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在這裡向大家介紹一個在200多年的時間裡，影響了數以萬計海外華人移民生活的機構「批局」的整體歷史概況。眾所周知，來自中國南部省份的閩粵華僑經常會給他們的家人匯款，但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在匯款的同時他們也會附上家信。這是他們向國內的親屬展示自己在國外的情形，同時也了解國內家裡情況最為普遍的做法。雖然早期有關華僑的研究中提到了這一情況，但當時並沒有研究機構嘗試收集這些現在被稱為「僑批」的資料，僑批這種涵蓋海外華僑及其與中國聯繫的主要社會數據來源長期以來一直被忽視。然而，近年來，廣東、福建兩省的地方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粵東潮汕僑鄉和珠江三角洲以西，江門-五邑等地對此尤為重視。我開始遇到一些學者，他們正在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僑批，亦開始在中國和國際會議上介紹他們的調查結果，以強調這些隨匯款而來的信件如何在偏遠村莊影響社會、經濟和文化變化的非凡故事，而這些偏遠村莊本來就與席捲全國的現代化浪潮相隔絕。

班國瑞與劉宏兩人查閱了迄今為止所出版的有關僑批的藏書和中文資料，並重新分析了它們在華人移民史上的重要意義，這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視角。該研究顯示了匯款系統在多大程度上幫助當地社會和經濟的關鍵領域實現了現代化。他們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即「僑批」和「批局」與當地文化價值體系緊密相連，雖然該制度利用現代銀行與郵政服務技術的進步幫助其發展，但它們仍舊根植於中國傳統的模式。作者透過這些論述，闡明了中國適應性的關鍵特徵，即利用最新的交通和傳輸方式的同時並不喪失本土特色優勢。

在我的前半生中，「僑批」文化依舊存在。這部著作喚起了人們對僑批貿易中仍與華僑生活相關部分的記憶。在1930年代的成長過程中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僑批」還存在著，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新政府的政策改變，僑批貿易開始逐漸消失。僑批貿易面對重大的政治和經濟變革時所展現出的彈性令我震驚。

關於“僑批”，我清楚的記憶來自20世紀30年代末，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我記得在我的家鄉怡保（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一群群代寫信件的人坐在樹下，用粵語和顧客溝通，幫他們代寫匯款憑證和家信內容。我家來自中國的另一個地區，我的母親每月透過當地銀行匯錢回家，並自己寫信。我從中得到的啟發是，我必須學會閱讀和寫作，這樣我就永遠不必依賴別人來為我寫作。

在抗戰期間，僑批業者推動愛國集會，籌集大量捐款用以支援重慶國民政府。在我的印像中，資金是透過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寄送的。我記得有一天我母親告訴我父親，她的朋友們懷疑其中一些錢落入了不負責任的官員手中，那些官員並沒有對他們收到的款項作出說明。母親的朋友認為，為大眾服務的「僑批」機構比中國官員更值得信賴。

許多年後，我在馬來亞大學讀書時，匯款這個主題出現在我的經濟學課程。 1951年，托馬斯·西爾科克(Thomas Silcock)教授開始為我們講授東南亞華人企業家的課程，提及僑匯對中國華南發展的貢獻。我們看到的是基於中國政府所使用的官方數據所得出的估計值。西爾科克教授著重介紹了華人在滿足實際需求方面的創造力，以及他們如何設計出一套獨特的行之有效的體系。我已經記不起他對華人使用的方法了解多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掩飾地欽佩中國人如何在任何他們能看到利潤的地方都展開競爭，以及中國人如何經常遭受他所說的「過度的企業家精神」的指責。回過頭來看，我注意到當時還沒有提到家書，而家書是最能體現維持華人處事方式及其文化根源的載體。

當我在1960年代開始研究東南亞華人時，沒有人提到“僑批”，在現存的文獻中也只有幾處提及。在我之前的認知裡，匯款是透過普通郵件或銀行寄出的。直到我讀了這本書，我才了解到，這個僑批系統的某些部分當時仍在運行，並且每當中國大陸與海外的溝通被切斷或者當新的障礙出現致使他們的聯繫變得低效或不可靠時，這一系統繼續提供寶貴的“後備”職能。

我於1970年代造訪廈門大學時，意識到「僑批」制度對僑鄉生活的重要性。林金枝教授對我講述了他和他的同事們在20世紀50年代為大學收集的“僑批”，以及這些“僑批”信件是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丟失或損毀的故事。他強調這些信件對閩南僑眷家庭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及他對收藏的「僑批」目前已經蕩然無存的深感遺憾。

中國改革開放後，對於僑鄉的研究熱度日益增長。到了1990年代，廣州的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學者藉助當地圖書館收集的“僑刊”，讓人們注意到匯款與附帶書信之間的聯繫。當我在1996年來到新加坡的時候，我聽到了從事潮州與客家社群研究的同事們滔滔不絕地談論「僑批」制度，也了解到了在江門-五邑粵語區系統收集僑鄉書信的工作開展情況。

但是，自「僑批」貿易產生到一個多世紀的擴張和調適，到它在幾十年前被逐步淘汰為止，仍然缺少對僑批歷史的系統研究成果。班國瑞與劉宏兩人的潛心研究有效地填補了這部分的遺漏。他們仔細分析了最新的收藏資料和僑鄉學者的成果，他們的研究不僅描繪了華南「僑批」現象的全貌及其與慈善事業的微妙聯繫，還提供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移民經歷的啟發性比較。這是我們第一次從全球視角來看待「僑批」體系，並意識到它的不同尋常之處。此外，兩位作者向我們展示了，目前對華人機構體系的研究忽略了確保其彈性和有效性的深層文化根源，使得研究陷入困頓，這一點或許是最值得引起我們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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