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adness of Being the 'Last Man'

法蘭西斯·福山長期以來被視為一個天真的「勝利主義者」。如今，他希望澄清事實，以正視聽。

2026年9月9日

法蘭西斯·福山從未承諾過我們會幸福。

平心而論，許多讀者確實產生了誤解，畢竟他在1992年出版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確實流露出一絲烏托邦的氣息。書中高調宣揚冷戰後的世界：自由民主制已戰勝所有競爭性的政治體制，所有人都能愜意地躺在買得起的躺椅上，舉杯慶祝一切衝突與鬥爭的終結。他說，至今每週仍有「好幾個」人問他這個倒楣蛋，是否想把那本書「撤回」。然而，福山如今堅稱，如果你真的讀了最後一頁——確切地說是最後五個章節——你就不會期待什麼歲月靜好。他在催生該書的那篇原始論文中，早已給出了更為冷峻的預測：“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極其悲哀的時代。”

福山出版了最新回憶錄《末人之境》（In the Realm of the Last Man），希望能洗刷掉他顯然無法忍受的刻板印象。他不是一個天真盲目的樂觀派，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所謂“歷史的終結”，確實意味著我們抵達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他至今依然這麼認為。但成為「最後一人」、棲居於這個終局之中，始終被描繪為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福山借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陰鬱思想中的概念：「末人」指的是那些無聊到麻木的人，他們生活在一個毫無值得為之冒生命危險之物的社會裡。

在早期著作中作為驚人「事後反思」出現的觀點，如今在福山心中已佔據了核心位置。他撰寫《歷史的終結》時，正值美國「勝利主義」的高潮，柏林圍牆剛化為廢墟。但過去三十年來發生的事件——9·11恐怖攻擊、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唐納德·川普的崛起——卻講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福山對此心知肚明。他的防衛心理使他無法完全承認，自己不得不從過去那種盲目樂觀的立場後退多遠；但在談及自由民主制這個所謂的「幸福終局」時，他的語調已變得陰鬱得多。現在它聽起來就像一條深夜里路燈壞掉的可怕死胡同，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不安的緊張感，似乎再也無路可走。

作為一本純粹的回憶錄，我必須說，這本書令人失望。福山在大約第60頁就對自己的人生故事失去了興趣。那些有趣且能揭示真相的軼事都集中在了開頭。例如，作為一名年輕的外交政策分析師，他在中情局（CIA）的測謊測試中屢屢失敗，因為一個關於「是否曾與男性發生過性關係」的問題讓他徹底慌了神（他急忙向我們澄清，他並沒有）。他寫到了自己的父親──一位社會學家和堅定的自由派人士。父親從未停止因為福山曾經保守的政治立場而刁難他（畢竟他曾為羅納德·雷根和蘭德公司工作過），並指責他是被他人「洗腦」了。當這些更私密的洞見逐漸減少時，福山的個人背景與其思想演變之間的因果聯繫也隨之淡化。他的祖父母是日本移民，二戰期間被關進拘留營。但這只是一筆帶過，不禁讓我好奇：他們說的故事，是否讓他對多元社會的脆弱性更敏感？

書中確實有幾章講到他是一個毫無歉意的“機械迷”，一個熱愛木工、還能從零開始組裝電腦的愛好者。然而，福山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總結驅動其工作的思想，相當於出了一張「思想精選集」。這一系列不斷演變的概念，有助於釐清《歷史的終結》中那種盛氣凌人的自信是如何從他的作品中逐漸消散的。伊拉克戰爭及其隨後的長期混亂是一個轉捩點。福山與那些曾塑造他職業生涯的新保守主義朋友和導師們決裂了。他1979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評論》（Commentary）雜誌上，他曾將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尊為“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之一”。但在2003年那場戰爭打響後，他不再與他們交談。他甚至發現自己與保守派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同乘電梯時，經歷了一段格外尷尬的沉默。

到了2000年代末，福山開始稱自己為「現實的威爾遜主義者」。他仍然對民主抱持理想主義，但他明白，民主本身並不是某種可以隨意撒在任何國家的「仙女粉塵」；如果沒有製度和強大的國家機器來保障法治，民主就毫無意義。他過去二十年的工作一直在論證這一點——尤其是他的兩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系列。他在回憶錄中回顧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死胡同時寫道：「建立一個現代、有效的國家，比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要困難得多。」在那些不那麼吸引眼球的章節中，他極力推崇非人格化官僚體系的價值，認為這是良好運轉的政體所必需的，這有別於那種領導人將職位分給親信並藉此部門的囊體。

福山堅稱，自由民主制不會被推翻──主要是因為沒人能想出更好的點子。面對全球反自由主義運動的興起，政治光譜上的許多人將矛頭指向了自由主義本身，將其視為一個破敗不堪、應當拆至承重牆的體制。但在福山看來，每一種替代願景要不是早已被證偽，就是會導致一個更糟糕的世界。他認為，自由主義的終極價值在於，它比其他任何框架都能更好地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儘管它仍有許多需要微調的地方）。

他解釋道，定義我們的是「thymos」（血氣/精神），即對獲得認可的渴望。幾乎就像我們需要食物來維持生命一樣，我們也要求自己的價值得到承認。我們渴望尊重。而這種渴望只有在人人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社會中才能充分實現。儘管「破事」（stuff，福山的原話）依然會發生，但自18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一種至少有可能滿足每個人「血氣」的政治體制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到達了終點。句號。

但問題在於：這裡實在太無聊了。儘管我們渴望獲得認可所帶來的自主與尊嚴，但我們同樣被最初獲得這種認可時所伴隨的風險與鬥爭所吸引。自由民主制如今滿足了「血氣」的渴望，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不再渴望有值得為之赴死的東西。正如福山在回憶錄中所解釋的：「基於平等認可的自由秩序所帶來的和平與繁榮，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夠的。他們不想僅僅被承認為地球上與其他所有人平等的個體。」我們的視野被「扁平化」了，這讓我們變得焦躁不安、充滿憤怒。

這很悲哀。想到我們無力安然享受自由民主制的果實，無力進行漸進式的改良以使其為最廣大人群更好地運轉，實在令人沮喪。相反，正如福山在最初的論文中所言，我們“為了鬥爭而鬥爭”，因為我們“無法想像生活在一個沒有鬥爭的世界”。最終，這意味著我們將矛頭指向了自由民主製本身——編造陰謀論來煽動怒火，美化致命的前現代實踐與價值觀——這正是福山對過去十年民粹主義和反民主叛亂的理解。

如果這些觀點沒有嚴肅的解釋力，聽起來或許會顯得憤世嫉俗。以他對大學校園內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批評為例。福山沒有無視加薩地帶真實的死亡與破壞，但他表示，這些學生基本上是因為無聊：「他們想要的是從那種穩定卻毫無英雄氣概的、拼命考入這些大學的生活節奏中抽離出來，去體驗危險與風險，去追求一個他們過去生活中從未佔據重要地位的正義事業。

福山想說那句「我早就告訴過你們」。在這些層面上，他的書確實提醒了我們，他確實說過。但這幾乎提供不了什麼安慰。他所指出的，是一個屬於人類自身的問題：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只有一瞬的眨眼之差。我們得到了我們一直想要的東西，但這還不夠，也永遠不會夠。 「我們擁有更公平分配資源的手段，也應該著手去做，」這位永遠清醒的分析家福山寫道，「我們缺乏的，是分配尊重的方式。」那種對認可的渴望永遠不會被滿足，而這一事實，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才是最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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