貧富兩極化勢不在它操心之列。奢談“共同富裕”乃“逆天”，有違市場的“自然法則”。今日中國並非避“利”，相反，它在“全球化”中大獲其利，但它搞的是一個舉國體制：“利潤”是為“舉國”服務的，既云“舉國”當然力免內部撕裂。

唯物主義信念亦忌捨本逐末：實體經濟是本，創造價值的是勞動，而不是錢本身，尤其不是堆錢的人。勞動者改造物理世界、改善人民生活才叫“生產力”，紙上（或屏幕上）搬動的是橫財，不是“生產力”，乃是利用別人的勞動果實操作不均分配。此信念令中共極端不信任虛擬經濟，可解釋“螞蟻金服”未及騰空即被中國官方禁飛。這類經濟會超出“舉國”，為雲端族另築其空中樓閣的虛擬天國。

聯合國的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列出的產業分類裡，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中國是全球唯一實現全產業鏈覆蓋的國家。這是深謀遠慮還是陰謀遠略，怎麼想得到有朝一日會掐西方和日本的稀土供應的脖子？

初步的理解是：中國的人口是美、俄、西歐、日本的總和，從事製造業，若產業鍊大部分環節都外求的話，則會將成本推高至不切實際，亦無從滿足國內的廣就業，當以就地供應為佳。產業鍊上下游各環節一應俱全，自然更便利了百行百業的就近組建。構想是理想，得有一個中央計劃統籌方得落實。

自給自足切忌矯枉過正，導向與全球化脫節。然依賴國外有它的風險。當美國發現“全球化”對中國越發有利，對己越發不利，即拉幫結派，發動世界範圍內的制裁。這裡的教訓是：“自力更生”誠可貴，但不能絕對化，否則上了敵人讓你孤掌難鳴之惡當。抗戰期間，共軍（八路軍、新四軍）在日軍佔領區裡，必須搞“自力更生”，但總能從敵佔區弄到自己需要的物資—中共有這方面的傳統。

中國這個特例在歷史上就變成無法歸類。印度如今人口已超出中國，就搞不成“舉國體制”，連中國解決民生危機的“南水北調”都做不到，因為每一個邦都不釋放本邦的水資源。那就甭談“西電東送”、“東數西算”！全境架高鐵網則同緣木求魚！若同為社會主義的古巴搞“舉國體制”，會是學電影版的《縮小人生》(Downsizing)。

在中國的集體記憶裡，有英使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皇帝、請求通商的插曲，乾隆致英王手書中說：我們什麼都不缺，請國王你斟酌一下吧？抗戰期間，受日軍環伺的共軍抗日根據地都必須搞“自力更生”，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句成語卻是相對的。晉察冀根據地的聶榮臻將軍致詞歡迎前來服務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我代表晉察冀的一千萬人民歡迎你！”白求恩說：“這比我們加拿大人還多啊！” 

重演“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

目前，中國的AI業和美國的AI業鹿死誰手未見分曉，但在軍武上“小米加步槍”的效應已露端倪。2024年馬斯克在他的X社群平台上轉發了一條視屏：珠海軍武展裡的中國無人機群佈陣，並罵F-35戰機的製造商是“白癡”，引來國防部和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反駁，指出F-35戰機有無法取代的功能。不同的東西自然有不同的功能，廢話！在我們常人的常識裡：是用久經訓練的賽車手駕駛藍寶基尼與遙控載有一枚手榴彈的玩具模型車對撞。

諷刺的是：美國在越戰時已開始用無人機、執行照相偵察任務，在世紀之交的反恐戰爭中已把它軍武化。然而，唯有待民用的中國大疆企業帶動世界無人機狂潮後，美國才趕緊打造無人機戰鬥群，搶佔世上首席。癥結仍在“高大上”的大國不會“沒出息地”往雕蟲小技上想，它必須炫耀世上最尖端、最有品牌、也最昂貴的精品，不如此則不能向軍武大企招標、亦招徠不了金融業的融資，打造成“高檔貨”方便傾銷世界軍武市場。

五角大廈制度性地招標昂貴的品牌軍工大廠，終於給它搶佔了世上無人機戰隊的首席，仍陷入單價極昂貴的陷阱，乃有最近向國會要求過兆元國防預算。相對美國大政府-大軍企-大金融的“軍工複合體”，中國則走“民用反哺軍用”或“軍民融合”路線，依賴深圳等地的全球最強電子工業供應鏈（晶片、馬達、電池），以極快的速度量產，在某幾項特定的戰術維度上甚至後來居上。自然，也朝“白菜價”的方向走。目前，若論“擁有並註冊的機隊總數”，美國第一，若論“生產與市場支配力”，中國已成絕對的壟斷者。

這裡幾乎有當年抗日根據地用初級的工業製造力打造武器的迴響。已經47年沒有實戰經驗的中國，竟成當代“小米加步槍”戰法從價格也替你規劃好的底盤總規劃師。烏俄戰爭4年，戰場上坦克幾近絕跡，俄國在21世紀複製當年德蘇戰爭的坦克大會戰證明是時代錯誤。如今雙方都用無人機，但在未能量產前，竟然將拍風景、投送婚禮禮物的商用大疆無人機改裝成殺器：無人機懸停在坦克正上方100公尺處，利用相機變焦精準捕抓坦克敞開艙蓋、發動機艙格柵時刻，直接將“定終身的禮物”精準空投中的。

如今，在烏俄戰場上出風頭的是在前線發揮最致命消耗作用的、花數百美元由大疆零件組裝的FPV自殺穿越機，而不是美國的3,000萬元的MQ-9穿越機，後者是機翼裝載自殺無人機，但自身中槍的話，被致命消耗的是己方而不是敵方。

五角大廈和洛克希德·馬丁的話也沒錯：F-35的作用不能替代。它不只是一個武器系統，也是一個金卡俱樂部。它的A、B、C三型出廠成本加配套都是一架售價破億，尤以C型唯航母俱樂部會員國方配使用，最昂貴。根據最新評估，整個F-35計畫在服役至2088年的生命週期內，總操作與維護成本將高達2.1兆美元，其中購買價只佔小部分，高昂的“養機費”才是無底洞。F-35A目前每飛行一小時需要燒掉34,000至42,000美元。這意味著飛行員僅進行一場90分鐘的常規訓練，就會花掉約5到6萬美元，相當於一般家庭的一年收入。

而且，洛克希德·馬丁大企牢牢掌控了核心技術與維修數據的專利。美國國防部甚至無法自行維修，必須完全依賴製造商，導致後勤報價居高不下。購買國不准擅自維修，必待公司技師親蒞，違規立即弔銷版權使用、變成禁用品。維修固有窺探商業機密之嫌，但作為客戶對買回來的商品總該有使用權吧？硬是沒有！它可被美方遙控報廢。一套自動化系統在每一次飛行結束，機上的感測器會自動將全機的故障碼、飛行數據、隱形塗層磨損狀況，透過衛星加密自動傳回美國洛克希德·馬丁總部的中央伺服器。購買國若與美國反目，甚至未經美國許可擅自出戰，總部即停止該國F-35的數位作戰資料庫與軟體授權，機身雖然還能離地滑行，但雷達會變成瞎子、武器無法解鎖、匿蹤電子戰系統無法運作，等同於一堆無用的廢鐵。

誰還願意出天價當冤大頭？偏偏近來行情還看漲，因為購買的不是硬體，而是其背後龐大的戰略利益：它是一張“數據鏈與盟友入場券”，F-35具備極強的多軍種數據融合(Sensor Fusion)能力。以色列、日本、韓國、澳洲、歐洲盟國買了F-35，就能在戰時直接與美軍的神盾艦、衛星和無人機群無縫連線、共享戰場資訊。不買F-35，就會被排除在美軍的核心作戰體系之外。（連戰術層次都在搞“壟斷資本主義”！） 

與其說是對買回來的商品可隨意使用的客戶，不如說是主子用黃金頸項和金鏈索控制了的一群名種獵犬。台灣想出高價仍購買不到這付金頸項和鏈索，被嫌夠不上名種嗎？(豈有此理，這類高端武器的晶片極大部分還是由台灣提供的！)。即使給了你這類神器，台海一旦爆發戰爭，它將在跑道上起飛時就被對岸鎖定炸毀，因此，其重要性不在戰力，乃在一張名種俱樂部會員的金卡。

F-35這種高檔匿蹤戰機竟然在伊朗內陸領空執行任務時匿不了蹤。伊方說擊落兩架，美方在5月份只承認有一架F-35A戰機“嚴重受損無法修復”。伊朗用的還是低成本的“地面砲火”！總的來說：伊朗發射的單架無人機成本僅需數萬美元，美國與以色列為了確保防空網不被擊穿，使用的攔截飛彈單枚成本往往高達數十萬至數百萬美元，更巨額還花費在朝伊朗發動攻擊的戰機和導彈上。不過，按Gemini AI 的計算：伊朗既長期被踢出國際資本市場且遭全面封鎖，其戰費支出佔自身“人均 GDP”的比例比美國高出 14% 到 92%，更是以色列的 39 到 371倍，絕對是一面倒地不利。

看來，美國的打法和中共一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人民戰爭”，我則從高處砸金磚下來、望把你砸死。美國的軍武仍按AI-金融共同體的壟斷資本套路，共組三位一體的“小院高牆”。但這個黃金峰頂的基座則是泥巴。

靠金融壟斷資本支撐製造業已空洞化的美國，好比一個撿飲擇食的身體只吃肉，除了造成體內三高之外，體內缺硫胺素、鎂、鈣、鐵、維生素C、碘和葉酸、膳食纖維。唯肉食還獨鍾豐厚油汁、專撿肥肉，那麼連銅、錳、硒、鉻、鉬、鈷全缺，離死期不遠（人體亦需稀土的！）。目前，美國造船能力在比例上大約只有中國的0.4%-0.5%，總產能大約僅有中國的0.004到0.005倍，如何維持七大洋的霸業？美國在稀土上更嚴重依賴中國，不只手機和軍武，甚至連前景美好的AI業也遲早面臨斷炊。

立場紊亂還是人格錯亂？

本文既云《比較無知學》，那麼文章扯到哪裡去了？上文略述當代世界史，對左派的沿革亦涉獵，方覺察一個獨派組織竟用中共最無法反駁的“反革命黑歷史”，去追問“你讓我們如何信得過？”作為統一談判的籌碼。然知曉20世紀革命史者不見得就是“左派”。因為《公開信》除了譴責中共，還包括對它的期許：

“中國若想成為真正受尊敬的大國，就應秉持‘王道’而非‘霸道’的精神，以平等、尊重與公義對待他國，而非效法美利堅合眾國那樣，成為沒有責任感、只知強取豪奪的西方新帝國主義。日本就是最沉痛的例子：美國親手為日本制定和平憲法，徹底解除其正常國防權利，使日本至今只能擁有自衛隊而非正規軍隊。這個國家被美國長期壓制主權，如今竟需仰賴具強烈意志的政治人物如高市早苗等挺身而出，試圖恢復國家正常地位。”

《公開信》站在國際左翼的“正統“立場，譴責中共背叛社會主義陣營之餘，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切入日本極右翼（高市早苗輩）的歷史敘事，將二戰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對懲罰日本的共識，扭曲為“美帝對日本主權的長期壓制與霸凌”。

這裡透露台獨不論左或右，與日本都結了不解的孽緣，成了該派的一個人格特質。彼輩再“依美謀獨”也好，對美國這位“恩人”之情愫只比感激拯救她的警官，但對施暴者卻懷有回味無窮的懷念和同理心！《公開信》的作者或許人微言輕，但賴清德亦發過台灣日治時代勝過國統時代的言論，還強調當年日本是為了“大東亞共榮”！美國說好說歹是當年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員，受害者“中華民國”也是。台獨算是何方物種呢？ 

“昨日之怒”

上述歷史全程亦為本人由少到老的人生，歷史融入自傳。我與《公開信》對談，發現它對此時段之知，往往超出我在美期間遇到的一些台港留學生“左派”，但後者“結構性的無知”卻是作為他們那種“左派”必需的，否則無以生成。

1970年美國將琉球群島的管理權交給日本，卻將台灣宜蘭縣的釣魚台列嶼亦包括在內。即使不犯地理錯誤、損人國土，此舉已是非法。首先，是二戰時反法西斯盟國在《開羅宣言》(1943)與《波茲坦公告》(1945)把戰敗後的日本疆土限制於其本土內之四島及領海內之小島，後寫入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非美國單方面可毀約、私相授受。美國把連宜蘭縣屬土這一串都“暫時託管”給日本，乃因戰前日本曾統治過琉球、戰後在反共的“第一島鏈”上，日本的實力大於台灣國府。

此舉導致北美留學的台生與港澳生串連，發動“保釣”示威，至1971年傳至台灣。台灣是事主，情況和今日大不同，起事的一代仍與大陸藕斷絲連，若是大陸背景者，還是童年時隨父母來台的，其民族記憶中還有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份悲壯。

“五四”在台灣（曾）是“文藝節”，雖經如此馴化處理，“五四”仍深植民族的集體記憶。在代間矛盾的激盪下（年輕人不再信任當權派的老人），被閹掉的家貓又恢復了野貓的兇性。中國歷史上的“五四運動”直接導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上承五四“民族救亡圖存”傳統，北美留學生的“保釣”也急遽向左轉，從“保釣”轉化為“回歸、認同”的“祖國統一運動”。

也和當年的“五四運動”一般，一部分人變色，必定造成運動的分裂。1971年底，馬英九等人也在台留學生間成立“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抵制敵人滲透愛國運動。問題是：國府乃美國的附庸、日本則是反共盟友，你無從責成它去保衛已被美國慷他人之慨予日本的國土，想不對號入座為“國賊”也很難。當時國府所處的尷尬位置彷如今日民進黨政權面臨日本與菲律賓瓜分台灣的經濟水域，都是“喪權辱國”為了加強盟邦對自己的保護。所不同者：當年的國府還不至喪盡底線至“樂觀其成”。

“保釣”重演“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時刻，情況急轉直下。1971年10月，中國大陸在“第三世界”眾代表的簇擁下，取代了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替美國找了下台階。在此之前，季辛格已秘密赴北京，替尼克森翌年訪華鋪路。試問美國若與一個不為世所承認的國家發表聯合聲明，會如何尷尬？同時，它免了由美國將北京邀入聯合國，讓它的雙簧戲繼續演下去，作態試圖在聯合國大會中保留台灣席位。搞“兩個中國”直接違背“上海公報”，但可安撫國內的右派和美國其他盟國。北京方面不急、讓它一路演去，耐心等待美方把與國府斷交拖至卡特總統任內（1979年1月1日）。

尼克森訪問北京在1972年2月，把與台灣國府斷交延至卡特任內的1979。同在1972年9月，“恐錯過公共汽車”的日本，由首相田中角榮訪大陸，立即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日相表現得如此“亟”、甚至主動問中方是否要談釣魚台問題，周恩來大可乘勢討回釣魚台，不料卻將場合限制在“復交”，釣魚台問題容後再議。“革命外交”可不是由海外華人激進運動牽著鼻子走的！

日本可鬆了一口氣，它自然不敢將美國托它治理的島嶼隨手給北京、原佔領者美國與大陸迄未建交。大陸即使硬要回來，難道把列嶼交還給它不承認的“中華民國”不成？若由大陸接管，無異直接佔領“第一島鏈”的一節—即使在海軍實力已趕上美國的今日，仍避免這般強烈度的挑釁。

至此，“保釣”頓成泡沫，而由譴責國府轉寄望大陸去“保釣”的行動則徹底破產。但此時“釣運”已轉化為“統運”。在集體記憶中仍傷感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的人來說，不可能再與一個“棄國”認同，必然轉向效忠為舉世名正言順捧“入常”的“大國”—尤其連美國都得討好的“祖國”。 

無根之花

從右派的角度看：“統運”是“左派”無疑。但標籤不等於“本質”，答案不宜簡單化為是與否，必須放入當時整個左翼生態環境中判斷。換而言之，必須歷史地處理。

我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一直維持至今），自然可歸入“左派”，但對湯因比和佛洛伊德同等感興趣。當我這個三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者與這些“統派”革命同志談時，卻發現他們非右非“馬”。亦不能說他們非“左”，因為彼等的口徑是與國內“兩報一刊”一致的，例如：“三個世界劃分論”以及周恩來的“革命外交”，也有四人幫的“無產階級專政底下繼續革命”的論述。

這些論述其實互相矛盾，上面分析喜樂島的《公開信》，已指出它揭發中共的“反革命黑歷史”，其中沒說詳細的是“革命外交”其實是聯美制蘇，出賣智利的人民革命和非南的民族解放戰爭。但以此譴責統運革命同志是失諸過苛，因為這是當年毛派（毛澤東主義者）的總路線—全世界的毛派皆被導引至視蘇聯這個“社會帝國主義”是比美帝更大的反動派。

所不同的是：全世界的毛派論述是當時新左派對“世界革命”論戰的一部分，而1970年代的北美留學生毛派則是民族主義或“大國自嗨症”，因自身左翼思想內核的薄弱，甚至有墮落為“大國沙文主義”的潛能（詳下）。 

這裡又扯出另兩個時代現象。其一為戰後嬰兒潮，乃史上罕見龐大的一個同代群。他們人多勢眾，經由代間斷裂—即“叛逆”上一代—打造鮮明的自身認同。在他們眼中，老一輩代表“偽善的建制”，代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向歧視。他們亦針對宗教（基督教）蒙昧主義與禁慾主義。這個腐朽的舊社會將由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淨化成新社會。 

與嬰兒潮匯流的是另一股時代潮流：戰後”新左派”的冒現。彼等繼續馬列主義的反資反帝傳統，同時否定已成為極權主義的蘇聯集團，及其在西歐和日本由老人領導、已成建制的在野共黨。泛義的“新左派”不似老左派，不喜他們的黨組織和教條主義，也多種多樣。反建制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向以托派為大宗，一直都吸引新生代，1960年代後加入了奉革命的古巴與文革的中國為“革命聖地”的宗派，此外就是如葛蘭西、盧卡奇、法蘭福克學派等各色新馬克思主義。

世界各地的新左派在1960年代的“反越戰”中已聚焦，台港激進份子與父輩代間斷裂有待1970年的“保釣”，雖同為“戰後嬰兒潮一代”，卻比別人大了小半輩，是從研究生年齡起步。“反越戰”者不完全是左派，亦有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對左派來說則是一種國際主義的覺醒。我赴美留學時越戰還剩下4年，也參與了校園的反戰示威，從未遇見“保釣”或“統運”的同志，不只沒有左傾的，連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也沒有。

發達國家的子弟視本國為帝國主義、父輩是共犯，勢必反對“愛國主義”（支持本國侵略越南不成！），唾之為納粹。台灣“嬰兒潮”的一代，與父輩斷裂是控訴其一派謊言、蒙蔽了“真正中國”的所在，這個新認識的中國恰好是一個革命政權，卻無改這些粉絲其實是滿足了自身的民族主義，毫無國際主義精神可言。我與在校園中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本地）的激進學生交往，覺得共同語言比這些“同胞”多些。

上述不免將“昨日之怒”簡單化，有偏重其缺失之嫌。“保釣”基本教義派其實一直存在至今，1990年代仍有一位香港人為此喪生於釣魚台水域。運動激進化後，不乏人只欠一份博士論文，就放棄學位，把運動生涯化，也有人至唐人街從事底層運動。但主流是赴上國深造、謀高職、永久居留。這無可厚非，乃家族期待的人生道路，如今回顧昨日，為衝冠一怒自毀前程者多不值！但身處當時，卻出現一條自欺欺人、美其名曰“專業革命”的路線，乃校園運動在畢業後的“進階”：學業有成、在美就高職，繼續學生時代的“心懷祖國”、無縫接軌。列寧的“專業革命”可是另一回事：專職做地下工作，表面上從事各行各業都是身分掩護。

名校學位、入大企、遷入白人郊區，途徑與從不經歷與老一輩代間斷裂、從未偏離人生“正軌”的“乖寶寶”同。與後者一般，榮遷白人郊區，將從這個郊區的角度看弱勢族群、黑人貧民窟、墨西哥裔、非法移民。自詡“左派”，只及愛國、毫無國際主義意識、無視當時的“第三世界”的去殖反帝運動—這般的“結構性的無知”正是這般“左派”所需的心理架設。

這裡透露缺乏法國大革命史、19世界歐洲革命史、十月革命史、國際共運史、世界反帝反殖鬥爭、民族解放運動一脈傳承的知識背景和同情。其實辛亥革命亦是其中一個環節，不過台港的教育有異於大陸的教育、把它當作孤立事件而已。

海外華人“左派”亦缺乏同代新左派的國際主義覺悟、嬰兒潮一代破舊立新的豪情。這樣的左派是“無根之花”，雖然主觀上不一定是牆頭草。他們變成“左派”是碰巧認同的祖國是“左”的。萬一是右的呢？19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在美國就有德僑也穿上褐色的衝鋒隊制服、臂纏納粹卍字帶，聚眾舉旗擊鼓在大街上遊行。

左與右“本是同根生”

這種顧慮至今猶存。當年“統運”的主流正是今日“統運”的預演，但今日該少受先驅所受的譴責，因為中國自身已放棄“左”的路線，其號召力在“大國崛起”。而今日的“統派”有比當年更迫切（無退路）的認同危機：寄生蟹政權正在“中華民國”這個殼內消滅中華民國人、把他們淪為“其餘人口”。

當然，今日的“國族認同”多了一重歷史透視，已更清楚地認識中國的崛起不同歐、美、俄、日般，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蠶食、鯨吞、直接侵略他國那樣的“崛起”，而是從他們的枷鎖底下解脫、憑自己的奮鬥地“崛起”。但對循此道路“崛起”不熟悉、不理解（甚至輕蔑）的人來說、對萬事萬物皆以美國為窠臼的人來說，“大國崛起”該是美利堅樣的。 

的確，當前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與“使美國再度偉大”甚至普京用軍事行動執行的“復興俄國”有什差別？確有差之毫釐之別！若北京的口號一旦“稍微地”調整為“中國第一”，那就朝川普的“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或納粹德國的“德意志凌駕一切之上”(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方向滑落。

假想習近平體制被一場“民主革命”推翻，經全民普選選出了一個“中國的川普”，民粹將不耐煩台灣問題久懸不決，將向俄國討回前清割讓的所有領土；對日本施行民族復仇打擊；更索性把東南亞淪降為美國的拉美、以彰顯“大國”地位；為保障區域霸權，如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般衝出太平洋與美國殊死一戰。聒噪的台式“青鳥”亦將突變成嚎哮的史前巨鳥群。

從境外反中份子仍不安好心地（卻符合他們IQ地）揶揄北京為何不從俄國處收復失土，可看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者少，情愫低級的大國沙文主義者、不識大體的夜郎症病患居多。全民普選的話該是這類水平當道。連美國和日本的選舉政治（若這就是民主）都將這類貨色推上國家領導人地位。美國能、日本能，中國有何不能？搞仇恨政治最容易—無需用腦（還必須避腦），塞給人們一個仇恨對象、再添一份自大妄想，即搞掂。

到時，“統派”有認知力辨別左右否？還計較“祖國”是用哪種程式“大國崛起”的？上述的膨脹不是令人很爽嗎？確實，19世紀末，英國人約翰·西利（Sir John Seeley）寫了《大不列顛膨脹論》（1883）。日本東施效顰，政論家德富蘇峰亦寫作《大日本膨脹論》（1890）。快莫大於洗淨自身的百年自卑感（這的確與“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扯不上八輩子關係）。

左翼思想在台港乃無根之花，因土壤是泛右的，左翼種籽無異播種於石地。這兩張冷戰惡夢未醒之地舖歷來是生成“反共”荊棘的溫床。真正露出馬腳的是打著“民主自由”旗幟者仍可還原其極右的底色。

其例一：2019-2020的港暴自詡為“民主自由”而戰，實質上乃仇恨動員，虐稱大陸同胞為“蝗蟲”，乃納粹黨妖魔化猶太人為“害蟲”的翻版；為了把自身“去中”，亦貶中國人為“支那人”，無異於響應日本侵華戰爭、連帶正面化“大東亞聖戰”。隨後新冠疫情爆發，親中的世衛組織主任譚德賽的留言板上被“黑鬼”之辱罵灌爆，當時以為是台灣人士留的，但台灣無此談吐。香港人迄今稱所有白人為“鬼”、黑人為“黑鬼”，平常不一定含歧視動機，乃是種族主義已融入日常用語裏脊、沒有替代詞可用，不用則阻塞談話。種族思維似已深埋在基因裡：港暴期間有揭穿暴亂背後有外國勢力者，謂中國終不免“與白種人一戰”。怎麼外人還是慈禧太后時代的“洋鬼子”呢？（那是義和團時代啊！港人則受殖民統治甘之如飴、事後無限戀殖，說得通嗎？）怎麼還是唐才常時代的“20世紀乃黃白大對決世紀”呢？是返祖現象(atavism)? 還是一百多年的共和國生命都白活了？這個“史外島”是活在與中國現代史平行的另一個元宇宙裡？似乎連川普之前由美國帶頭吹遍世界達半過世紀、反任何歧視的“政治正確”風也略過了這座時空裂縫（黑洞）裡的迷蹤島！

其例二：寄生於“中華民國”內之台獨政權，正致力消滅中華民國人，意圖以“南島語系”打造國族，將原先的“中華民國人”重新發明為“其餘人口”。怎麼把“普世價值”應用到族群撕裂上去了呢？還是當今之世真正“普世”的是種族主義—是普世流毒。台灣隨緣“普世化”，本來是同一人種文化、仍把它人為地、刻意地分裂為敵我。

其例三：川普第一任期間新冠肆虐，這位仇恨政治操弄聖手將其惡謔化為“中國病毒”、“功夫流感”，導致一萬多宗亞裔和太平洋裔在公共場所遇襲，拜登一上任，幾乎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禁絕“中國病毒”一詞，我當時以為華人會感激拜登，不料華人川粉打著燈籠照舊、尤其台港非美國籍的在地川粉。究其因：他們歷來視民主黨為“粉紅”，若將華人川粉穿越回20世紀二戰前，會倒向為反共而誕生的納粹黨，不與反共不力的英美陣營—後者至二戰期間果真成了蘇聯（以及各地共黨、包括中共）的同路人。

自從“中華民國”不再是一個“自由中國”之所寄，華人“反共”遂演變為“反中”：反共悍將們寄望於川普們與高市早苗們去滅亡“社會主義祖國”。於是，遂出現這樣的弔詭：本應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到了華人“左派”手裡變成了“大中國主義”；本應為“反共救國”，到頭來卻成為“反中-叛國-漢奸”的國際主義—蓋納粹的賣點超越國界，希特勒及其在21世紀的克隆在世界各地徒眾甚夥。今年7月22日，奧地利因河畔布勞瑙鎮（Braunau am Inn）將希特勒出生的房子以改建為警局之名、翻修得面目全非，以杜絕各地前來的朝聖。

世界左翼潮流的死對頭正是“法西斯國際”。當下，仇恨政治已死灰復燃成多國的主流，連“民主燈塔”的美國已是“民粹的標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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