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必須在育兒、教育、房屋等方面搭建完整平台，讓下一代在此扎根，否則香港終究只是借來的地方。

香港的生育率早已不是新聞，卻一直是警報。二零二三年總和生育率跌至約零點八，遠低於二點一的更替水平，幾乎全球最低。政府去年向每名新生兒派發現金獎勵，引發熱議。有評論者一針見血指出，單靠派錢無法扭轉生育率，香港必須設定明確目標，並在育兒、教育、房屋、社區規劃上搭建完整平台。生育率不是一道算術題，而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體溫計，反映市民對未來的信心與歸屬感。

這一提醒點出了香港政策的碎片化。過去數年，政府推出過幼兒中心名額、學費減免、稅務寬減等措施，卻始終缺乏整體目標和跨部門協調。生育是一個家庭對教育、住房、職場、社區、醫療的綜合評估，若只停留在「派糖」，而不搭建讓人敢生、能養、可育的平台，再多的津貼也像在沙漠中灑水，轉眼蒸發。

東京和新加坡提供了參照。東京都近年面對超低生育率，沒有單靠現金補貼，而是推動系統性改革，其總和生育率跌勢已明顯收斂，部分年份更輕微回升。東京大幅增加認可保育園數量，設立社區育兒支援中心；企業層面推行「家庭友好認證」，鼓勵男性放育兒假；居住上推出家庭友善住宅，優先租售給有孩家庭；教育上推動公立學校均質化，減少擇校焦慮。

新加坡的做法更具參考價值，最近公布的鼓勵生育措施絕非簡單派糖，而是從嬰兒出生到中學畢業建立一整條政府保障鏈。嬰兒花紅雖屬現金，但更關鍵的是：大幅提升父母稅務減免，延長有薪育兒假，強制父親陪產假；托兒津貼按家庭收入分級；學前中心數量持續增加，政府目標讓所有兒童享有可負擔學前教育；小學及中學階段提供課後托管和課業支援，減輕雙職家長壓力。房屋政策更是核心一環：有孩家庭購買組屋可獲額外抽籤機會和優先選購權，縮短輪候時間，讓年輕夫婦不必因「無樓」而拖延生育。新加坡的整套制度將生育嵌入房屋、稅務、就業與教育體系，使生兒育女成為可預期的公共服務，而非個別家庭的私人冒險。

中國內地城市也在探索，深圳、杭州、成都等推出育兒補貼、延長產假、增加普惠托育學位，多孩家庭購房、車牌、稅收有優惠。深圳作為年輕移民城市，出生人口規模在一線城市中相對靠前；育兒補貼和托育擴容後，部分區域出生人數一度止跌回升。杭州通過教育均衡化改革，減少學區房炒作。這些做法顯示一種共識：生育率不是計生指標，而是城市治理能力的綜合體現。

反觀香港，問題不在缺乏政策，而在缺乏整合與目標。樓價全球最難負擔，公屋平均輪候逾五年，年輕夫婦蝸居，生育意味著空間擠壓。教育競爭由幼稚園已開始，家長為面試補習疲於奔命，精英教育體制令生育變成高風險投資。托育服務不足，雙職家庭難以兼顧。社區規劃以商業和交通優先，兒童遊樂空間匱乏。外來人才來港，面對住房、教育、語言壁壘，往往只把香港當跳板。所謂「平台」正是要害：香港沒有為生育提供完整支撐系統，無法改變家庭的焦慮。

要提升生育率，香港必須有具體目標。政府應明確提出在未來十年將總和生育率從零點八提升至一點三，並以此倒推各項配套。建立「育兒平台」：從懷孕檢查、產後護理、托育、學前教育到中小學課後支援，形成一站式服務。

教育體制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現行學券制將學前教育責任推向市場，托兒服務零散且質素參差，家長只能自生自滅。香港應將托兒及幼兒教育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政府直接資助或營運，而非只發學券。可參考新加坡模式，按家庭收入分級補貼托兒費用，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可負擔的學前服務；同時增加全日制課後托管，讓家長不必為補習和擇校耗盡心力。中小學階段應推動公立學校優質均衡，減少名校效應，提升職業教育地位，讓不同稟賦的孩子都有出路。生育率與教育公平密切相關：當家長相信孩子無論在哪所學校都能獲得基本質量的教育，生育意願才會上升。教育體系要有一個正常角色，就是讓每個孩子得到基本照顧和培養，而不是製造恐慌與篩選。

房屋政策是生育平台的地基。香港應推出「家庭優先」房屋政策：公屋、居屋等均給予有孩家庭額外加分或優先選樓；租務管制保障家庭租客穩定；研究租購同權，讓租住私樓家庭也能享有當區入學權利，減少被迫買樓壓力。社區規劃以育兒友好為原則：新建社區須有托兒所、學校、遊樂場、親子空間等，步行可達；舊區改造時增設兒童設施。

外來人才落地生根是另一關鍵，香港常標榜國際都會，但若人才只是來工作幾年便離開，香港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要留住人才，須讓他們看見在此成家立業的可能。可參考獅城，為合資格人才提供育兒津貼、子女入學支援、住房優惠，並享有與本地家庭同等的育兒公共服務，而非被排除在安全網之外。

生育率提升非一朝一夕，政府能做的是搭建平台、降低門檻、提供確定性。東京、新加坡和內地城市的經驗表明，當城市把育兒當作公共責任，家庭才敢把生育當作私人選擇。香港需要一個有目標、有系統、有溫度的生育支持體系，唯有讓下一代在此扎根，香港才有真正的未來，而非永遠只是一個借來的地方。