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演“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

目前，中國的AI業和美國的AI業鹿死誰手未見分曉，但在軍武上“小米加步槍”的效應已露端倪。2024年馬斯克在他的X社群平台上轉發了一條視屏：珠海軍武展裡的中國無人機群佈陣，並罵F-35戰機的製造商是“白癡”，引來國防部和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反駁，指出F-35戰機有無法取代的功能。不同的東西自然有不同的功能，廢話！在我們常人的常識裡：是用久經訓練的賽車手駕駛藍寶基尼與遙控載有一枚手榴彈的玩具模型車對撞。

諷刺的是：美國在越戰時已開始用無人機、執行照相偵察任務，在世紀之交的反恐戰爭中已把它軍武化。然而，唯有待民用的中國大疆企業帶動世界無人機狂潮後，美國才趕緊打造無人機戰鬥群，搶佔世上首席。癥結仍在“高大上”的大國不會“沒出息地”往雕蟲小技上想，它必須炫耀世上最尖端、最有品牌、也最昂貴的精品，不如此則不能向軍武大企招標、亦招徠不了金融業的融資，打造成“高檔貨”方便傾銷世界軍武市場。

五角大廈制度性地招標昂貴的品牌軍工大廠，終於給它搶佔了世上無人機戰隊的首席，仍陷入單價極昂貴的陷阱，乃有最近向國會要求過兆元國防預算。相對美國大政府-大軍企-大金融的“軍工複合體”，中國則走“民用反哺軍用”或“軍民融合”路線，依賴深圳等地的全球最強電子工業供應鏈（晶片、馬達、電池），以極快的速度量產，在某幾項特定的戰術維度上甚至後來居上。自然，也朝“白菜價”的方向走。目前，若論“擁有並註冊的機隊總數”，美國第一，若論“生產與市場支配力”，中國已成絕對的壟斷者。

這裡幾乎有當年抗日根據地用初級的工業製造力打造武器的迴響。已經47年沒有實戰經驗的中國，竟成當代“小米加步槍”戰法從價格也替你規劃好的底盤總規劃師。烏俄戰爭4年，戰場上坦克幾近絕跡，俄國在21世紀複製當年德蘇戰爭的坦克大會戰證明是時代錯誤。如今雙方都用無人機，但在未能量產前，竟然將拍風景、投送婚禮禮物的商用大疆無人機改裝成殺器：無人機懸停在坦克正上方100公尺處，利用相機變焦精準捕抓坦克敞開艙蓋、發動機艙格柵時刻，直接將“定終身的禮物”精準空投中的。

如今，在烏俄戰場上出風頭的是在前線發揮最致命消耗作用的、花數百美元由大疆零件組裝的FPV自殺穿越機，而不是美國的3,000萬元的MQ-9穿越機，後者是機翼裝載自殺無人機，但自身中槍的話，被致命消耗的是己方而不是敵方。

五角大廈和洛克希德·馬丁的話也沒錯：F-35的作用不能替代。它不只是一個武器系統，也是一個金卡俱樂部。它的A、B、C三型出廠成本加配套都是一架售價破億，尤以C型唯航母俱樂部會員國方配使用，最昂貴。根據最新評估，整個F-35計畫在服役至2088年的生命週期內，總操作與維護成本將高達2.1兆美元，其中購買價只佔小部分，高昂的“養機費”才是無底洞。F-35A目前每飛行一小時需要燒掉34,000至42,000美元。這意味著飛行員僅進行一場90分鐘的常規訓練，就會花掉約5到6萬美元，相當於一般家庭的一年收入。

而且，洛克希德·馬丁大企牢牢掌控了核心技術與維修數據的專利。美國國防部甚至無法自行維修，必須完全依賴製造商，導致後勤報價居高不下。購買國不准擅自維修，必待公司技師親蒞，違規立即弔銷版權使用、變成禁用品。維修固有窺探商業機密之嫌，但作為客戶對買回來的商品總該有使用權吧？硬是沒有！它可被美方遙控報廢。一套自動化系統在每一次飛行結束，機上的感測器會自動將全機的故障碼、飛行數據、隱形塗層磨損狀況，透過衛星加密自動傳回美國洛克希德·馬丁總部的中央伺服器。購買國若與美國反目，甚至未經美國許可擅自出戰，總部即停止該國F-35的數位作戰資料庫與軟體授權，機身雖然還能離地滑行，但雷達會變成瞎子、武器無法解鎖、匿蹤電子戰系統無法運作，等同於一堆無用的廢鐵。

誰還願意出天價當冤大頭？偏偏近來行情還看漲，因為購買的不是硬體，而是其背後龐大的戰略利益：它是一張“數據鏈與盟友入場券”，F-35具備極強的多軍種數據融合(Sensor Fusion)能力。以色列、日本、韓國、澳洲、歐洲盟國買了F-35，就能在戰時直接與美軍的神盾艦、衛星和無人機群無縫連線、共享戰場資訊。不買F-35，就會被排除在美軍的核心作戰體系之外。（連戰術層次都在搞“壟斷資本主義”！） 

與其說是對買回來的商品可隨意使用的客戶，不如說是主子用黃金頸項和金鏈索控制了的一群名種獵犬。台灣想出高價仍購買不到這付金頸項和鏈索，被嫌夠不上名種嗎？(豈有此理，這類高端武器的晶片極大部分還是由台灣提供的！)。即使給了你這類神器，台海一旦爆發戰爭，它將在跑道上起飛時就被對岸鎖定炸毀，因此，其重要性不在戰力，乃在一張名種俱樂部會員的金卡。

F-35這種高檔匿蹤戰機竟然在伊朗內陸領空執行任務時匿不了蹤。伊方說擊落兩架，美方在5月份只承認有一架F-35A戰機“嚴重受損無法修復”。伊朗用的還是低成本的“地面砲火”！總的來說：伊朗發射的單架無人機成本僅需數萬美元，美國與以色列為了確保防空網不被擊穿，使用的攔截飛彈單枚成本往往高達數十萬至數百萬美元，更巨額還花費在朝伊朗發動攻擊的戰機和導彈上。不過，按Gemini AI 的計算：伊朗既長期被踢出國際資本市場且遭全面封鎖，其戰費支出佔自身“人均 GDP”的比例比美國高出 14% 到 92%，更是以色列的 39 到 371倍，絕對是一面倒地不利。

看來，美國的打法和中共一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人民戰爭”，我則從高處砸金磚下來、望把你砸死。美國的軍武仍按AI-金融共同體的壟斷資本套路，共組三位一體的“小院高牆”。但這個黃金峰頂的基座則是泥巴。

靠金融壟斷資本支撐製造業已空洞化的美國，好比一個撿飲擇食的身體只吃肉，除了造成體內三高之外，體內缺硫胺素、鎂、鈣、鐵、維生素C、碘和葉酸、膳食纖維。唯肉食還獨鍾豐厚油汁、專撿肥肉，那麼連銅、錳、硒、鉻、鉬、鈷全缺，離死期不遠（人體亦需稀土的！）。目前，美國造船能力在比例上大約只有中國的0.4%-0.5%，總產能大約僅有中國的0.004到0.005倍，如何維持七大洋的霸業？美國在稀土上更嚴重依賴中國，不只手機和軍武，甚至連前景美好的AI業也遲早面臨斷炊。

立場紊亂還是人格錯亂？

本文既云《比較無知學》，那麼文章扯到哪裡去了？上文略述當代世界史，對左派的沿革亦涉獵，方覺察一個獨派組織竟用中共最無法反駁的“反革命黑歷史”，去追問“你讓我們如何信得過？”作為統一談判的籌碼。然知曉20世紀革命史者不見得就是“左派”。因為《公開信》除了譴責中共，還包括對它的期許：

“中國若想成為真正受尊敬的大國，就應秉持‘王道’而非‘霸道’的精神，以平等、尊重與公義對待他國，而非效法美利堅合眾國那樣，成為沒有責任感、只知強取豪奪的西方新帝國主義。日本就是最沉痛的例子：美國親手為日本制定和平憲法，徹底解除其正常國防權利，使日本至今只能擁有自衛隊而非正規軍隊。這個國家被美國長期壓制主權，如今竟需仰賴具強烈意志的政治人物如高市早苗等挺身而出，試圖恢復國家正常地位。”

《公開信》站在國際左翼的“正統“立場，譴責中共背叛社會主義陣營之餘，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切入日本極右翼（高市早苗輩）的歷史敘事，將二戰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對懲罰日本的共識，扭曲為“美帝對日本主權的長期壓制與霸凌”。

這裡透露台獨不論左或右，與日本都結了不解的孽緣，成了該派的一個人格特質。彼輩再“依美謀獨”也好，對美國這位“恩人”之情愫只比感激拯救她的警官，但對施暴者卻懷有回味無窮的懷念和同理心！《公開信》的作者或許人微言輕，但賴清德亦發過台灣日治時代勝過國統時代的言論，還強調當年日本是為了“大東亞共榮”！美國說好說歹是當年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員，受害者“中華民國”也是。台獨算是何方物種呢？ 

“昨日之怒”

上述歷史全程亦為本人由少到老的人生，歷史融入自傳。我與《公開信》對談，發現它對此時段之知，往往超出我在美期間遇到的一些台港留學生“左派”，但後者“結構性的無知”卻是作為他們那種“左派”必需的，否則無以生成。

1970年美國將琉球群島的管理權交給日本，卻將台灣宜蘭縣的釣魚台列嶼亦包括在內。即使不犯地理錯誤、損人國土，此舉已是非法。首先，是二戰時反法西斯盟國在《開羅宣言》(1943)與《波茲坦公告》(1945)把戰敗後的日本疆土限制於其本土內之四島及領海內之小島，後寫入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非美國單方面可毀約、私相授受。美國把連宜蘭縣屬土這一串都“暫時託管”給日本，乃因戰前日本曾統治過琉球、戰後在反共的“第一島鏈”上，日本的實力大於台灣國府。

此舉導致北美留學的台生與港澳生串連，發動“保釣”示威，至1971年傳至台灣。台灣是事主，情況和今日大不同，起事的一代仍與大陸藕斷絲連，若是大陸背景者，還是童年時隨父母來台的，其民族記憶中還有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份悲壯。

“五四”在台灣（曾）是“文藝節”，雖經如此馴化處理，“五四”仍深植民族的集體記憶。在代間矛盾的激盪下（年輕人不再信任當權派的老人），被閹掉的家貓又恢復了野貓的兇性。中國歷史上的“五四運動”直接導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上承五四“民族救亡圖存”傳統，北美留學生的“保釣”也急遽向左轉，從“保釣”轉化為“回歸、認同”的“祖國統一運動”。

也和當年的“五四運動”一般，一部分人變色，必定造成運動的分裂。1971年底，馬英九等人也在台留學生間成立“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抵制敵人滲透愛國運動。問題是：國府乃美國的附庸、日本則是反共盟友，你無從責成它去保衛已被美國慷他人之慨予日本的國土，想不對號入座為“國賊”也很難。當時國府所處的尷尬位置彷如今日民進黨政權面臨日本與菲律賓瓜分台灣的經濟水域，都是“喪權辱國”為了加強盟邦對自己的保護。所不同者：當年的國府還不至喪盡底線至“樂觀其成”。

“保釣”重演“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時刻，情況急轉直下。1971年10月，中國大陸在“第三世界”眾代表的簇擁下，取代了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替美國找了下台階。在此之前，季辛格已秘密赴北京，替尼克森翌年訪華鋪路。試問美國若與一個不為世所承認的國家發表聯合聲明，會如何尷尬？同時，它免了由美國將北京邀入聯合國，讓它的雙簧戲繼續演下去，作態試圖在聯合國大會中保留台灣席位。搞“兩個中國”直接違背“上海公報”，但可安撫國內的右派和美國其他盟國。北京方面不急、讓它一路演去，耐心等待美方把與國府斷交拖至卡特總統任內（1979年1月1日）。

尼克森訪問北京在1972年2月，把與台灣國府斷交延至卡特任內的1979。同在1972年9月，“恐錯過公共汽車”的日本，由首相田中角榮訪大陸，立即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日相表現得如此“亟”、甚至主動問中方是否要談釣魚台問題，周恩來大可乘勢討回釣魚台，不料卻將場合限制在“復交”，釣魚台問題容後再議。“革命外交”可不是由海外華人激進運動牽著鼻子走的！

日本可鬆了一口氣，它自然不敢將美國托它治理的島嶼隨手給北京、原佔領者美國與大陸迄未建交。大陸即使硬要回來，難道把列嶼交還給它不承認的“中華民國”不成？若由大陸接管，無異直接佔領“第一島鏈”的一節—即使在海軍實力已趕上美國的今日，仍避免這般強烈度的挑釁。

至此，“保釣”頓成泡沫，而由譴責國府轉寄望大陸去“保釣”的行動則徹底破產。但此時“釣運”已轉化為“統運”。在集體記憶中仍傷感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的人來說，不可能再與一個“棄國”認同，必然轉向效忠為舉世名正言順捧“入常”的“大國”—尤其連美國都得討好的“祖國”。 

無根之花

從右派的角度看：“統運”是“左派”無疑。但標籤不等於“本質”，答案不宜簡單化為是與否，必須放入當時整個左翼生態環境中判斷。換而言之，必須歷史地處理。

我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一直維持至今），自然可歸入“左派”，但對湯因比和佛洛伊德同等感興趣。當我這個三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者與這些“統派”革命同志談時，卻發現他們非右非“馬”。亦不能說他們非“左”，因為彼等的口徑是與國內“兩報一刊”一致的，例如：“三個世界劃分論”以及周恩來的“革命外交”，也有四人幫的“無產階級專政底下繼續革命”的論述。

這些論述其實互相矛盾，上面分析喜樂島的《公開信》，已指出它揭發中共的“反革命黑歷史”，其中沒說詳細的是“革命外交”其實是聯美制蘇，出賣智利的人民革命和非南的民族解放戰爭。但以此譴責統運革命同志是失諸過苛，因為這是當年毛派（毛澤東主義者）的總路線—全世界的毛派皆被導引至視蘇聯這個“社會帝國主義”是比美帝更大的反動派。

所不同的是：全世界的毛派論述是當時新左派對“世界革命”論戰的一部分，而1970年代的北美留學生毛派則是民族主義或“大國自嗨症”，因自身左翼思想內核的薄弱，甚至有墮落為“大國沙文主義”的潛能（詳下）。 

這裡又扯出另兩個時代現象。其一為戰後嬰兒潮，乃史上罕見龐大的一個同代群。他們人多勢眾，經由代間斷裂—即“叛逆”上一代—打造鮮明的自身認同。在他們眼中，老一輩代表“偽善的建制”，代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向歧視。他們亦針對宗教（基督教）蒙昧主義與禁慾主義。這個腐朽的舊社會將由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淨化成新社會。 

與嬰兒潮匯流的是另一股時代潮流：戰後”新左派”的冒現。彼等繼續馬列主義的反資反帝傳統，同時否定已成為極權主義的蘇聯集團，及其在西歐和日本由老人領導、已成建制的在野共黨。泛義的“新左派”不似老左派，不喜他們的黨組織和教條主義，也多種多樣。反建制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向以托派為大宗，一直都吸引新生代，1960年代後加入了奉革命的古巴與文革的中國為“革命聖地”的宗派，此外就是如葛蘭西、盧卡奇、法蘭福克學派等各色新馬克思主義。

世界各地的新左派在1960年代的“反越戰”中已聚焦，台港激進份子與父輩代間斷裂有待1970年的“保釣”，雖同為“戰後嬰兒潮一代”，卻比別人大了小半輩，是從研究生年齡起步。“反越戰”者不完全是左派，亦有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對左派來說則是一種國際主義的覺醒。我赴美留學時越戰還剩下4年，也參與了校園的反戰示威，從未遇見“保釣”或“統運”的同志，不只沒有左傾的，連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也沒有。

發達國家的子弟視本國為帝國主義、父輩是共犯，勢必反對“愛國主義”（支持本國侵略越南不成！），唾之為納粹。台灣“嬰兒潮”的一代，與父輩斷裂是控訴其一派謊言、蒙蔽了“真正中國”的所在，這個新認識的中國恰好是一個革命政權，卻無改這些粉絲其實是滿足了自身的民族主義，毫無國際主義精神可言。我與在校園中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本地）的激進學生交往，覺得共同語言比這些“同胞”多些。

上述不免將“昨日之怒”簡單化，有偏重其缺失之嫌。“保釣”基本教義派其實一直存在至今，1990年代仍有一位香港人為此喪生於釣魚台水域。運動激進化後，不乏人只欠一份博士論文，就放棄學位，把運動生涯化，也有人至唐人街從事底層運動。但主流是赴上國深造、謀高職、永久居留。這無可厚非，乃家族期待的人生道路，如今回顧昨日，為衝冠一怒自毀前程者多不值！但身處當時，卻出現一條自欺欺人、美其名曰“專業革命”的路線，乃校園運動在畢業後的“進階”：學業有成、在美就高職，繼續學生時代的“心懷祖國”、無縫接軌。列寧的“專業革命”可是另一回事：專職做地下工作，表面上從事各行各業都是身分掩護。

名校學位、入大企、遷入白人郊區，途徑與從不經歷與老一輩代間斷裂、從未偏離人生“正軌”的“乖寶寶”同。與後者一般，榮遷白人郊區，將從這個郊區的角度看弱勢族群、黑人貧民窟、墨西哥裔、非法移民。自詡“左派”，只及愛國、毫無國際主義意識、無視當時的“第三世界”的去殖反帝運動—這般的“結構性的無知”正是這般“左派”所需的心理架設。

這裡透露缺乏法國大革命史、19世界歐洲革命史、十月革命史、國際共運史、世界反帝反殖鬥爭、民族解放運動一脈傳承的知識背景和同情。其實辛亥革命亦是其中一個環節，不過台港的教育有異於大陸的教育、把它當作孤立事件而已。

海外華人“左派”亦缺乏同代新左派的國際主義覺悟、嬰兒潮一代破舊立新的豪情。這樣的左派是“無根之花”，雖然主觀上不一定是牆頭草。他們變成“左派”是碰巧認同的祖國是“左”的。萬一是右的呢？1930年代納粹德國崛起，在美國就有德僑也穿上褐色的衝鋒隊制服、臂纏納粹卍字帶，聚眾舉旗擊鼓在大街上遊行。

左與右“本是同根生”

這種顧慮至今猶存。當年“統運”的主流正是今日“統運”的預演，但今日該少受先驅所受的譴責，因為中國自身已放棄“左”的路線，其號召力在“大國崛起”。而今日的“統派”有比當年更迫切（無退路）的認同危機：寄生蟹政權正在“中華民國”這個殼內消滅中華民國人、把他們淪為“其餘人口”。

當然，今日的“國族認同”多了一重歷史透視，已更清楚地認識中國的崛起不同歐、美、俄、日般，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蠶食、鯨吞、直接侵略他國那樣的“崛起”，而是從他們的枷鎖底下解脫、憑自己的奮鬥地“崛起”。但對循此道路“崛起”不熟悉、不理解（甚至輕蔑）的人來說、對萬事萬物皆以美國為窠臼的人來說，“大國崛起”該是美利堅樣的。 

的確，當前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與“使美國再度偉大”甚至普京用軍事行動執行的“復興俄國”有什差別？確有差之毫釐之別！若北京的口號一旦“稍微地”調整為“中國第一”，那就朝川普的“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或納粹德國的“德意志凌駕一切之上”(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方向滑落。

假想習近平體制被一場“民主革命”推翻，經全民普選選出了一個“中國的川普”，民粹將不耐煩台灣問題久懸不決，將向俄國討回前清割讓的所有領土；對日本施行民族復仇打擊；更索性把東南亞淪降為美國的拉美、以彰顯“大國”地位；為保障區域霸權，如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般衝出太平洋與美國殊死一戰。聒噪的台式“青鳥”亦將突變成嚎哮的史前巨鳥群。

從境外反中份子仍不安好心地（卻符合他們IQ地）揶揄北京為何不從俄國處收復失土，可看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者少，情愫低級的大國沙文主義者、不識大體的夜郎症病患居多。全民普選的話該是這類水平當道。連美國和日本的選舉政治（若這就是民主）都將這類貨色推上國家領導人地位。美國能、日本能，中國有何不能？搞仇恨政治最容易—無需用腦（還必須避腦），塞給人們一個仇恨對象、再添一份自大妄想，即搞掂。

到時，“統派”有認知力辨別左右否？還計較“祖國”是用哪種程式“大國崛起”的？上述的膨脹不是令人很爽嗎？確實，19世紀末，英國人約翰·西利（Sir John Seeley）寫了《大不列顛膨脹論》（1883）。日本東施效顰，政論家德富蘇峰亦寫作《大日本膨脹論》（1890）。快莫大於洗淨自身的百年自卑感（這的確與“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扯不上八輩子關係）。

左翼思想在台港乃無根之花，因土壤是泛右的，左翼種籽無異播種於石地。這兩張冷戰惡夢未醒之地舖歷來是生成“反共”荊棘的溫床。真正露出馬腳的是打著“民主自由”旗幟者仍可還原其極右的底色。

其例一：2019-2020的港暴自詡為“民主自由”而戰，實質上乃仇恨動員，虐稱大陸同胞為“蝗蟲”，乃納粹黨妖魔化猶太人為“害蟲”的翻版；為了把自身“去中”，亦貶中國人為“支那人”，無異於響應日本侵華戰爭、連帶正面化“大東亞聖戰”。隨後新冠疫情爆發，親中的世衛組織主任譚德賽的留言板上被“黑鬼”之辱罵灌爆，當時以為是台灣人士留的，但台灣無此談吐。香港人迄今稱所有白人為“鬼”、黑人為“黑鬼”，平常不一定含歧視動機，乃是種族主義已融入日常用語裏脊、沒有替代詞可用，不用則阻塞談話。種族思維似已深埋在基因裡：港暴期間有揭穿暴亂背後有外國勢力者，謂中國終不免“與白種人一戰”。怎麼外人還是慈禧太后時代的“洋鬼子”呢？（那是義和團時代啊！港人則受殖民統治甘之如飴、事後無限戀殖，說得通嗎？）怎麼還是唐才常時代的“20世紀乃黃白大對決世紀”呢？是返祖現象(atavism)? 還是一百多年的共和國生命都白活了？這個“史外島”是活在與中國現代史平行的另一個元宇宙裡？似乎連川普之前由美國帶頭吹遍世界達半過世紀、反任何歧視的“政治正確”風也略過了這座時空裂縫（黑洞）裡的迷蹤島！

其例二：寄生於“中華民國”內之台獨政權，正致力消滅中華民國人，意圖以“南島語系”打造國族，將原先的“中華民國人”重新發明為“其餘人口”。怎麼把“普世價值”應用到族群撕裂上去了呢？還是當今之世真正“普世”的是種族主義—是普世流毒。台灣隨緣“普世化”，本來是同一人種文化、仍把它人為地、刻意地分裂為敵我。

其例三：川普第一任期間新冠肆虐，這位仇恨政治操弄聖手將其惡謔化為“中國病毒”、“功夫流感”，導致一萬多宗亞裔和太平洋裔在公共場所遇襲，拜登一上任，幾乎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禁絕“中國病毒”一詞，我當時以為華人會感激拜登，不料華人川粉打著燈籠照舊、尤其台港非美國籍的在地川粉。究其因：他們歷來視民主黨為“粉紅”，若將華人川粉穿越回20世紀二戰前，會倒向為反共而誕生的納粹黨，不與反共不力的英美陣營—後者至二戰期間果真成了蘇聯（以及各地共黨、包括中共）的同路人。

自從“中華民國”不再是一個“自由中國”之所寄，華人“反共”遂演變為“反中”：反共悍將們寄望於川普們與高市早苗們去滅亡“社會主義祖國”。於是，遂出現這樣的弔詭：本應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到了華人“左派”手裡變成了“大中國主義”；本應為“反共救國”，到頭來卻成為“反中-叛國-漢奸”的國際主義—蓋納粹的賣點超越國界，希特勒及其在21世紀的克隆在世界各地徒眾甚夥。今年7月22日，奧地利因河畔布勞瑙鎮（Braunau am Inn）將希特勒出生的房子以改建為警局之名、翻修得面目全非，以杜絕各地前來的朝聖。

世界左翼潮流的死對頭正是“法西斯國際”。當下，仇恨政治已死灰復燃成多國的主流，連“民主燈塔”的美國已是“民粹的標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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